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互聯網的發展改變了世界的運轉軌跡，一場由城市公民、藝術家和企業家掀起的智慧城市城市改造運動已如火如荼的開始了。開源的軟件和數據、信息共享、眾包甚至你無心在社交網站上的言論都將賦予城市新的生命力。”這也是《智慧城市：大數據、互聯網時代的城市未來》這樣一本書應運而生的原因。作者用前瞻性視角為我們解讀了城市的未來：智慧城市不再是一個空洞的名詞，隨著大數據的開放、移動智能設備的普及、互聯網時代的來臨, 它有了全新的意義。與其說它是寫給城市管理者的，不如說這是寫給每一個居住在城市中的市民的。因為，智慧城市不能是技術的簡單堆砌，而應著眼于激活城市的稟賦與活力，讓市民能夠充分參與所在城市的改善。澎湃新聞經授權摘編了該書序言。

技術與城市就像連體嬰兒，同時出現，并肩成長        

        城市與信息技術的共生關系在古代便已存在。大約6 000年前，世界上首個市場、廟宇、宮殿便在中東地區的灌溉田地中誕生，并成為商業、宗教以及政治等社交網絡的中心。隨著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不斷豐富，人們發明了文字， 用于記錄貿易交易、宗教禮儀以及法律，這便是世界上最早的信息技術。

        在近代歷史中，隨著人類居住范圍的不斷擴大，信息技術也隨之發展，用于管理人們日益復雜的生產活動。19世紀的工業化更是將信息技術的發展推向新的高度。紐約、芝加哥、倫敦以及其他大型工業化城市存在于蒸汽動力與電力締造的繁榮中。當然，這一城鎮化的推動力不僅是提高生產力的新型機械，還得益于信息技術的創新發明。有了新的技術，人們才能夠更迅捷地處理信息和進行遠程通信。1851年，查爾斯?邁諾特在鐵路運營中率先使用了電報。共和黨演說家（也是西部聯盟電報公司律師）亨利?埃斯塔布魯克在紀念查爾斯?邁諾特的演講中曾說：“在商業經濟中，鐵路與電報就像是連體嬰兒，它們同時出現，并肩發展，并在必要的時候聯合起來。”

        電報使大型工業企業的管理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同時也改變了市區政府的行政管理方式。警務部門是最早采用電報的政府機構之一，隨著轄區不斷擴大，警務人員可以使用電報設備協調各區的安保。創新技術隨后從政府部門延伸到工業領域—記錄1890年大規模人口普查的制表機很快被企業用來跟蹤州際企業的重要信息。電報技術不僅推動了企業的繁榮，提升了市政管理的效率，還為城市的發展掃清了關鍵障礙。1910年，歷史學家赫伯特?卡森實事求是地評述了眾所周知的另一項革命性技術，他寫道：“沒有任何一項發明比電話來得更及時，當大城市的各種組織和民族都需要這種技術時，電話應運而生。”

        對于任何采用遠程辦公或者在地球的另一端觀看現場直播的人來說，城市的發展和信息技術的騰飛之間強烈的聯系并不符合他們的直覺。許多人已經提出了相反的觀點，即新技術減少了對城市的需求，也破壞了城市所能提供的、有助于提高生產力的集中性，盡管這種集中性的代價高昂且有時并不可喜。科幻界的傳奇人物阿瑟 C 克拉克在1964年勾勒出了他對未來的愿景。他說，利用衛星通信，“很可能……也許僅50年之后，人們就可以像在倫敦那樣在塔希提或者巴厘島開展商業活動”。

        在距離現在更近一些的20世紀90年代中期，隨著互聯網的迅速興起，技術專家喬治?吉爾德認為，城市就像“工業時代遺留下來的行李”。但是，倫敦非但沒有消亡，反而變得更大、更富裕、更具活力，并且人們比以往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新的通信技術非但沒有對倫敦造成破壞，反而在其成功的道路上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正是依賴全球光纖網絡樞紐，倫敦的金融家和媒體巨頭們才能走進全球數十億人的生活。

        我們每天都在經歷著地理位置與網絡空間的合作共生。沒有互聯設備的城市生活幾乎是無法想象的。隨著這些設備將我們從鬧鐘、固定日程表和事前安排好的約會等事項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我們都變成了“數字心靈感應者”，緊緊追隨這股熱潮。所有人都是慢慢上癮，但是現在，這些設備控制了我們城市生活的新陳代謝。當廣闊的城市讓我們的時間顯得捉襟見肘時，我們開始借助這些智能設備，以保持與周圍的一切同步。“你在哪兒”是最常見的短信，全世界每年的發送量達幾十億次。

        數字變革并沒有使城市消失，事實上，世界各地的城市都在繁榮發展，因為新技術讓它們成為更具價值且更高效的面對面聚會的場所。

        

智慧城市何時失靈，系統崩潰所帶來的破壞性后果究竟有多嚴重？        

        每座城市天生就擁有自我毀滅的基因，一些現有的裂縫在壓力下會爆發成沖突，或是走向崩潰。

        智能技術已經使城市分裂過程中不同派系之間本就存在的沖突愈演愈烈。Facebook、Twitter（推特）以及視頻網站YouTube也不過只是文字信息洪流之外的一場場小插曲。自2001年以來，這些社交媒體已經多次將憤怒的人群變為聰明的暴民，包括在2001年通過社交媒體召集約70萬菲律賓人向腐敗的喬瑟夫?埃斯特拉達總統提出抗議。這類無線通信渠道非常重要，無論出于何種目的，它都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基本的精神溝通方式。為此，埃及當局還曾通過下達關閉國家蜂窩網絡的命令，使整個開羅的網絡通信陷入癱瘓。雖然這樣的行動并沒能阻止動亂，甚至進一步激發了其他旁觀者走上街頭，但關閉城市無線網絡這種方式卻越來越為西方安全官員所推崇，這令人感到非常不安。

        2011年8月，舊金山的交警就在一場反警察的抗議行動中對蜂窩信號實施了干擾；就在同一周，英國官員也對是否封鎖黑莓信使服務和其他社交媒體服務展開了討論，以應對此前此類服務造成的大規模城市暴亂。

        智慧城市還可能使非常常見的因貧困問題而引起的暴力沖突進一步升級，從而拉大貧富差距。這也許是有意而為之，通過使用傳感器與監控手段加強邊界管理，阻止窮人進入私人社區；也可能僅僅是缺乏深思熟慮的干預計劃的無心之失。

        2001年，印度卡納塔克邦政府開始對其土地所有權追溯系統實施改革，從表面上看，其目的是根除農村腐敗現象。Bhoomi作為一種新型數字記錄系統，是在世界銀行撥款資助下面向發展中國家的一款電子政務改革模型。然而它也有負面影響。管理舊系統的村級官員在長期收受賄賂的同時，作為回報，他們會幫助那些目不識丁的村民解讀文件，并針對復雜的法律流程問題提供相關建議。

        Bhoomi的應用對農村腐敗現象確實起到了遏制的作用。據報道，行賄人數比例已經從過去的66%降至3%。然而，集中化的記錄方式恰恰使得腐敗集中化。富有的投機者們通常只將高層官員作為其賄賂的目標，這樣可以幫助他們在地區首府班加羅爾快速發展的擴張過程中迅速獲得土地的使用權。

        正如一位發展學者所說：“從理論上講，行動的主要目的是實現信息獲得渠道的民主化，但實際結果卻是讓那些有權的人更有權。”在開展類似的數字化行動對各地政府進行改革的過程中，窮人要面臨巨大的風險。在這場新型計算“軍備競賽”中，貧困群體的命運就要交到那些可以對其進行遠程衡量與控制的人手里了。

        即使存在和平與平等，智慧城市也可能被自身壓垮，因為它已經出現漏洞、脆弱和監聽問題，且這些問題只會愈演愈烈。智慧城市幾乎已經成了漏洞滿布的代名詞，從失靈的智能馬桶與水龍頭，到公共屏幕上出現微軟公司的藍屏死機畫面。然而，即使其編碼沒有任何問題，智慧城市的內部結構也是非常復雜的，以至于常規事故仍然不可避免。

        那么現在唯一的問題就是，智慧城市何時失靈，以及系統崩潰所帶來的破壞性后果究竟有多嚴重？以脆弱的電網為基礎的分層通信網絡在危機到來時很容易面臨超負荷的問題，且無法防范其他的陰謀破壞，最終導致支撐整個智慧城市運轉的通信網絡本身就像我們已有的基礎設施一樣不堪一擊。

        在即將崩潰時，我們可以先人為拆除智慧城市的圍墻，因為它們將會成為監視的終極武器。杰里米?邊沁曾在1791年設計了一種圓形監獄，那么智慧城市是否會成為數字化的這種圓形監獄，由看不見的監管者用比監獄鐵欄更加有效的方式執行命令呢？20世紀90年代，監視鏡頭玩家組織籌劃了一場在紐約市那些被監控的人行道上的活動，以抗議公共場所視頻監控系統的快速擴張。

        在我們安裝無數臺新型設備對我們自身的活動與行為進行記錄、識別、影響和控制時，回想起來，這種怪異的行為似乎還是很有趣的。隨著政府與企業用此類技術監控市民和消費者等行為的真正意圖變得越來越顯而易見，懷疑的種子也開始悄悄發芽。

        2012年，美國參議員阿爾?弗蘭肯對人臉識別技術的風險表示擔憂：“你可以修改你的密碼，也可以更換一張新的信用卡，但是你的指紋和面孔是無法改變的。”然而，很多狡猾的對策也逐漸傳播開來，越來越多的實用應對方式正不斷涌現，例如亞當?哈維設計的CV Dazzle。作為一種基于“一戰”反潛偽裝的面部繪畫程序，CV Dazzle的設計目的是干擾面部識別的運算法則。        

新公民秩序：不要問“什么是智慧城市？”應該問，“你希望智慧城市是什么樣子？”        

        如果說20世紀的城市建設史向我們傳達了一些信息的話，那就是新技術無心造成的影響往往比預定的設計更甚。19世紀的城市滿街道都是馬糞，機動化將城市居民從中解救出來，并讓我們遠離工廠濃煙的籠罩，回歸自然。但結果卻是機動化不斷向鄉村蔓延，破壞了那里的環境，也讓我們養成久坐不動的習慣，導致過度肥胖。如果現在不批判性地考慮針對21世紀的城市要實施的技術，那么等待我們的只能是技術帶來的令人不快的意外。

        但這只是在一切照舊的情況下才會出現的后果。我們可以事先采取措施，提高成功的概率，但仍需要徹底重新思考應對建設智慧城市所帶來的機遇和挑戰的方法。我們需要有質疑技術行業巨頭的信心，將在基層涌現的創新組織起來，使其成為真正的全球性運動，促使城市領導者更多地考慮長期生存問題，而不是短期收益；多考慮合作，而不是競爭。更重要的是，要把掌控權從工程師的手中收回來，讓人民和社區決定前進的方向。

        人們經常問我：“什么是智慧城市？”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智慧”是一個不確定的詞，可以有很多意思，而且可能很快就會和那些人們都不愿費力氣解釋的國際用詞落得同樣的下場，如“可持續性”和“全球化”，因為這些詞的實際含義尚未達成共識。人們在說起智慧城市時，范圍往往很大，從自行車共享到臨時公園，可以把每一種新的公共創新服務都囊括其中。廣闊的視野很重要，因為必須從整體角度看待城市。單純實施一些新技術，無論這些技術有多精巧、多強大，都不可能獨自解決一個城市的問題。但有些事確實在發生，比如信息技術顯然將成為解決方案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值得我們對它單獨進行考慮。本書進行了更有針對性的探討，將智慧城市定義為信息技術與基礎設施、建筑、日常物品甚至與我們的身體相結合進而解決社會、經濟和環境問題的地方。

        我覺得更重要且更有趣的問題是：“你希望智慧城市是什么樣子？”必須把重點放在應用于未來城市所使用的技術上。對于其發展機遇，人們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在IBM的工程師看來，智慧城市技術關乎效率和優化的可能性。對于應用程序開發人員而言，智慧城市技術則是未來公共場所新奇的社會互動和體驗。而對于一位市長來說，智慧城市則關乎參與和民主。事實上，智慧城市技術應爭取涵蓋所有這些方面。

        智慧城市的這些相抵觸的目標之間存在妥協。迫在眉睫的挑戰是：如何將這些整合目標、緩和沖突的解決方案結合在一起。智慧城市必須是高效的，但也要為自發性、偶然性和社交性保留空間。如果排除所有的隨機性因素，那么就會將它們由豐富多彩的生物體變成沉悶的機械自動裝置。智慧城市必須是安全的，但又不能成為監控室。智慧城市必須是開放的、參與式的，能為缺乏自我組織能力的城市提供足夠的結構支撐。最重要的是，智慧城市必須具備包容性。備受贊譽的城市規劃專家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她最有影響力的著作《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中指出：“只有在所有人都參與建設的前提下，城市才能為所有人提供一些東西。”但50多年后，在開始建設21世紀的智慧城市時，我們似乎又把這個辛苦學到的真理拋諸腦后了。

        不過，智慧城市還是有望形成新的公民秩序，并將每個人組織起來把城市建設得更美好。過去，城市里充滿著陌生人群，也不乏各種邂逅。而現在只要拍一張照片，就能馬上描繪出社交圖景。在云中運行的算法可以告訴口袋中的小設備我們應該去哪兒吃飯，和誰約會。這一轉變或許存在沖突。舊的規范正逐漸消失，我們正在摸索在廣泛互聯的基礎上發展的新方式。共享的經濟模式一夜之間發展起來，從客房到汽車，人們可以交換任何東西，協同開發新的技術和更環保的消費模式。基于城市社會產生的在線社交網絡正在以多樣、積極的方式重塑城市空間成為一片繁榮的城市棲居地。

        這些發展只是我們在創建智慧城市的新公民學中邁出的小小的第一步。本書的最后一章列出了一些我認為可以指引我們決定如何在未來10年，在我們自己的社區部署這些技術的指南。        

智慧城市：值得奮斗的事        

        在過去的15年里，我見過諸多智慧城市的建設實踐。我研究過、批判過這些努力，自己參與過部分設計，也曾為他人喝彩。一些大公司測評市場時，我為它們寫過預測報告。我與創業者以及那些苦苦掙扎在底層的民眾一起工作過，也曾為那些試圖把不愿改變的政府推向新時代的政客和政策專家們提供咨詢。我理解并同意他們的諸多計劃。

        但是，我也對那些打著智慧城市的旗號在實施的設想和計劃持有不同意見，它們存在缺陷和錯誤的假設。所以，我要扮演集神話終結者、告密者以及懷疑者于一體的角色。新技術激發我們創造新的生活方式。通過技術方案解決復雜的社會問題、經濟問題和環境問題，這一前景很誘人。在本書中，讀者將看到很多人已把他們對美好未來的賭注押在了技術上，而我不是其中的一員。當聽到人們談論技術將如何改變世界時，我都會異常緊張。對技術的了解足以讓我知道它的巨大潛力，還有它嚴重的局限性。當把技術輕率地用于解決復雜問題時，其結果往往不盡如人意。

        更有趣的是，我們要如何改變技術，創造我們理想的棲居地。我相信那將發生在草根階層，每個城市都有巨大的應變能力和創新能力，我也希望我的這一希冀能帶領讀者走過本書中提到的更黑暗的時刻。雖然我認同產業界具有同樣重要的作用，但我的目的是改變企業在有關城市未來的早期對話中的主導地位。

        最重要的是，我支持城市和生活在其中的人們。技術專家可以在幕后進行宣傳，而我們卻不能僅通過市政府的宣傳或道聽途說去了解城市。我們需要把富人和權勢者的方案與街道上的生活聯系起來。那就意味著，我們需要從歷史和全球的角度來看城市藍圖。要想理解擺在我們面前的選擇和意外的后果，制訂一套能更好地指導我們的規劃和設計的原則，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城市、信息和通信技術在過去是如何相互影響的。

        我們也要到處看看。沒有一個地方能讓我們看到智慧城市的全部—因為它們正在全球陸續興起。有些我們要看到的東西可能不會很快出現。智慧城市是一個正在進行中的工程。每天，我們都在鋪設新的線路，安裝新的天線，加載新的軟件，以及搜集新的數據。當你讀到這里的時候，很多本書中講到的技術可能已有發展。有些將被淘汰，有些又將被新的發明取而代之。

        當然，困難將依然存在。技術產業要求我們圍繞高效、安全、便捷的生活設想，重新建設世界。它們甚至正花費數億美元說服我們為此埋單。但是，之前我們已經歷過這樣的情景。評論家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談到1939年的世界博覽會時說：“通用汽車花了一小筆錢就讓美國民眾相信，如果想享受汽車制造業里私營部門的所有好處，就需要讓公共部門重新建設城市和公路。”今天，計算機企業也正在那樣做。

        我相信，除了簡單地依靠工程師，還有更好的方法建設智慧城市。我們需要激勵民間領袖，向我們展示其他不同的方法。我們需要有足夠的能力建設自下而上的有機未來城市，并及時行動避免人們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我將向你證明，通過逐步努力，從點滴做起，這一切均可實現。如果這看起來是個不可完成的目標，那么請不要忘記，終有一天，最智慧的城市就是你所居住的城市。如果這不值得奮斗，那我不知道還有什么值得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