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云南“亞洲象北征”的新聞，不由立刻聯想到“東北虎南竄”的事兒。下意識的念頭是：“這一天終于來了”。

2019年夏，云南香格里拉。亞洲象北上，意味著野生動物棲息地擴張，人們需要重新考量當中利害關系。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圖

還是在1999年，我第一次去雅魯藏布大峽谷。當時，我陪著時任西藏自治區林業廳廳長阿布，對剛“發現”的世界第一大峽谷進行科考。

阿布藏北牧民出身，曾經是殺生無數的獵人，后來在擔任那曲地區行署副專員的時候“放下屠刀”，轉而致力于野生動物保護。他擔任林業廳長后，最重視的也是野生動物和自然保護區這塊工作。深入雅魯藏布大峽谷考察，是他本人堅持的主意。據當地干部說，阿布是歷史上徒步進入墨脫第二大的“崩布拉”（藏語“大官”之意）。

那次考察的一個后續影響是，下半年啟動了雅魯藏布大峽谷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規劃工作。另外，還有個小的收獲，則是“買牛飼虎”的項目。

墨脫一直有孟加拉虎蹤跡，村民不時有損失上報。多是牛馬被襲擊，傷人倒還沒有，怨言自也不少。當地政府財力有限，賠償之類很難落實。而墨脫本地人一向崇尚打獵。雖然當時槍支已收繳過好幾輪，但如果有老百姓報復性獵殺孟加拉虎，勢必導致非常棘手的局面。

阿布聽取匯報，一直琢磨解決的辦法。回到拉薩，真還想到一個辦法，就是林業廳立項，每年買幾十頭牛，放到老虎出沒較多的地帶。他的想法很簡單，就是老虎有“公糧”吃，就不一定要去搶老百姓的牛了。當然，如果有老百姓的牛被吃，核實無誤，也可以用這些牛補償。

這個當時我覺得異想天開的項目還真實施了一段時間。就我所知，民間反響還不錯。

這件事給我最大的教益是，在近十年的野生動物保護與自然保護區規劃工作經歷中，一直努力把當地社區居民的利益訴求當作必須考慮的因素，特別是當野生動物與人類發生沖突時。這些沖突程度不同，形式多樣，從野驢與牛羊爭牧場、棕熊襲擊民居，到黑熊抓傷進山老百姓的臉。其中的沖突和利益訴求，都是具體和真實的。

在外界看來，野生動物和自然保護工作，天然有著純粹、情懷和理想主義的光環。其實，背后有大量細碎、繁瑣、困難、錙銖必較的利益協調工作要做。有些情況下，利益很難調和。當時的工作難辦，后遺癥也多。

在我看來，盡管具體新聞中，“亞洲象北征”和“東北虎南竄”都有一定偶然性，具體的科學解釋也尚處比較開放的階段，但在相隔不久的時間里，從中國幾乎最北與最南兩端，傳來這兩則有關野生動物的新聞，卻有相當大的必然性，具有顯然的指標意義。可以說，在中國，人類與野生動物的相處方式與文化，可能以這兩條新聞的發生為節點，需要進一步提升、檢討、更新。

2001年，即20年之前，我認為是中國野生生物與自然保護的上個重要節點。那一年前后，中國推進了數項重大生態環境工程，其中包括天然林保護工程、退耕還林還草工程，尤其是2001年底啟動的全國野生動植物保護及自然保護區建設工程，更有標志性意義。在進入新世紀的第一年，伴隨著中國入世，中國自然生態保護第一次獲得了這么大的資源投入，可以說，變化是戰略性、逆轉性的。

20年間，中國野生生物與自然保護工作一直獲得推進。2020年，部分由于新冠疫情影響，對野生動物保護的立法又有了一個跨越式提升。

如何定量人類與野生動物的沖突，在這二十年間，并沒有一個有力、直觀的統計數據。但在自然保護持續推進的大背景下，無論具體案例中有多少偶然性，在宏觀尺度上做出合乎邏輯、強有力的判斷，并不困難。很顯然，所有野生動物保護取得的成果，最直觀的指標就是種群數量的恢復與發展。而野生動物的種群數量恢復發展后，就必然有擴大棲息地的需求，與人類活動的區域更為接近，出現沖突甚至嚴重結果的概率自然增加。

這兩則新聞的另一共通之處是，主角都是頂級物種，都有很強的殺傷破壞能力。很多人不一定清楚，看起來憨態可掬的亞洲象，甚至比東北虎的危險性更大。這些頂級物種，通常并不太容易出現長距離且抵近人類活動區的遷移。當它們也“深入人穴”，說明其他小型動物的活動區域更早前就已擴大了很多。就我個人的判斷，可以說，“南象北虎”這兩則新聞，基本可視為大型野生動物活動區域已在“轉守為攻”的信號。

這兩個新聞都成為媒體與社交媒體的焦點，獲得了公眾大量關注，甚至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娛樂化傾向。

我很擔心，這些娛樂化傾向的信息傳播，可能沖淡公眾對相關物種現實危險性的認知與預期。再說一遍，東北虎和亞洲象都是非常危險的物種。盡管由于偶然、幸運或相關部門嚴格防范，目前為止，虎只是造成了輕微傷害，象更顯得人畜無害，但假如我們能夠確認，這兩個看似異常的動物新聞，其實是一個尺度在二十年以上的大趨勢的必然結果，那么，未來類似新聞的更多出現就是必然的，出現失控意外的概率會大幅提高。強調娛樂的一面，容易讓公眾對當地民眾面臨的危險與損失缺乏共情，在“人類的悲歡并不相通”之下，導致各方認知撕裂的局面。

另一面，人們對大型野生動物活動范圍的擴張，還有一些認識的隔膜。太多媒體都在強調它們行為的“反常”，似乎它們做了“很不理智的選擇”。但人們幾乎都忘記了，歷史上，無論東北虎，還是亞洲象，它們的棲息活動范圍比現在要大很多很多。它們不是意外失誤離開了自己“應該呆的地盤”，更不應單純認為是對人類生活區的侵入，嚴格來說，它們只是在無意識的甚至偶然的運動中，必然地向著它們歷史上的故園領地行進罷了。毫無疑問，對它們來說，人類才是那個不留余地的侵入者。

這種想法當然不可以極端化與理想化。人類不可能輕易退出占有的領地。但長期來看，至少在一些地區，情況也在發生變化。這要“感謝”中國近幾十年高速推進的城市化進程，包括東北林區、礦區經濟衰退后的人口轉移。原有的偏遠地區人口越來越少，實際上，降低了人與動物之間的緊張關系和沖突可能性。這有利于良性解決在人與動物之間未來必然變得“親密”的關系中可能出現的各種矛盾。

假如承認趨勢還將繼續，那么，中國公眾對野生動物的認知，對人類與野生動物關系的分際，相處的文化與共同心理，甚至在生產生活方式上，可能都需要一次再平衡的調整。

人類與大自然和野生生物的關系，有著漫長的歷史。近兩百年間在全球發生的“緊張—紓緩—和諧”三部曲，只是很短的一幕。中國野生動物保護與恢復的進度，已好于大部分人的預期。這一局面得來不易，需要社會各界支持、呵護。相信有一天，那些生態文明落實得最好的社會中，人與自然和諧相處，野生動物與人類總體相安無事的畫面，也會出現在我們身邊。

（作者宋金波系前野生動物保護從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