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立法法第八條，基本經濟制度以及財政、稅收、海關、金融和外貿的基本制度屬于只能制定法律的事項。僅此規定，遠遠不夠。以立法法修改為契機，在立法法中加入稅收法定條款，很有必要。這是稅收法治化的要求。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要求中國加快法治國家建設的步伐。法治國家建設離不開稅收的法治化。所有的具體稅收制度，各個稅種的納稅人、征稅對象、稅目、稅率、稅收優惠等稅制各要素，都應該立法規定。

        當今中國有18個稅種，只有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車船稅的征收依據是全國人大或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整個稅收法律體系中，除了這三個稅種的法律之外，就只有稅收征管法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法律。70%以上的稅收收入的取得，根據的是“條例”和“暫行條例”。一些“暫行條例”甚至暫行了二十多年。

        不可否認，稅收制度的這種現狀有歷史原因。過去，稅收的取得主要與企業和單位有關。如今，隨著直接稅收入比例的逐步上升，稅收與個人家庭的關系日趨密切。稅收制度變化，影響的不僅僅是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個人和家庭的收入和支出也受到稅收制度的直接影響。這一切，都要求稅收基本制度和各種具體稅收制度均需經過必要的立法程序。

        稅收的基本職能是為公共服務籌集經費，必要的財政收入規模無疑需要保證。與此同時，財政收入的取得應符合現代稅收公平、效率和穩定原則的要求。稅負的輕與重，從來就沒有標準答案。簡單的數據國際比較只會誤導決策。想說中國稅負輕的，找北歐國家來比較；想說重的，找亞太地區來比較。眾多紛紜，最后無助于問題的解決。理性思考的結果只能是，只要大家同意，征多少都是合適的。同意之中總是蘊含內在要求，即稅收與公共服務的匹配。每一個人，每一家企業，每一種商品，所能承受的稅負是一定的。量能課稅是基本要求。在合理的空間內，公民或直接或間接表達納稅意愿，是稅收民主化和法治化的表現。稅收立法，可以讓公民有更多機會來表達自己的意愿。稅收制度的改變只能走立法程序。這是至關重要的。唯此，行政部門就不容易改變稅負，納稅人負擔的確定性就有保證。況且，政府職能轉變本來就要求對行政部門的行為進行約束。

        事實證明，基于“條例”和“暫行條例”的稅收制度不牢靠，稅負風險可能因此而生。這次提高一毛錢，下一次就可能提高一塊錢，甚至更多。法治國家中，稅負不是不能提高，關鍵在于是否經過必要的立法程序。如果所有的稅收制度調整，都按照立法程序的要求，在立法中得到充分討論，那么制度調整給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就會很小。看似簡單的稅收制度小調整，實際上蘊含著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行政部門隨意調整稅制的時代必須結束，并適應稅收法治化的天下大勢。

        基于現實，立法法的修改可先體現稅收法定原則，不管是稅收的基本制度，還是具體制度，都應該先行立法。稅收法定原則的落實可分步實施。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要收回稅收授權立法權力。稅收立法的要義不在快，而在是否適應現實，是否具有前瞻性，是否與制度內在要求相吻合。既有的具體稅收制度的調整，從“條例”或“暫行條例”，要逐步過渡到“法”，但必須有明確的時間表。在過渡中，增稅政策應凍結。所有新稅種的開征，均應通過全國人大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