田先生的文章和他說話一樣，有著嚴謹的邏輯思維，一環套一環，層層展開。

        12月25日，田余慶先生以九十高齡去世。在八寶山的靈堂里，他安詳地躺在那里，留給我們的，是值得珍惜的許多回憶……

        我不是田先生指導的學生，但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起，有機會受到他的種種教誨和多方關照。回想起來，他在我心目中，既是一位嚴格的老師，時常鞭策我們求學上進；又是一個和藹可親的長者，幫助愛護我們在人生道路上穩步成長。

        說田先生是一位嚴格的老師，有一件小事我一直記憶猶新。1983年我的導師張廣達先生給我找到一個機會，在我研究生學業的最后一年里，去荷蘭萊頓大學漢學研究院，跟從許理和教授學習一段時間，同時收集我的碩士論文資料。作為一個在讀碩士，當時辦理出國手續很不順利，斷斷續續拖了一年。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我終于得到教育部相關部門的批準。一得到消息，我就趕緊去辦各種手續。我向時任系主任的田先生提交了一份簡短的申請，田先生拿起來看了一眼，一句話沒說，拿起一支筆，把中間的一個字圈了一個圈，退回給我。我睜眼一看，原來匆忙之中，把“赴荷蘭萊頓大學進修”，寫成了“趕荷蘭……”。我看著田先生的表情，不敢以這是簡單的筆誤而做任何解釋，只能說是自己中小學沒有打好堅實的基本功，在關鍵時刻就會出毛病。這件小事，讓我一直牢記在心，田先生的嚴肅面容，督促著我在此后的治學道路上，不敢忽視任何一個字，不敢亂說一句話。

        其實，我覺得，田先生的嚴格不僅表現在對學生的要求上，更多地表現在嚴于律己。1985年我畢業留校，在歷史系和中古史中心任教，同時協助老師們做些雜事。我記得第一件主要的工作，就是幫中心主任鄧廣銘先生編輯《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當時，由我來跑腿到各位先生家送校樣、再取回來，同時擔任校對工作。這個工作，讓我領略了不同學者的不同治學風格，而田先生給我的印象就是，一篇看上去相當完善的《北府兵始末》，他每次校樣都反復修訂。這篇文章我校讀過數遍，是對我此后的研究和寫作影響非常大的一篇史學論文。

        田先生的學術研究，一向是我們年輕人的學習榜樣，他的名著《東晉門閥政治》，我們在上研究生的時候，聽過一學期相關內容的課。就像周一良先生說聽陳寅恪先生課的感覺，“就如看了一場著名武生楊小樓的拿手好戲，感到異常‘過癮’”。但田先生那時候身體不好，有時講話中一口氣上不來，卻又呼之欲出，我們都屏住呼吸，靜候下文，而他無論如何都會把這句話說完，因為這樣才算是一個完整的段落。田先生的文章和他說話一樣，有著嚴謹的邏輯思維，一環套一環，層層展開。我們讀他的著作，也有同樣的體驗，就是一段開始，就不能釋手，非要一口氣看完不可。因為我對《北府兵始末》和《東晉門閥政治》從文筆到內容都至為佩服，所以現在給研究生上“學術規范與論文寫作”課的時候，我推薦給學生的范文，就是田先生的這兩種論著，因為它們邏輯性強，且篇章合理，文字凝練。我覺得前者可以作為碩士論文安排篇章結構的參考，后者可以作為博士論文模擬追求的典范。

        田先生的著作以嚴謹著稱，他的《東晉門閥政治》《秦漢魏晉史探微》《拓跋史探》等等，無不如此。但田先生不滿足于自己已經有的成績，仍然不斷修訂自己的作品。他大概覺得我比較注意海外漢學的成果，所以一次在他改訂完一部著作時，特別和我說：他讓學生查閱了我們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圖書館相關的外文圖書，把和他論文相關的著作都拿來翻閱過了，包括我最近給中心的Scott Pearce、Audrey Spiro和Patricia Ebrey編的Culture and Power in the Reconstitution of the Chinese Realm, 200-600一書，因為沒有什么特別要提到的，所以也就沒有提這些論著。這樣一件小事，也可以看得出田先生治學的嚴謹和認真。

        田先生以長者風范，每出一書，都送我一冊，修訂本也是如此。我翻開手邊的《秦漢魏晉史探微》重訂本，上面題寫著：“舊著重訂，聊作紀念。新江教授惠存。”在這本書的《重訂本跋》中，田先生提到這個重訂本有幾類改動：一是調換文章，刪掉已經作為《東晉門閥政治》一書后論的《論東晉門閥政治》，增補《南北對立時期的彭城叢亭里劉氏》和《彭城劉氏與佛學成實論的傳播》兩文；二是增刪和修改，交代了刪改原則；三是更換文題或增設副題，“目的是與內容更貼切一些”。由此可見，田先生治學嚴謹之風格。

        田先生這種嚴謹的風格，也貫穿到其他學術活動當中。記得他當歷史系學術委員會主任的時候，歷史系要聘請京都大學谷川道雄先生擔任客座教授，他讓我準備一份他在聘任會上使用的發言稿，并向他報告谷川先生的學術研究成果。我為此把北大圖書館和北京圖書館能夠找到的谷川先生的著作和散在雜志中的論文翻閱了一遍，有些做了提要，然后向他做了匯報。從他的言談話語中可以聽得出來，他也看了一些谷川先生的論著，對于他的“共同體理論”，有自己的看法。因此，雖然我給他準備了講稿，但他在聘任會上發言時，并沒有完全按照稿子來念，而是很嚴謹、恰當地評價了谷川先生對六朝隋唐史研究的貢獻，我聽了以后，十分佩服。而和田先生討論谷川先生的學術，我仿佛又回到研究生時期上他的“魏晉南北朝史”課時那樣，受益極多。

        說田先生是一位和藹的老師，是說他對年輕學子的成長，關懷備至。我1984年去荷蘭萊頓大學進修只有十個月，走前他建議我，最好繼續在那里讀一個博士學位。在改革開放初的八十年代，幾乎沒有人認為學習中國歷史也應該去國外念博士。我知道萊頓的導師許理和是歐洲最優秀的漢學家，但他那時已經基本上不怎么研究佛教征服中國史了，而熱衷于明末入華的耶穌會士，正在研究徐家匯的抄本文獻。這些并非當時我的興趣所在，所以我沒有聽從他的建議。但這表明，那時候作為北大歷史系主任的他，具有超前的眼光和寬廣的學術胸懷。

        由于專業的關系，我和田先生的接觸并不是非常多，但一有機會見面，他總是語重心長地教導我，不要走偏路。記得有一次他晚飯后來我家串門，一聊就是兩三個鐘頭，直到九點多他夫人來電話才離去。他的諄諄教導中對我影響最深的，就是讓我在做學問的時候，一只腳要跨出去，一只腳要立足中原。因為他知道我主攻方向是西域史、敦煌吐魯番文書、中外關系，所以希望我不能脫離中原本土的典籍、制度、文化，并舉相關研究西域、敦煌吐魯番的前輩學者，如馮承鈞、唐長孺等先生來作為例子。田先生的這番教導，我深以為是，一直牢記在心，所以也時常分出一些時間來研究隋唐史，并且在研究西域史地、中外關系、敦煌吐魯番文書時，盡量發揮所把握的中原典籍、制度的知識，把中外學術打通。我用節度使檢校官制度，來討論歸義軍節度使的稱號，并理出判別敦煌文獻年代的一種方法，即是從制度著手來研究晚唐五代宋初敦煌的歸義軍史；我近年來研究入華粟特人，也是要把他們合理地放在中原歷史的脈絡里去討論，盡量不要犯“泛粟特化”的錯誤；我一直堅持與一批同道和學生做隋唐長安的研究，也是讓自己不要離開中原。所以，我曾把田先生的這番囑咐，寫在拙著《隋唐長安：性別、記憶及其他》一書的小序當中，奉為座右之銘。

        田先生雖然仙逝，但他的教誨永存…… ■

        （作者為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