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11日，國家統計局公布了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人口結構顯示出明顯的老齡化趨勢，其中60歲以上人口占比達到18.7%，較2010年上升了5.4個百分點。盡管14歲以下人口占比有所上升，優于之前的市場預期，但總和生育率僅為1.3，如果未來生育率水平沒有明顯提升，我國人口的老齡化問題將更趨嚴重。

從經濟學角度分析，人口結構問題本質上是一國居民財富的跨期平滑和消費的代際轉移問題。在人口結構相對穩定時，財富的跨期平滑和消費的代際轉移具有可持續性。一旦人口結構出現老年化趨勢，全社會整體的儲蓄率水平將走低，國內投資增速可能同步下滑。同時，由于全社會勞動力人口比率的下降，在全要素生產率沒有顯著提升的情況下，通脹壓力也將加大，使得上述財富和消費的跨期和代際轉移面臨困難和缺口，從而降低國內居民未來的實際消費水平。我國化解這些由人口老齡化問題所帶來的負面沖擊，需要從人口政策、財稅政策以及產業政策等多方面入手，而金融市場的雙向開放也是緩解人口老齡化負面沖擊的重要舉措之一。

首先，通過金融市場的開放，引導國內資本投向勞動力相對富余，產出增長潛力較大的區域，提高國內資本的投資回報率水平。具體的實施路徑有三種：

其一，依托政府主導的主權財富基金，戰略投資于海外金融市場，以其投資收益平滑和補充國內財政收入，彌補因人口老齡化所可能出現的財政或養老金缺口。例如，挪威為了應對未來人口老齡化和油氣資源枯竭所可能帶來的養老金不可持續問題，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主權財富基金——挪威政府全球養老基金。盡管受到疫情影響，全球經濟在2020年出現了較大波動，但該基金在2020年仍舊收獲了超過1200億美元的投資收益，年投資收益率高達10.86%，為其國民人均創造了約2萬美元左右的財富，可謂投資效益顯著。

其二，鼓勵優勢企業走出去，重點選擇資源互補性強的國家作為投資目的地，并依托金融市場開展資本運作，實現資源的整合，促進內循環和外循環的雙向互動，提升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回報率水平。日本作為人口老齡化較為嚴重的國家，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進行大量的海外投資，使日本成為海外凈資產最多的國家之一，也為其國民創造了大量財富。當然，我國企業在開展類似海外投資時，應該與國內企業的產業升級相聯系，汲取日本海外投資的教訓，避免形成國內產業的空心化。

其三，通過建立更多適合于合格投資者的跨境金融投資通道和平臺，更大程度促進國內金融類對外投資多元化，滿足國內居民的全球化資產配置需求，使其可以在更大范圍內實現組合投資。

其次，我國資本市場應該擇機推出國際板，吸引世界各國優秀的企業來我國資本市場上市或發行債券。我們長期以來更多地把資本市場作為企業實現直接融資的場所，而當國內居民財富積累到一定階段以后，居民對財富優化配置的要求日益增加，此時國內資本市場應該更注重發揮其實現居民財富保值增值的功能，而發揮這一功能的基礎則是吸引更多具備長期投資價值的優秀企業登陸國內資本市場。這其中既包括國內的優質企業，還應涵蓋國外的行業龍頭和大企業，且不限于海外中概股。

國際上成熟的資本市場，對上市企業一般都沒有地域限制。我國資本市場也應發展成為面向全球企業的投融資平臺，鼓勵國外的企業到我國資本市場發行存托憑證或者直接發行上市。海外優秀企業在我國資本市場國際板募集人民幣資金并上市后，一方面可以促使其增加在我國國內的直接投資，強化國內企業與海外行業龍頭的競爭與合作，進而帶動國內相關產業的轉型升級；另一方面，也可增加國內人民幣資金的使用效率，提高人民幣資產的收益率水平，有利于國內居民更好地利用資本市場實現財富的跨期平滑。

最后，通過國內高水平金融市場的建設，吸引更多的國外資本流入我國金融市場，逐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提高人民幣資產在全球各國國際儲備資產中的份額。歷史上國際金融市場出現的多次金融危機表明，金融市場的短期外匯資本流入并不能提高一國居民的財富水平，反而可能造成資產價格和匯率的大幅波動，甚至造成嚴重的金融市場動蕩，因此，我國金融市場的建設應該著眼于以市場手段促使境外投資者更長期地持有人民幣資產，增加資本項下人民幣交易規模，而非單純地實現人民幣資本項下的自由兌換或吸引海外資金短期投資于我國國內金融市場。

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從完善跨境人民幣資產交易的金融基礎設施建設、豐富跨境交易的人民幣金融產品以及降低人民幣資產跨境交易成本等諸多方面，提升人民幣資產跨境交易便利，以市場機制帶動人民幣國際化的深入。隨著人口老齡化趨勢的延續，我國現有的國際收支結構很可能發生變化，以往長期存在的經常項目順差將有所下降，人民幣的國際化可以有效增加我國非儲備性金融項目的盈余，使更多的外國儲蓄流入到我國金融市場，幫助國內居民的消費在更大范圍內實現代際轉移。

總體而言，金融市場高質量雙向開放，可以從一定程度上應對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負面沖擊，但也需掌握時機和控制風險，重點在于以市場化方式提高人民幣資產的吸引力，幫助國內居民更好地實現財富的跨期平滑和消費的代際轉移，降低人口結構改變對國內居民實際消費水平的負面沖擊。

（作者周贇為金融學博士，供職于上海國家會計學院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