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三年（1959年至1961年）餓死多少人，一直以來在學術界和輿論界存在交鋒。

        新華社高級記者、中國新聞學院教授楊繼繩因寫了《墓碑》一書而名揚海外，該書得出結論：三年期間餓死3600萬人。

        2014年7月5日到7日，華中科技大學舉行國際研討會，江蘇師范大學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孫經先與楊繼繩就“餓死三千萬”問題直接對話。孫經先指出，由于我國戶籍管理制度發展變化，導致1960年到1964年間戶籍統計人口減少了2644萬。這些減少僅僅是統計數據的減少，不是實際人口的真實減少，更不是由于人口非正常死亡造成的。孫經先提出，三年中饑餓死亡人數應在366萬人以下。

        事后，楊繼繩在公開聲明中稱：“以后孫經先再挑戰我，我不再理睬。”

        楊繼繩退出辯論以后，歷史學者洪振快在《炎黃春秋》今年第11期發表了《有關大饑荒的新謬說》，支持“餓死三千萬”的觀點。

        12月5日，孫經先在《中國社會科學報》上刊文駁斥該觀點，稱1960年到1964年我國人口大量異常減少，一個基本原因是1959年前存在多報、虛報戶籍現象；另一個基本原因是這一期間產生了大量遷移漏報人口。以下為孫經先的全文：

        我們關于三年困難時期人口變動問題的研究成果發表以后，在社會上和學術界引起廣泛關注。我們和楊繼繩之間在報紙、刊物、網絡和學術會議上就這一問題進行了辯論。在辯論中楊繼繩理窮詞盡，被迫高掛免戰牌，宣布“以后孫經先再挑戰我，我不再理睬”，以一種“阿Q方式”退出了和我們的辯論。楊繼繩退出辯論以后，他的同事洪振快又在《炎黃春秋》今年第11期發表了《有關大饑荒的新謬說》，繼續為“餓死三千萬”進行徒勞的辯解。

        1960年到1964年我國人口大量異常減少，一個基本原因是1959年前存在多報、虛報戶籍現象；另一個基本原因是這一期間產生了大量遷移漏報人口。

        我們在研究中對國家統計局人口數據中的重大矛盾做出了完整、系統的合理解釋，擊中了“餓死三千萬”的要害。洪振快在他的文章中聲稱對我們的這一研究要“揭示其論證邏輯的荒謬”。但是他實在找不出我們研究中的破綻，只好勉勉強強地拼湊了三條實在不成樣子的所謂“理由”。

        他的第一條理由是：“以不可靠的數據得出的結論自然不可信。”“在不可靠的數據上推演，無論你數學能力多么強，都得不到符合實際的結論。”

        洪振快所說的“不可靠的數據”指的是1983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數據（這是一個復雜的數據系統）中的許多數據之間存在著重大矛盾，存在著與實際人口狀況不符的現象。現代數學已經提供了許多強有力的思想、方法和工具用于處理各種復雜的（包括“不可靠的”）數據系統。就國家統計局人口數據而言，數學家完全可以利用各種數學思維方法加以研究，分析這一數據系統產生重大矛盾的根本原因，在此基礎上修正這一數據系統中的那些“不可靠的數據”。在這個意義上講，數學家的主要研究任務之一就是要研究和處理那些“不可靠”的數據系統，從中得到可靠的結論。如果像洪振快所說的那樣，數學家要等著別人把數據“弄準確”了再來研究，那還要數學家干什么？洪振快根本不了解數學家的研究任務，不了解現代數學思維方法的強大作用，武斷地認為數學家不能研究和處理那些“不可靠”的數據系統，并把這一點作為否定我們研究的所謂理由，只能說明他在數學上的極端無知。

        洪振快的第二個理由是：孫經先“所稱的‘人口異常變化’并不是什么新東西，也不是孫的‘新發現’，而是公安部早就注意到并試圖解決的問題”。

        我國三年困難時期的人口異常變化是人們早就知道的事實，我們從來都沒有說過這是我們的“新發現”。洪振快莫須有地把這一說法強加到我們身上，然后煞有介事地大做文章，這只能說明他已經理窮詞盡，實在找不著別的理由反駁我們，只好采用這種手段來拼湊所謂的理由了。

        洪振快的第三條理由是：“‘人口異常變化’的主要原因是多報出生、少報死亡，這是無可辯駁的事實。”

        我們在研究中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完整地論證了：對戶籍統計數據而言，人口的出生、死亡及其戶籍登記活動對人口異常變化不產生影響（詳見我們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內部文稿》2013年第4期的文章）。這一結論推翻了流行長達三十年之久的“死亡漏報論”（即人口異常變化是由死亡漏報引起的）。洪振快把已經被我們駁倒了的“死亡漏報論”（他又加了一個“多報出生論”）拿出來當理由。但是他根本沒有對他的論點做過任何論證，也沒有對我們的論證過程做出任何反駁。

        洪振快在文章中大量引述1963年11月公安部給中央、國務院報告中的內容，試圖以此說明他的觀點。但是恰恰是這個報告強有力地支持了我們的正確觀點，否定了洪振快的錯誤觀點。

　　我們的基本觀點是：1960年到1964年我國人口之所以大量異常減少，一個基本原因是我國在1959年以前存在著嚴重的多報、虛報戶籍現象，這些多報、虛報人口在1960—1964年被清查出來并注銷戶籍；另一個基本原因是我國在這一期間開展了大規模精簡市鎮人口的運動，產生了大量遷移漏報人口。而洪振快的基本觀點是：我國這一期間人口大量異常減少是由“瞞報死亡人口所致”。

        我們再來看一下洪振快所引述的公安部1963年的報告。該報告說“根據上半年統計，全國自然增加的人口為1204萬，但是，總人口只增加825萬，少了379萬”。這一現象正好可以用我們所說的兩條基本原因解釋。公安部的報告在談到造成這一減少的原因時說“主要是一些基層單位過去多報了人口”。這正好與我們所說的第一條基本原因一致。

        公安部報告中列舉了一些實例，其中有黃陂縣的例子：“湖北省黃陂縣，1953年人口普查時，實有719000人，縣長示意報為819000人，多報10萬，至1960年才查出糾正”（洪振快在文章中也引用了這個例子）。黃陂縣1960年清理出10萬虛假人口，造成該縣人口統計數據一次性異常減少10萬人。但是造成這一異常減少的原因根本不是洪振快所說的“瞞報死亡人口所致”，而是1953年該縣多報了10萬人，這恰恰屬于我們所說的第一條基本原因。這一實例為我們的觀點提供了很好的證據，有力地駁斥了洪振快的錯誤觀點。我們在閱讀洪振快文章的這一部分內容時感覺到他不是在反駁我們，而是在幫助我們反駁他自己。

        洪振快認為我國這一期間人口大量異常減少的基本原因是由“瞞報死亡人口所致”，但是公安部的報告根本沒有提到這一點。洪振快本人在文章中也不得不哀嘆說：“公安部報告中沒有提及”他所說的原因。

        我們認為從1953年全國第一次人口普查后到1958年期間，我國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死亡漏報現象，死亡漏報人口合計約750萬人。洪振快說我們的這一研究成果“完全沒有依據”。

        我們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內部文稿》（2013年第4期）的文章中已經明確說明：我國在1953年和1957年先后進行了兩次抽樣調查，根據這兩次抽樣調查的結果可以估計出1953年和1957年的死亡漏報率分別為17.65%和16.34%。我們正是以此為依據估算我國這一期間死亡漏報人口數量的。

        我們在撰寫發表于《馬克思主義研究》上的文章時，由于沒有查證到上述這兩次抽樣調查的數據，就利用其他方法對這一期間的死亡漏報率進行了謹慎的估計：“我們把1954—1958年期間死亡漏報率暫定為12%，這是保守的估計……如果我們把這一期間死亡漏報率由12%繼續向上調整（我們傾向于這樣做），則1959—1961年期間的死亡率就要繼續下調。”洪振快抓住這一句話中的“死亡漏報率暫定為12%”就說這一數據“完全沒有依據”。事實上，上述1953年和1957年兩次抽樣調查的結果表明我國這一期間的死亡漏報率為16%—18%，充分說明了“我們把1954—1958年期間死亡漏報率暫定為12%，這是保守的估計”這一說法是謹慎的、留有余地的，也是無可非議的。洪振快的指責毫無道理。

        四川省各個縣（市、地區）地方志所記載的三年困難時期人口死亡數據，嚴重夸大了這些地區人口死亡的真實情況。

        洪振快的文章討論了四川省的人口變動。關于四川省三年困難時期的人口死亡情況存在著兩組差異巨大的統計數據，見表1。

四川省1958-1962年的兩組人口死亡數據(表1)。

        表中第一組數據取自國家統計局人口統計司、公安部三局編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統計資料匯編(1949—1985)》，第二組數據取自《中國人口（四川分冊）》。這兩組數據都是官方數據，但是死亡人數卻出現了巨大的差異，其差額在1959年竟然達到187.3萬。要想研究四川省三年困難時期人口變動問題，就應當對上表中的這兩組數據中究竟哪一組比較接近實際做出判斷。

        洪振快認為第二組數據可靠，我們認為他的這一判斷是錯誤的。

        第二組數據來自《中國人口（四川分冊）》。該書明確指出：四川省1950—1956年“全省缺乏健全的死亡登記制度”，“死亡漏報較多”，“所以實際的死亡率可能高于統計數”。我們在國家圖書館方志館查閱了該館所收藏的四川省全部地、市、縣的地方志，對其中近百個縣(市)從1949年到1982年的人口死亡數據進行了全面的分析，最終確認了四川省在1950年到1957年期間存在著嚴重的死亡漏報現象，出現了數量巨大的死亡漏報人口，這說明了《中國人口(四川分冊)》的上述觀點是正確的。洪振快引用了這部書，但是他完全忽視了這部書中的這一關鍵性觀點。

        1958年我國頒布了《戶口登記條例》，在實施《戶口登記條例》的過程中，四川進行了人口普查和戶籍整頓。在這種情況下，1958年以前死亡漏報人口的戶籍就要在實施《戶口登記條例》的過程中得到全面清理而注銷。這就是說，在四川省1958年到1961年的統計人口死亡數據(即洪振快認為可靠的那些數據)中，包括了數量巨大的在1958年之前就已經死亡，沒有進行死亡登記，而在1958—1961年期間被以死亡注銷了戶籍的人數。由此可知四川省三年困難時期的人口死亡數據應當進行調整。

        事實上，在國家統計局和公安部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統計資料匯編(1949—1985)》中，已經對四川省1954年到1962年的人口死亡數據進行了調整(這中間包括上表中的第一組數據)，這一調整是正確的。

        雖然國家統計局、公安部已經調整了四川省這一期間的人口死亡數據，但是四川省各個縣(市、地區)在編寫地方志的過程中，并沒有對這一期間本地的人口死亡數據進行相應的調整。這就是說，四川省各個縣(市、地區)地方志所記載的三年困難時期人口死亡數據中包含著數量很大的在1958年以前已經死亡、漏報死亡登記，而在1958年以后被注銷了戶籍的人數。所以這樣的數據(即洪振快所引用的那些數據)嚴重夸大了這些地區三年困難時期人口死亡的真實情況。洪振快以這樣的數據為依據，顯然不可能得到正確的結論。

        如果還要堅持“餓死三千萬”這個大謊言，那么他們就必須論證“楊繼繩公式”的正確性。但這個公式從根本上就是錯誤的。

        洪振快在他的文章中利用“楊繼繩公式”炮制出了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七八百萬人”的謊言，并以此指責我們的正確研究。

        我們在已經發表的文章(見《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9月9日、《紅旗文稿》2014年第2期等)中明確指出，“楊繼繩公式”是沒有任何學術依據的，是非常荒謬的。我們下面再以一個典型實例說明這一公式的荒謬性。洪振快認為四川省達縣專區是全國18個非正常死亡最嚴重的專區之一，大竹縣隸屬達縣專區。據《大竹縣志》第671—672頁記載：該縣1959年下半年開始出現水腫病，“1960年1月，縣委統一抽調1337名干部，520名醫務人員組成220個防治小組，投入以搶治腫干病為主治療‘三病’（腫干病、子宮脫垂、小兒營養不良）工作。在61個公社、218個大隊建立臨時腫干病院，先后對52451名腫干病人進行免費治療。”《大竹縣志》在作出以上記載的同時給出了統計表，見表2。

大竹縣1959-1962年水腫病治療統計表(表2)。

        由此可以知道大竹縣這一期間因水腫病死亡的人數為3130人，占1958年年均人口數(64.67萬)的0.48%，即四年合計計算每207人中有1人死于水腫病。這一實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四川省三年困難時期真實的非正常死亡情況。

        但是如果按照“楊繼繩公式”計算，大竹縣1959年就要餓死3.06萬，是實際水腫病死亡人數(692人)的44.2倍；按照“楊繼繩公式”，該縣1958年到1962年合計就要餓死4.17萬，是實際水腫病死亡人數(3130人)的13.3倍。“楊繼繩公式”計算得到的餓死人數比實際情況擴大了十幾倍(在1959年擴大了40多倍)！由此人們就可以看到“楊繼繩公式”是多么的荒謬！

        我們在查證全國各個地區地方志的過程中，發現不少地方志都記載了當地三年困難時期的饑餓死亡人數，我們用“楊繼繩公式”進行了對比，發現“楊繼繩公式”計算得到的數字比地方志記載的數字通常要大幾倍、十幾倍，甚至幾十倍！洪振快就是用如此荒謬的公式炮制出了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七八百萬人”的謊言的。另外，他在《炎黃春秋》2014年第5期發表的《地方志中的大饑荒死亡數字》中的那些聳人聽聞的非正常死亡人數，也都是這樣炮制的。

        洪振快、楊繼繩、曹樹基、金輝等人利用極為荒謬的“楊繼繩公式”編造出了全國以及各個地區許多驚人的“餓死”（非正常死亡）人數，這些數字以各種形式在全社會廣泛流傳，嚴重誤導了社會輿論和億萬不明真相的人們。現在擺在洪振快、楊繼繩、曹樹基等人面前的一個非常尷尬的而又必須回答的重大問題就是：如果他們還要堅持“餓死三千萬”的謊言，那么他們就必須向全社會論證“楊繼繩公式”的正確性。對于他們來說這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為這個所謂的“數學公式”從根本上就是錯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