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可·波羅像

馬可·波羅未曾到過中國？

        在世界史上，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Marco Polo, c. 1254-1324）無疑是最偉大的旅行家之一。據稱他1271年隨著其父親尼可洛（Niccolò）與叔叔馬費奧（Maffeo）自威尼斯出發前往汗八里（khanbaliq，即大都，今北京），并且服務于忽必烈汗廷，直到1295年才回到威尼斯。但是，他是否真的到過中國的問題一直是學界爭論的焦點。這個問題在過去由巴德禮－波尼（G. Baldelli-Boni）與馬爾斯登爵士（Sir William Marsden）等早期編譯《馬可?波羅行紀》的學者們于19世紀初期提出。他們主張馬可?波羅未曾到過中國，因為在其行紀中并未述及長城、茶葉與纏足等中國事物。而德國中古史家于勒曼（Karl Dietrich üllmann）在1829年更主張馬可?波羅未曾越過今日俄國喀山（Kazan）以南的地區。這些質疑都為玉爾爵士（Sir Henry Yule）于1860年再度提出。而吳芳思（Frances Wood）1996年出版的《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一書（漢譯版1997年由新華出版社發行），則是這些質疑的現代版化身。

        吳芳思的懷疑論調，很快就受到歐洲中古史家與蒙古學家異口同聲的反對。其中又以杰克生（Peter Jackson）1998年刊登《倫敦亞非學院學報》上的《馬可?波羅及其<行紀>》（“Marco Polo and His ‘Travels’”）一文，以及羅依果（Igor de Rachewiltz）1997年在《中亞研究》發表的長篇書評《馬可?波羅去過中國》（“Marco Polo Went to China”）為代表。

        杰克生將吳芳思反對馬可?波羅到過中國的理由歸納為三點：1) 馬可?波羅在其行紀并未交代纏足、飲茶與長城等任何外國人游歷中國時會感到印象深刻的事物；2) 馬可?波羅的名字從未在任何中文文獻中被提起；3) 馬可?波羅自言曾參加過圍攻襄陽之役，而這明顯是他個人的自吹自擂。為了反駁吳芳思的說法，杰克生認為我們必須要先對《馬可?波羅行紀》有正確的認識，才能做比較公允的評價。因此他的文章主要處理以下幾點問題：1) 《馬可?波羅行紀》是什么？2) 其撰寫目的為何？3) 書中究竟說了什么？4) 該書在何種程度上反映了馬可?波羅的個人經歷？

對“馬可·波羅未曾到訪中國說”的反駁

        首先，杰克生分析了《馬可?波羅行紀》的作者與傳抄者，比較了巴黎版、托斯卡納版、多明我會的托缽修士皮皮諾（Francesco Pipino of Bologna）的拉丁語譯本、另一個不同于前者的拉丁語譯本，以及拉穆西奧（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16世紀整理的版本等等，說明《馬可?波羅行紀》并非出自馬可?波羅本人之手，而是透過其牢友魯斯蒂謙（Rusticello）的記載而反映出來的馬可?波羅游歷。因此我們不能對其敘述多加著墨。而馬可?波羅書中未提及的事物，也不無可能存在于其他已失傳的版本中。

《馬可·波羅游記》抄本

        至于馬可?波羅是否真有其人，根據其他的歷史文獻記載，達揆（Jacopo d’Acqui）曾述及馬可?波羅在1296年與熱那亞人的海戰中被俘，而病中的他也曾表示他所說的尚不及他所見的一半。而醫生與哲學家狄阿巴諾（Pietro di Abano，1316年過世）也說自己曾見過馬可?波羅。最后有關馬可?波羅家族的文獻也保存了下來。這些都是馬可?波羅真有其人的證據。

        有關《馬可?波羅行紀》的撰寫目的，杰克生認為《馬可?波羅行紀》是由一個職業傳奇冒險故事作家所作。但是在后世傳抄與流通的過程中，對該書賦予了不同的意義。該書事實上是一個世界各地的百科全書式研究，但并非嚴格按照時間先后順序組織而成的。

        關于《馬可?波羅行紀》為個人觀察還是道聽途說的問題，杰克生認為即便如教皇使者柏朗嘉賓（John Plano of Carpini）等人曾經親歷蒙古汗廷，但其游記中亦不乏如犬首人身國等道聽途說之詞。《馬可?波羅行紀》也不例外，但行紀的作者確實試著把個人經驗與道聽途說進行區分。

        至于馬可?波羅究竟去過哪些地方，杰克生認為他除了去過云南、汗八里等地外，也確實去過印度。他特地強調了印度行紀的重要性，因為正是在1290年左右，馬可?波羅結束了印度之旅回到汗八里后，由于陸路不安全，才決定改由海路護送元朝宗女闊闊真（Cocacin，即K?kechin）前往伊利汗國。

        至于歐洲人在元朝的情況，杰克生提到在馬可?波羅之前，1261年已經有富浪國（即法蘭克人）訪問忽必烈汗的紀錄。但是馬可?波羅卻是第一個訪問遠東的意大利人。而在他之后，才有方濟會士孟高維諾（John of Montecorvino）1307年抵達汗八里，并且成為汗八里的第一任大主教。而在他與威尼斯商人達魯卡隆戈（Pietro da Lucalongo）的通訊中，也曾經透露后者為其在中國買地建立教堂一事。因此馬可?波羅的中國之旅是早于前述兩位歷史文獻所記載的意大利人。

        針對馬可?波羅未能提供許多中國生活細節這一點，杰克生認為首先馬可?波羅很可能大部分時間都花在為忽必烈汗效勞，例如出使印度等，因此不一定長期待在中國一處。此外，他身為色目人的身份也可能使他減少了與漢人有更多接觸的機會。此外馬可?波羅聲稱自己通四種語言，但從他將伯顏丞相的名字誤釋為百眼可知，這其中可能不包括漢語。但他很可能通波斯語和突厥語，前者為當時歐亞大陸所通行的語言。這也反映在他以波斯語或是突厥語的形態來轉寫地名與人名上。

元朝宮廷畫像繪制的忽必烈大汗像

中文史籍中為何沒有馬可·波羅的名字？

        馬可?波羅護送闊闊真前往伊利汗國一事，一直被視為是證實《馬可?波羅行紀》真實性的有力證據之一。闊闊真一事見于波斯文與中文史料，前者為拉施特（Rashid al-Din）的《史集》（Jami’ al-Tawarikh），后者則為《永樂大典》（最早由楊志玖所發現）。然而馬可?波羅的名字不見于波斯文與中文史料中這點，構成了吳芳思不承認此一證據的主因之一。然而羅依果認為《馬可?波羅行紀》精確記載了三個使臣的名字以及其中兩人死于途中一事。這點已經足以證明其敘述的真實性。至于馬可?波羅之名未被記載之因，羅依果認為這只是說明馬可?波羅并不像他聲稱的一般在使節團中有重要地位罷了。而杰克生則進一步認為這與中國將外國商人視為貢使的傳統相關，但事實上商人在使節團中只是作為蒙古大汗之商業利益的官方代表，并不真正具有重要性，自然也就不會被記載入史冊當中。

        羅依果認為馬可?波羅獲得蒙古大汗的牌子，也是曾經來過中國的重要的證明之一。牌子，簡單來說就是圣旨，有了它，使者可以任意征用他所需要的資源，各驛站也有義務提供使者膳食與馬匹。他同時也澄清馬可?波羅一行人一共拿到了七個牌子，而非吳芳思所稱行紀中對牌子數目的記載有混亂的情況。根據羅依果的統計，1266年馬可?波羅的父親與叔叔在第一趟旅程中從忽必烈汗手中拿到一面；1290/91年波羅一行三人從忽必烈汗手上拿到兩面；1293年三人從海合都汗手中拿到四面牌子。一共七面。牌子的數量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吳芳思認為后來馬可?波羅騙了馬費奧的錢而導致爭訟，其中牌子成為兩人爭奪的焦點。但是羅依果認為吳芳思誤讀了記載，因為原文并沒有提到任何欺騙的行為，只是純粹賠償在特拉布宗（Trebizong）經商的損失罷了。

14世紀歐洲地圖上的商隊形象

        很多學者認為馬可?波羅沒有來過中國的證據之一，就是在中文史料中找不到馬可?波羅的記載。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其實有很多色目人來到中國，但也都沒有出現在中文史料中。例如前述的方濟會士孟高維諾，他的事跡也不見于中文史料。一般認為馬可?波羅在忽必烈汗底下做的工作是屬于幕僚或顧問性質的非正式工作，并不在有品級的中國官僚系統之內，也因此不會出現在中文史料中。

        至于《馬可?波羅行紀》中沒有提到長城的問題，根據美國歷史學者林蔚（Arthur Waldron）的研究，在明代以前其實不存在長城。因此在《馬可?波羅行紀》沒有留下相關記載就不成為問題了。

        有關《馬可?波羅行紀》的性質，杰克生作出了很中肯的分析：1) 該書是一部對已知世界的描述，而非馬可?波羅本人的回憶錄或旅行日志。在許多事情上，《馬可?波羅行紀》提供了許多詳實的資訊，以至于讓讀者很難相信在缺乏親身經歷者的口述下，魯斯蒂謙能夠編造出這些情節。馬可?波羅也許未曾游遍中國，但是他似乎確實在中國與印度之間進行過海上探險。對于他們曾游歷的地方，相關的記述多半是組織松散的。馬可?波羅本人、行紀執筆者以及后世的傳抄者等人在對中國的描述以及馬可?波羅的地位上，確實有夸大其詞的嫌疑。但是這并不能代表馬可?波羅未曾到過中國或是甚至未曾跨越克里米亞。

馬可·波羅前往中國及返回威尼斯的路線圖

        然而，即便吳芳思的懷疑論調已經遭受到許多反駁，但之后仍然有其他學者從不同角度支持其看法。例如2011年意大利學者彼得雷拉（Daniele Petrella）就從考古學角度出發，認為從日本考古發掘的船艦殘骸顯示，蒙古船艦應為三桅船。這與《馬可?波羅行紀》中記載的五桅船明顯不同。因此他認為其記載有問題，并懷疑其中國之旅的真實性。

馬可·波羅到訪中國的最新證據

        近年來關于這個爭論，德國圖賓根大學漢學教授博漢思（Hans Ulrich Vogel）再度提出支持馬可?波羅曾經來過中國的證據。在其2012年新書《馬可?波羅到過中國：貨幣、食鹽與稅收方面的新證據》（Marco Polo Was in China: New Evidence from Currencies, Salts and Revenues）中，他將數種《馬可?波羅行紀》不同版本中有關中國紙鈔、貝幣、鹽幣、鹽業、稅收制度的段落選出來與其他記載相對比，發現馬可?波羅的記載不僅在質量上都優于其他同時期歐洲、波斯與阿拉伯旅行者（例如柏朗嘉賓與伊本?白圖泰﹝Ibn Battuta﹞）的相關記載，同時也與中國的漢文史料記載若合符節。

        例如博漢思就列出馬可?波羅在提到元代紙鈔時，提到了紙鈔的設計，13種不同的紙鈔面額，顏色為黑色，紙鈔尺寸大小隨面額不同而改變，而且紙鈔破損后只需付原面額的百分之三的手續費即可更換新鈔，而且紙鈔可以用來作為繳稅、交易與付款的媒介等。這些與漢文史料的相關記載若合符節。此外，馬可?波羅沒有提到元代福建使用紙鈔一事并非巧合，當時元朝貨幣系統在流通區域上存在著南少北多的不均衡情形。這肇因于在南方仍有許多南宋銅錢流通，且蒙古人對于新征服之南宋領地的統治仍然十分脆弱，加上地方官員敷衍塞責推行不力，或是囤積紙鈔以待升值，另外紙幣本身的品質不佳與數量不足，都導致了元朝紙鈔當時在中國南方使用不廣的結果。

        另外《馬可?波羅行紀》中提及貝幣在云南地區流通，且這些貝幣是從印度輸入的。這些記載對照漢文史料也都能夠得到印證。根據元代的材料說明，這些貝幣不只來自絲路南端，也來自廣西、貴州與四川等地，以及沿海的市舶司，如上海、杭州、泉州與廣州等地。其中馬爾地夫又是當時亞洲貝幣的主要產地。所以基本上可以說馬可?波羅的觀察相當正確。

        簡言之，雖然如吳芳思等學者所言《馬可?波羅行紀》中存在著一些問題，但其中所記載的中國相關資訊大體仍然相當準確。如果說馬可?波羅并未親自走訪這些地方，而僅憑道聽途說而取得這些精細的資訊，確實很難讓人信服。目前西方學界主要還是認為馬可?波羅確實是曾經到訪過中國的。而這個爭論，未來隨著更多考古與文獻材料的發掘，勢必還會出現更多的討論。身為一個研究者，筆者也期待透過這些討論，有助于我們對馬可?波羅以及他所游歷的元代中國有更為深廣的認識。

杭州西湖邊的馬可·波羅塑像，馬可·波羅在其游記中稱杭州是“世界上最美麗華貴之天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