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2月25日，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魏晉南北朝史著名學者田余慶去世，在學術界內外，除了表達哀悼與緬懷之情，大家亦將目光投聚到他的代表作《東晉門閥政治》一書——這是一本被認為是歷史系學生的必讀書，研究東晉以降門閥世族的興衰成因，廣受學界追捧。而書中反映的階級固化、家族式腐敗等深層問題，更令人深思，在反腐斗爭深入持續的當下，歷史烙印對現實的映照則顯得更加清晰。

        當天，人民日報海外版微信公號“俠客島”撰文，題為《東晉“門閥”如何造就了家族腐敗奇葩》，解讀了田余慶的這本史學名作。文章說，現在有的人不惜“全家腐”，落了個要在監獄里照全家福的下場。究其原因，重要一點便是“門閥士族”的陰魂觀念不散。解讀文章全文如下：

        眼見有人落馬陷囹圄，有人駕鶴西游去。

        驚聞島君在北大念書時鑿壁偷光（偷偷跑到隔壁教室聽田老講課，中文系學生沾歷史系的光）的師長田余慶先生近日歸于道山。島鞭一個電話打過來，你談談他的《東晉門閥政治》吧，當然要與時俱進，你懂得。

        這個這個，《東晉門閥政治》犖犖大作，通篇以豐富的史料和周密的考證分析，對中國中古政治中的門閥政治問題作了深入探索，出版二十多年間，在史學圈內的評價持續走高，像本島的文章一樣，不斷修訂重印轉發，廣受好評……

        等等，哦對，今天島上主題不是西山讀書會。

        那我們就拋玉引磚，就著書做引子粗淺談談魏晉和南朝的門閥士族問題吧。

啥是門閥？

        士族，基于氏族，同為仕族，歸于世族。這個生動的古代政治標本顯示，利益集團的形成，也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東漢后期的士大夫中，形成了一些累世公卿的公務員世家。因為當時士人主要通過察舉、征辟出仕。被舉、被辟的人成為舉主、府主的門生、故吏。如果出于公心，你舉薦來他做官，賢能上任，自然沒有問題。

        可是，現在問題偏偏來了。有的門生、故吏不論才德，為了利祿不惜諂附、賄賂以求固結。部分大官僚也樂得與自己的門生、故吏結成利益集團，以增加自己在朝中的政治能量。兩者是可取所需，這就形成一個巨大的既得利益群體。從魏晉到南朝，愈演愈烈，以至于后代無論何人修史，這些都成了繞不過去的奇葩現象。

反面教材

        等等，各位看官到了這里，是不是想起來“俠客島”芳鄰“學習小組”最新的那篇文章？習近平的一段話成了最新熱議的焦點——

        “黨內決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決不能搞小山頭、小圈子、小團伙那一套，決不能搞門客、門宦、門附那一套，搞這種東西總有一天會出事！有的案件一查處就是一串人，拔出蘿卜帶出泥，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事實上的人身依附關系。”

        瞄準的反面教材似乎就是門閥類的樣本吧。

        那個年代不興反四風，沒有八項規定。當年權臣王愷和石崇斗富的故事，相信各位看官都耳熟能詳。

        有錢就是任性嘛。只是大家想想，窮奢極欲搞攀比，他們糟蹋禍害的，還不都是民脂民膏？王愷曾經設宴會，讓女伎吹笛。女伎吹得稍微不合聲韻，就被王愷活活打死了。

        當年劉邦打下漢天下，收拾民心使用的就是古代司法公平的1.0版，即“殺人者死，傷人者及盜抵罪”。

        一個視生命尊嚴和法制約束為無物的社會，他的體制大概是漸漸病入膏肓了。

        當時的組織風氣和社會風氣很不正常。

        東晉有個尚書令叫刁協，頗有那個時代“三嚴三實”身體力行者和奮力捍衛者的味道。這樣一個高級官員，因不肯與當時門閥世族相沉浮，不滿他們凡事崇上抑下，而且對優游無事、貪污腐化、朋黨比奸、趨炎附勢的風氣深惡痛絕，成了當時士族山頭頭目王敦的眼中釘肉中刺。最后王敦甚至假借“清君側”的名義，在武昌動用國家公權和暴力機器舉兵伐之。

山頭主義門閥為啥長不了

        這就不難理解了，為何搞“山頭主義”封閉圈子那一套，必然會出事。因為門閥士族，就是通過仕宦途徑和婚姻關系來維護門閥制度，形成封閉性集團。這種封閉性和排他性，必然給政治穩定帶來種種動蕩不安。

        這種等級森嚴的士族制度，只要進入他們的核心圈子，就可以坐上火箭飛升，“平流進取，坐至公卿”，比什么西山會快多了。至于文武才能，吏治考績，那些都是浮云。一個祖上資蔭，便可抵祖逖北伐之功。

        梁時流行一句諺語：“上車不落則著作（郎），體中何如則秘書（郎）”。意思是說，那些士族子弟生下后，只要到坐車掉不下來的年齡，便可做著作郎；只要會寫兩句信中問候的客套話，便可當秘書郎。所以紈绔子弟們，一個個“熏衣、剃面、傅粉、施朱”，打扮得妖里怪氣，還要裝得“從容出入，望若神仙”。

        這樣的接班人，能靠得住嗎？這樣的政治，豈止是腐敗兩字所可以概括。

        套用千年以后美利堅的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里所說的，門閥士族的政治體制發生了所謂的固化，固化到一定程度就失去了彈性。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凡是固化的東西，不是被風干，就是要壞死。因為環境、社會和這個世界變了，可是政治體制沒有辦法去推動質變，來適應外部環境和社會內在的變化，那么這個政治體制就發生了政治衰敗。衰敗的最直接表現，就是魏晉南朝長期積貧積弱，面對北方的少數民族政權無能為力。

        有人說，任何政治制度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存在封閉的慣性和傾向。但如果要繼續發展下去不至于車顛船覆，則必須改弦易轍秉持一定的開放性才行。比如后來隋唐遂行的科舉制，就是對門閥士族制度最好的糾偏。選賢任能，保持社會流動通道暢通，這種思路，即使在今天看來，依舊是行之有效的。

        有的人卻與此背道而馳。甚至發展為家族式腐敗，為此不惜全家腐，落了個要在監獄里照全家福的下場。究其原因，一個重要的節點就是“門閥士族”的陰魂觀念不散，比如貪腐都是為了孩子，希望他們讀名校、用名牌，開豪車、住豪宅，甚至將來居高位，子子孫孫無窮饋也。

        還是舉一個洋人的例子吧。巴菲特腰纏萬貫，但他并不準備將自己的財產都留給子女，而是逐漸將他擁有的財富捐給基金會做慈善事業。因為人家看得很清楚。巴菲特告誡孩子們說：“那種以為只要投對娘胎便可一世衣食無憂的想法，損害了我心中的公平觀念。”

        跑題了，言歸正傳。正是因為階層流動不起來，而士族本身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了南北朝后期，終于發展成為阻礙社會政治進步的種姓毒瘤。王敦、王愷、桓溫、庾亮等人，搞腐敗的搞腐敗，搞小圈圈的搞小圈圈，搞政變的搞政變，禍國殃民，下場自然也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