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在燃燒：尼祿以及終結王朝的大火》，安東尼·A. 巴雷特著，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20年11月出版，368頁，29.95美元

羅馬史愛好者們最為津津樂道的話題之一當屬羅馬皇帝們的奇聞軼事，而尼祿（Nero）或許為他們提供了最多的談資。尼祿（公元37-68年）是朱利亞·克勞狄王朝（Julio-Claudian dynasty）的最后一個皇帝。羅馬皇帝中暴君遠多于賢帝，但尼祿竟能“鶴立雞群”，成了暴君的代名詞。早在蘇維托尼烏斯（Suetonius）帶有濃重八卦色彩的《羅馬十二帝王傳》中，作者就談到：“[尼祿]再現了[祖先們]每個人的劣行，仿佛他們的劣行遺傳給了他。”今天，互聯網上有許多帶有諸如“尼祿最殘暴的十大惡行”之類聳人聽聞標題的文章。尼祿平生最為人所知的事件當屬他在位期間發生的羅馬大火，著名的光盤燒錄（Burning Rom，與Burning Rome諧音）軟件“Nero”正是以此事件命名。根據流傳甚廣的說法，尼祿曾聲稱要在自己還活著的時候讓大地化為火海。羅馬的老舊建筑和狹窄街道令他生厭，于是他放火燒城，并借機搶奪地盤供自己新建宮殿使用。更駭人的事情還在后面，尼祿在看到熊熊烈焰后心花怒放，穿上戲服高歌特洛伊的毀滅，這一場景更是激發了后人的無窮想象。尼祿的暴行并未就此終結，他將縱火大罪推卸給基督徒，并對后者展開了殘酷的迫害。

新近出版的《羅馬在燃燒：尼祿以及終結王朝的大火》是關于此事件的一部優秀的研究著作。此書資料詳實，論證清晰，語言流暢，適合專家和愛好者閱讀。在此書中，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榮休教授安東尼·A. 巴雷特（Anthony A. Barrett）通過援引大量文本與考古證據，輔以嚴謹的推測，對該事件做了詳細討論和分析。本書屬于“古代歷史中的轉折點”叢書的一部分。在作者看來，轉折點是一個人為界定的概念，雖然學界對此并未得出公認的定義，但有兩點可以確定：其一，轉折點必須在發生之時是一個具有戲劇性的事件；其二，當人們回顧歷史，轉折點必須對后世有著持續的影響，這一點尤為重要。作者在全書開篇就指出，尼祿大火并非一場純粹的災難，還是一個政治事件。在火災發生之前，尼祿的統治可謂一帆風順，但隨著他的縱火陰謀在人群中廣為流傳，尼祿的名聲萬劫不復，羅馬精英也為此和他決裂。即使尼祿試圖將過錯推給基督徒，這一嘗試也未能拯救其政治事業，他在四年后被迫自殺。從此，羅馬的政治生態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帝位不再是一個統治家族的禁臠，軍功在繼承中成了重要的考量。此外，火災之后的重建工程還促進了建筑學上的革新（羅馬城中第一座穹頂在此期間建成，混凝土的使用也得到了發展），但巨大的耗費也引發了通貨膨脹（銀幣“第納里烏斯”大幅貶值）。盡管尼祿品行不端，遲早會和精英階層決裂，他的王朝也終將會迎來終結之時，但羅馬大火竟成了劇變的催化劑，著實令人感慨那些偶爾主導了歷史進程的意外因素。

除引子外，本書大致分為三大部分。在第一部分中，作者首先概述了事件的社會背景和羅馬城幾次重大火災的狀況，以及羅馬人是如何發展消防事業的。隨后，作者通過對文字記載和考古發現的比較和綜述，清晰地重構了尼祿大火發生的過程和場所，作者在這一部分最后討論了尼祿作為火災幕后黑手的惡名的起源，并得出結論：尼祿很可能并未謀劃燒毀羅馬城。在第二部分中，作者討論了尼祿大火在歷史上留下的深刻印記。尼祿為了轉移注意力，把基督徒這一不受歡迎的少數群體當成了順手的替罪羊。尼祿殘酷迫害基督徒，隨之而來的大規模殉難（martyrdom）深深影響了早期教會的發展，尼祿在之后數千年間的聲名也和這樁暴行永遠聯系在了一起，但這個故事未必真實。作者還討論了大火在建筑、經濟、政治等方面的持續影響。在最后一章中，作者概述了后世受到尼祿生平故事啟發所創作的一系列文藝作品，涵蓋詩歌、戲劇、歌劇、芭蕾舞、小說、電影等多種形式，這些作品大都以尼祿焚城這一最具戲劇性的事件為背景。

本書中最顯作者作為歷史學者的深厚功底，或許也最能吸引一般讀者的，要數作者討論尼祿縱火計劃和迫害基督徒的兩章。簡而言之，作者試圖說明這兩個廣為流傳的故事實際上有頗多可疑之處。尼祿很可能并非羅馬大火的幕后黑手，他也沒有為了洗清自己的嫌疑而迫害基督徒。作者寫這兩章的目的不止于此，他還試圖解答一個或許是更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這兩個故事究竟是如何產生的。

研究距今相隔甚久的古代事件難免會遇到史料方面的難題。關于羅馬大火的現存文字記載主要來自塔西佗、蘇維托尼烏斯和卡西烏斯·迪奧（Cassius Dio），但三人都非尼祿的同代人，且他們著史時所依賴的文獻大都已亡佚。此外，三人的記載缺乏細節，且后兩人的觀點極具偏向性。從考古發現中得到的證據也要小心看待。一般來說，不同時期的地層是像海綿蛋糕一樣分層的，但這種分層可能會被后世建筑的地基打亂，相鄰地層之間的物品也可能過于相似，無法準確斷代。總而言之，關于尼祿大火的史料數量眾多，但嚴謹的學者不應當照單全收。

根據文字史料記載，人們在尼祿大火幾乎還未完全熄滅時就將懷疑的眼光投向了皇帝，認為他將燃燒的羅馬當作舞臺布景的說法也開始流傳。在隨后的幾個月中，謠言愈演愈烈，有人聲稱是尼祿下令放的火，并為其動機找出了各種緣由。史上確實曾有人從縱火中得利，這一點更加深了眾人對尼祿的懷疑。

為了說明尼祿并非罪魁禍首，作者從多個角度列出了一系列具有相當說服力的解釋。首先，縱火燒城要想成功，需要大量偶然因素的配合，幾乎不可能在一人的秘密計劃下發生。大規模縱火所需的準備工作極為繁重，不可能不被人事先察覺。其次，起火那一天（很大可能是7月19日）離滿月之日（17日）十分接近。在沒有光污染的古代，人們對月光要敏感得多，因此即使尼祿確實選擇了縱火，他也不太可能會挑月光如此明亮的一天。此外，尼祿燒城來為他的豪華宮殿騰地的說法也相當牽強。他只需宣布國家需要那塊土地就可將其充公，或是選擇直接購買。雖說火災之后的土地價格便宜得多，但救災耗費巨大，遠遠超過直接購買土地的價格。根據史家記載，起火地位于大競技場（Circus Maximus），就在帕拉蒂尼山下，而山上最大的地主就是皇帝本人，事實上，尼祿應當是在火災中損失最大的人之一。還有說法稱尼祿縱火是為了模仿特洛伊陷落的情景來為自己的詩歌創作尋找靈感，但是火災發生時他正在海濱別墅避暑，直到他的宮殿受到威脅才回羅馬。因此，上述說法實屬牽強，否則尼祿或是會選擇一直留在羅馬等待時機，或是會盡快回城（在火災伊始人們很難想象大火會持續多日，因此必須抓緊機會）。

盡管尼祿很可能不是大火的罪魁禍首，但是他成為輿論風暴的中心這一點仍值得我們深究。作者試圖從人類普遍的心理反應模式找到解釋。他指出：在危機時刻，虛構的故事會比平時具有更大的力量，而想象也會在群體的頭腦中披上事實的外衣。由于人類慣于為世間之事尋求解釋，加之民眾對當權者時常懷有的復雜情感，羅馬人在火災發生時將尼祿認定為罪魁禍首的行為是可以理解的。1666年倫敦大火時英國人也認為這是查理二世為父報仇的陰謀。更令人好奇的是，為何尼祿焚城這一不合情理的故事能夠如此根深蒂固地傳至今日？

當然，歷史記載中的暴君尼祿正是那種會放火燒城的人。但是，羅馬人對暴君的描寫常常遵循一系列相似的模式，縱火破壞的渴望就是其一。因此，尼祿焚城的計劃有可能是后人認為符合他性格的附會之作。在力求準確的歷史寫作和虛構作品之間的分野尚未明確的古代，這一做法實屬常見。《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伯里克利悼念陣亡將士的精彩演說可算代表性的例子。

證明尼祿牽涉其中的有禁衛軍軍政官（Praetorian tribune）蘇布里烏斯·弗拉烏斯（Subrius Flavus）的控訴。雖然蘇布里烏斯身居高位，和尼祿關系密切，可能知道內情，但我們看他的言論時需要小心謹慎。在現代法庭審訊制度遠遠沒有形成之前，此人的控訴具有多少可信度值得懷疑。蘇布里烏斯的控訴并無庭審記錄佐證，他口中尼祿安排縱火的罪行可能是后人根據當時流行的說法而添加的，其目的是讓前朝末代皇帝的惡名更加無法洗清。此外，蘇布里烏斯自稱是尼祿背信棄義在先，但他在他聲稱的尼祿最早犯下的背叛行徑（弒母）發生之后，還是在皇帝麾下服務了五年多，這不由得讓我們對證人的品質和動機產生懷疑。他因為參與密謀刺殺尼祿的皮索陰謀（Pisonian Conspiracy）即將被處死，很可能在臨死前出于私怨而編造事實，反咬尼祿一口。

此外，當時的史家對待史料不夠嚴謹。根據迪奧的記載，事件發生后不久，羅馬平民曾咒罵縱火的人，但并未明確指出是尼祿。迪奧加入了自己的武斷推測，認為尼祿就是詛咒的目標。另外一些史料也不甚牢靠。盧坎（Lucan）有一處譴責尼祿的話語由斯塔提烏斯（Statius）轉述，但后者可能加了佐料。悲劇《奧克塔維婭》（Octavia）影射了尼祿縱火，可是該劇事實上并非塞涅卡所作，創作時間可能比大火要晚很久，無法用來證明事件當時人們的態度。至于一些年代更為確定的文字記錄，約瑟夫斯（Josephus）在批評尼祿時沒有提到最引人注目的縱火事件，較晚的馬提亞爾（Martial）也是如此。而普林尼批評尼祿的文字可能是后世添改的產物。總而言之，所有這些證據都經不起仔細推敲。第一處明白無誤表示尼祿應為縱火負責的記載出現在事件發生三十多年后，那時羅馬早已改朝換代（弗拉維王朝），人們很可能為了博得統治者的歡心而傳播尼祿縱火的觀點。此外另有一條強有力的證據暗示尼祿縱火是后世的附會：弗拉維王朝的皇帝們從未正式譴責尼祿縱火。

作者用相似的手法反駁了尼祿以大火為背景高歌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細節，并試圖還原這一細節得以成型的緣由。現存的文字記載對尼祿唱歌的描述有所出入，而尼祿在火災結束后確實參與了多起公開的戲劇表演，它們可能激發了公眾的想象力。塔西佗承認此事純屬謠言，而另外兩人相信確有此事（盡管三人在寫作時大致使用的是同一批資料）。迪奧反尼祿的態度過分明顯，令人不得不懷疑他是否公允。其次，迪奧的原作已經亡佚，現存的只有很久之后成書的一些選篇，因此他的記載中有諸多不清不楚之處。作者進一步指出，尼祿在火場歌唱特洛伊的陷落這一行為確顯冷酷無情，但是歷史不乏對某些個人在面對災難時表現出復雜情感的記載：作為藝術家他們從災難景象中感受到美，但作為人他們又感受到極大的恐懼和哀傷，這兩種沖突的感情常常是可以共存的。很多類似的人得到了理解，或者至少沒有招致尖刻的批評，但尼祿則沒有如此好運，面對火災歌唱的形象已經成為了他負面形象的一大部分，和他暴君的惡名互相強化。蘇維托尼烏斯對大火的描述也模糊不清，語焉不詳，他也并未分析尼祿動機。總而言之，作者評價道：“[蘇維托尼烏斯和迪奧]堅持將手頭的信息進行負面的表述，努力創造出一種不可阻擋的印象，即雖然沒有強力證據表明尼祿確實犯下了縱火大罪，但是任何具備理性思考能力之人都應當設想他確實曾如此行事。”直到十九世紀晚期，學者們才開始重新審視并質疑這一觀念，學界在二十世紀基本已經洗清了尼祿縱火的嫌疑，但這一事件恐怕還將長久存在于公眾的集體想象之中。

作者還有力地證明了，甚至尼祿因為羅馬大火而大規模迫害基督徒一事也可能是出自人們的幻想。我們無法確定基督徒的罪名究竟是縱火還只是他們的信仰本身，而考慮到基督徒在當時社會中不受歡迎的程度，他們被懷疑縱火一事未必出自尼祿之手，可能只是出于大眾不合邏輯的簡單推理：破壞者放了火，基督徒是破壞者，因此基督徒放了火。在塔西佗的《編年史》中，作者對尼祿和基督徒的憎惡混合在了一起，更讓整個事件顯得云山霧繞。無論如何，我們或許永遠無法確認事件的真相，但正如作者已經提出的，更重要的問題是探討記載人為何會如此寫作。令情況更為復雜的是，塔西佗談到基督徒的段落可能是后人偽作，即使相信段落為真的學者也承認其中有一些不甚明了、令人憂心的特征。另外還有一大疑點：尼祿把責任推給基督徒的做法倘若被公眾所知，只會更加抹黑自己的形象，但帶有強烈反尼祿傾向的蘇維托尼烏斯和迪奧竟沒有利用這樁黑料大書特書，對此未著一筆，包括普林尼在內的其他羅馬作家在這一點上也保持了沉默。我們或許可以從中得出，尼祿將基督徒當替罪羊的細節在上述作者身后才開始流傳。

更令人驚異的是，在五世紀早期的蘇爾皮西烏斯·賽維魯斯（Sulpicius Severus）之前，沒有一部基督教作品（包括傳說故事和殉難記錄）提到過火災之后的大規模迫害，或是顯示出作者知曉塔西佗筆下的相關事件的跡象。可作為佐證的是，異教作者們在反基督教的作品中也未提到這一事件。

當然，上文提到的這種沉默可以簡單解釋為塔西佗犯了錯，而其他作家避開了錯誤。塔西佗或是用了可信度不高的資料來源，或是將兩件原本分開的事件合二為一，基督徒可能僅因為和猶太人之間的沖突就受到尼祿的迫害。但就算塔西佗犯了錯，我們也很難想象所有基督教作者都比他更加謹慎明斷，不受傳聞的影響。或許塔西佗的作品直到五世紀才為基督教作者們所知，又或許塔西佗關于尼祿迫害基督徒的段落為后人偽作。但不管我們采取何種解釋，整個事件中仍然留有許多未解之謎。

正如巴雷特在書中反復提到的，歷史研究者時常苦惱于研究對象距今時間跨度過久，很多細節已經不可考。但他又指出，我們在研究古代歷史時不應該過于強求所謂的真實性，非完美重構出當時的境況不能罷休，歷史學要對付的線索千頭萬緒，它不是萬能的。歷史學家的目的往往不在于揭穿前人的錯誤觀念，而是在于理解他們為何會產生這些觀念。雖然作者并未明確談到這個問題，本書在另一點上也能對我們有所啟示：尼祿大火中被學界證偽的幾個細節可謂陰謀論在古代的典型事例。作者在書中所闡釋的這些觀念產生于其中的心理和社會諸多因素，有助于我們加深對當代流傳的一些陰謀論的理解。最后，作者引用的材料種類繁多，再一次證明了研究過去僅依賴于文字材料是不夠的，包括考古學在內多個學科的資料都應該為學者所用。作者還向我們展示了一名優秀的學者面對一系列紛繁復雜、模糊不清，甚至互相沖突的文本和物質證據時，是如何抽絲剝繭，整理出事件的清晰脈絡的。同時作者還能大方承認眾多自己未能解釋之處，而不是強行得出一個能涵蓋方方面面的敘事，這正是嚴謹學者應有的風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