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邵甬

如何在勃勃生長的城市里拾起歷史的吉光片羽？“城市傷疤”如何向“城市名片”演進？

1999年，如今被視作“上海人文客廳”的思南公館還被稱作“盧灣區47、48街坊”，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邵甬與同事盧永毅教授受原盧灣區政府委托，針對該地塊歷史建筑展開調研。

隔著20多年的歲月回望，邵甬認為思南公館的成功在于對文化的堅持，因此，她主張的是“文化導向”下的城市更新：“城市更新的目的不是打造一個個網紅打卡地，而是賦予空間公共性、公益性、文化性，讓市民流連忘返、一來再來。讓人們讀得出歷史，并共同創造當下和未來。”

繁華深處的歷史遺珠

1999年，距離《上海市優秀近代建筑保護管理辦法》頒布已有8年，距離《上海市歷史風貌區和優秀歷史建筑保護條例》正式實施還有4年。自1980年代系統性引進西方歷史建筑保護理論以來，當時中國城市對于歷史文化保護的對象，還停留在單體建筑，尚未延展到歷史風貌范疇。

這一年9月，盧灣區第47、48街坊被列為“上海歷史建筑與街區保護改造試點”之一。2000年，邵甬與同事盧永毅教授開始對這個街區的歷史和現狀進行調研，一個塵封的建筑寶庫與文化空間就此打開。

“當時主要是分兩條線進行，一方面是對歷史的梳理，去檔案館翻閱圖紙，發現每一幢房子都有故事；另一方面是現狀的調查，測繪、走訪，對居民進行訪談。”

邵甬回憶，當時，這片以花園洋房為主的住區成了典型的“72家房客”，居住密度從每幢平均2戶，變成了平均每幢14戶，部分洋樓住進17戶。地坪下陷，樓梯間全都是煤氣灶、水斗，庭院里到處是搭建的房屋，廚衛合用、電線雜亂，花園里養著雞鴨，真正的“一地雞毛”。

“最初的規劃是除保護建筑外，其余建筑都將被拆除進行新的高強度的開發。因為在如此高昂地價的市中心，只有高強度開發才能夠獲得資金的平衡。”

在以舊區改造和城市建設為主導的1990年代，上海正在“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的口號下大規模翻新，除23幢獨立式花園住宅保留，“盧灣區第47、48街坊”最初的規劃是推倒重建，一個現代化高層住區即將由圖紙變為現實。

邵甬與盧永毅調查后發現，在市中心這片5公頃的土地上，云集了近代上海曾出現過的10種居住建筑中的8種。以“義品村”為代表的獨立式花園住宅，以復興路537 號為代表的聯立式花園住宅，復興中路505號帶內院的獨立式花園住宅，重慶南路256弄聯排式住宅，以萬福坊、偉達坊為代表的新式里弄住宅，重慶南路2 6 8弄花園里弄住宅，思南路45號現代公寓式住宅，以及外廊式住宅。不同歷史時期的建筑年輪般層層生長，交匯為一部上海近代居住建筑演進史。

“1921年比利時人開辦的義品地產公司 (Crédit Foncier d’Extrême-Orient) 建 造 了‘義品村’4排23幢獨立式花園住宅，成為這個街區的主體，也就是如今的思南路51-95號。”邵甬介紹，受巴黎大改造影響，為追求秩序感，法租界公董局在部分區域實施中式房屋禁令，并規定新建房屋必須采用歐式建筑立面。然而，隨著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舊法租界內人口激增，適合小家庭的里弄住宅建筑在這一街區發展，尚未建設的小片用地逐步為聯排的新式里弄住宅所覆蓋。“盡管居住面積布局緊湊，但環境幽雅、衛生設備齊全。此后，只有零星的建設，比如40年代見縫插針建設的現代風格公寓建筑。”

除了成片規劃、建筑風格分別具有1910—1940年代的典型特征，邵甬在調查中還發現，每一幢房子背后都有故事，在這里一轉身，可能就會與一座名人故居擦身而過：“現思南路73號周公館是周恩來曾工作過的地方；現思南路87號原為程潛將軍購入，后租給梅蘭芳一家租住；現復興中路517號曾是馮玉祥將軍的產業，后被文史大家柳亞子‘頂’下來；現思南路62號是‘國民黨四大元老’之一張靜江的產業，后轉賣給外交家、法學家王寵惠，他曾在華盛頓會議上就收回治外法權、領事裁判權等問題發表過長篇演說。”

施蟄存與戴望舒、杜衡在思南路散發過革命傳單；蔣光慈、丁玲、胡也頻等左翼作家在這一帶揮斥方遒……文人、政客、戲曲大師、革命者，一個個被寫入中國近代史的身影在此腳步交匯，邵甬表示，盡管這里的建筑并非大師名作，但是他們默默地見證著這一系列風云際會，見證這座城市在碰撞與容受中凝練的光華。

從歷史建筑到歷史環境

兩年的調研讓街區價值被重新發現，高強度開發的方案被推翻，從保護規劃、修建性詳細規劃、建筑修繕直到再利用，這個歷史建筑與街區保護的試點整整進行了十年。

邵甬的導師、同濟大學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儀三教授曾表示，整整十個年頭，不管哪個領導都把規劃堅定地執行下去，堅持保護歷史建筑與推進功能再生有機結合。

用十年時光醞釀的這場蝶變，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上海由舊城改造到城市更新的一個轉折——理念上，由分散的“歷史建筑”的保護拓展到對“歷史環境”的保護；目標上，從歷史留存上升到價值重現；方法上，從“專業保護”演進為“綜合保護”。而這其中，文化價值，自始至終是研究和規劃的核心和基礎。

“歷史建筑只是構成環境的一項因素，僅僅對指定的歷史建筑進行保護，劃定保護范圍和建設控制地帶只能將保護停留在孤立、靜止、消極的狀態。”

邵甬回憶，在原盧灣區47、48號街坊修建性保護規劃與保護整治規劃制定前，上海只有針對單體建筑的保護方案（1991年頒布的《上海市優秀近代建筑保護管理辦法》），一直到2003年《上海市歷史風貌區和優秀歷史建筑保護條例》正式實施，街區保護、成片保護才變得“有法可依”。

從對單體、分散的“歷史建筑”的保護拓展到對“歷史環境”的保護，將保護對象從建筑拓展到街區特色風貌、街區空間格局、街區及周邊建筑高度街區居住環境，以及區域歷史文化特征。據邵甬回憶，在規劃中，“街巷、圍墻乃至每一棵樹都有編號”。

2012年，《與梧桐交織的風景：百年思南路上的思南公館》出版，當年的“義品村”被視作霍華德田園城市在東方的落地，梧桐樹、花園圍墻，與歷史保護建筑一樣，都是這個街區乃至整個上海的幽雅符號。

而在20年前，砍樹在舊城改造的工程中屢見不鮮，邵甬回憶，曾經有人提出把所有圍墻推倒，鋪上草坪，將歷史建筑“安放”于一個開闊的草坪廣場中。

政府、企業、專家，全方位反復推敲、研討，最終為這個地塊的更新選了一條二十年前不同尋常的路——

由同濟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制定了保護與整治規劃，以及修建性詳細規劃。鑒于街巷風貌所具有的歐洲背景，聘請德國N+M建筑集團負責歷史建筑的修復、法國建筑師夏邦杰擔任總體建筑設計，保證了更新后的效果與歷史風貌相協調。

針對保留建筑的單體保護，邀請德國柏林歷史建筑保護委員會的專家進行“考古”： 比如為了還原鵝卵石外墻的風貌，仔細刮下數十年反復粉刷的十幾層涂層，終于確認最初的選材是鵝卵石；老式的門把手和插銷，上海買不到，統統到廣東定制；屋頂瓦片，去宜興用陶土按原來的樣式燒制并做舊；鵝卵石外墻嘗試了60多塊樣本，最終確定由不同大小、顏色、形狀的鵝卵石制作。

以工匠精神的精工細作，和考古學家的一絲不茍，撥開歲月灰燼，還原梧桐交織的上海意蘊。

2010年，東起重慶南路，西至思南路西側花園住宅邊界、南鄰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北抵復興中路，擁有保留保護歷史建筑51幢的成片歷史街區在世博會前亮相，這個承擔世博會接待、展示功能的街區，名為思南公館。

從文化尋根到文化創生

思南路原名馬斯南路，1914年上海法租界第三次擴張時修筑，為紀念在1912年去世的法國著名音樂家馬斯南而得名。作家馬尚龍曾經想象“某一個看不見的屋檐下，有一位小提琴手，在拉著一曲《沉思》”。

思南路81號（原馬斯南路115號）是《孽海花》作者曾樸的故居，這幢三層磚混結構小樓是曾樸父子的法國文化沙龍舉辦地，邵洵美、郁達夫、陳望道等文人經常出入于此。

曾樸曾撰文表示他的經濟狀況有點負擔不起這處居所的租金，但他一直舍不得搬：“馬斯南是法國一個現代作曲家的名字，一旦我步入這條街，他的歌劇就馬上在我心里響起……法國公園是我的盧森堡公園，霞飛路是我的香榭麗舍大街，我一直愿意住在這里，就是因為她們賜我這古怪美好的異域感。”

從馬斯南到梅蘭芳，從曾樸到柳亞子，“文化”是歷史賦予思南公館的特殊基因，也是在十年的更新過程中，始終不渝的堅持。這種堅持不止體現在對舊日肌理的固守、對過往傳奇的拾遺，也體現在新的文化地標的打造、文化傳承下的舒展新生，不只是文化尋根，還是文化創生。

2013年，由諾貝爾獎得主莫言題字，“思南文學之家”在復興中路505號揭牌成立，成為上海書展·國際文學周的重要分會場，隨后幾年，“思南讀書會”“思南書集”“思南紀實空間”“思南賞藝會”紛紛在這里啟動，其中每周六舉行的“思南讀書會”成為上海市全民閱讀的引領品牌；2016年，以思南公館公共街區為主范圍的思南露天博物館——中國第一座露天博物館正式成立；2018年，柳亞子曾租住過的思南公館的25號樓（原馮玉祥產業）被改造為思南書局。

2019年，思南露天博物館三周年，邵甬與作家毛尖展開一場電影文學和城市空間的對談。邵甬提到了首個成片保護開發試點在推進中的艱難與各方支持：“要不是當時盧灣區領導們說‘要不我們再研究研究？’也就沒有現在的思南公館了。”

而最讓她感動的是，很多當年從47、48號遷走的老居民也來到活動現場，看到這些老街坊們互相親熱地打著招呼回歸到曾經居住過的地方，邵甬有種要落淚的沖動，也慶幸當年更新過程中，對“文化性、公共性、公益性”的堅持，在她看來，這三者的結合，正是有機更新的要義。

思南公館的“公”來源于“周公館”，這里的公館并不是深宅大院，而是強調公開性和公益性。運營十年來，數不勝數的學者、大師在這一開放城市空間當中與普通民眾進行交流、互動，它是市民公共書房、露天博物館，它由市民觀賞、參與，也由市民“導演”、共建。

邵甬認為，這正是思南公館保持生命力的關鍵所在。文化性、公共性、公益性，讓思南公館避免了過度商業化，邵甬不希望它是單純的消費場所，也不希望它淪為網紅打卡地標：“可以散步，可以休憩，可以聽一場音樂會，也可以參加一場文化沙龍。它是生活的一部分，讓人們可以一來再來，不是偶然發生，不應僅用來打卡合影，也不應僅僅是旅游目的地。”

20年前被編號的梧桐樹織起濃蔭，爬山虎越過圍墻。人們穿梭在文化滋養的空間，每個人都能靜下心沉淀，沉淀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