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相自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傳入中國，作為一種西方新興科技產(chǎn)物，漸漸融入中國社會。不過，最初幾十年，照相只是小圈子游戲，社會名流、達官顯貴才能玩得起。直到清末民初，上海照相業(yè)才完成市場化，變成尋常人可以日常消費的東西。

　　12月4日，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葛濤，在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開講清末滬上名士的影像生活。“上海是照相最早傳入中國的口岸之一，是照相業(yè)非常發(fā)達的地方。1912年上海就有照相館29家，并且形成了數(shù)家聲譽卓著的品牌照相館。”葛濤以《鄭孝胥日記》所載文字為例，展示鄭孝胥這位偽滿洲國總理大臣于清末上海的照相記憶。

　　除了個人照片，當時的滬上名士對集體照情有獨鐘。“集體攝影成為他們表達共同志向、親切情感、緊密聯(lián)誼的一種時尚方式。在社會名流之間，這種風尚尤為彌漫。”葛濤對澎湃新聞分析，當時上海名流喜愛拍攝集體照的原因在于清末新政時期民間自由結(jié)社蔚然成風，而文人結(jié)社、名士聚首為古來之習氣。在這種背景之下，志趣相投者集會、結(jié)社，互相交流意見、抒發(fā)感慨，也成為一時風尚。“而集體照是共同志趣與情誼的紀念，表現(xiàn)了集體成員之間的連帶感，體現(xiàn)了對集體身份的認同。”

在清末，去照相館拍照是上流社交的一種方式  

        鄭孝胥是中國近代的政治人物、著名書法家。辛亥革命后，他以遺老自居。1932年他任偽滿洲國總理大臣兼文教總長。葛濤介紹說，這位出身福建閩侯的近代中國政治風云人物與上海的淵源頗深。1897年6月26日，鄭孝胥由寧抵滬并在上海停留了約一年。在這一年時間里，鄭孝胥頗為優(yōu)游自在，時常與友人前往張園、愚園游興；也不時前往四馬路、虹口等娛樂場所。他在日記中記載了這段旅滬歲月中的四次拍照經(jīng)歷。

        第一次照相是在1897年9月15日，地點位于虹口英華照相館。那日，鄭孝胥前往虹口看房，發(fā)現(xiàn)性價比極高，一時高興即獨自前往英華照相館拍照。之后，在1897年9月15日至1898年6月11日這一年，鄭孝胥還有三次與友人的合照。

        根據(jù)鄭孝胥1898年4月2日的日記，“午后，赴旭莊之約于一品香（四馬路上的菜館），在席者仲弢、叔頌、蕓閣、仲魯、叔蘊、伯斧、叔海、司直。過公司，又遇書衡。旭莊與書衡約至張園照相，候仲弢不至。”張園是十九世紀末滬上著名的公共活動與社交場所，照相漸漸充當了為前來游園的紅男綠女們提供余興的角色。1898年4月28日，鄭孝胥記下“晨，約梅生、季直同至耀華照相。”

        1898年6月11日，鄭孝胥又與林琴南前往寶記照相合影。“耀華、寶記都是當時上海著名的照相館，可見在19世紀末葉的上海，友人、同道相約前往照相館合影，既是一種時尚的交際方式，也用以紀念友情、體現(xiàn)共同的志向與情趣。”葛濤說。

        1898年8月23日，鄭孝胥登輪北上，宦海沉浮數(shù)年，于1905年11月中旬再次抵滬。此后直至民國肇始，他也未離開，而是以“遺民”自居，做起了“寓公”。“盡管他以遺民自居，但這不代表他對西方事物的態(tài)度。他對由西方傳入的照相非常開明。”葛濤說，鄭孝胥此時雖已是在野之身，卻積極地在上海開展相應的政治、經(jīng)濟活動。作為立憲運動的干將，鄭孝胥于1906年12月16日在上海成立預備立憲公會。此外，他還積極投身于新政所提倡的實業(yè)、教育、出版等事業(yè)。因為是社會活動積極分子，他交游甚廣，依然喜歡與親友同志共赴相館。 

1904年，鄭孝胥（左一）攝于廣西龍州，時任邊防督辦。照片底部還對應列出三人的名字，中間為孟莼蓀，右一為吳怡泉。        

        1905年11月鄭孝胥剛抵滬，不過幾日便“與金子昌同至麗芳照相”；1906年2月28日，他分別與羅開軒、張騫在麗芳、寶記有兩次合影。1906年3月11日，“與檉弟（胞弟鄭孝檉）、夢旦（時任商務國文部部長高夢旦）照相于麗芳”；1906年8月19日，他“與段少滄共宴袁海觀、季直、久香于辛家園，呼寶記照相”……

        據(jù)葛濤統(tǒng)計，鄭孝胥于二十世紀初清末各年的拍照次數(shù)為1905年1次、1906年6次、1907年9次、1908年4次、1909年4次、1910年4次、1911年1次，共計29次。其中，合影23次，獨照6次；攝于上海19次，南京3次，天津2次，北京1次。“照相成為他社交生活的一種重要工具，其作用與游張園、愚園，去一品香吃大菜等交際手段不相上下。”

鄭孝胥與溥儀（右一）攝于偽滿時期。

曾經(jīng)，人們會把合照作為珍貴禮物贈與親友  

        在葛濤看來，鄭孝胥在清末的拍照有四大意涵。首先，相片在私交領域用以聯(lián)絡感情，加深交誼。其次，除了私交，照相在公共場合同樣發(fā)揮了留念或留證的作用，具有特殊的宣示意義，如立憲公會會議前全體與會者的合影，中國公學“到學禮”上的三百人大合影等。“舉行儀式、典禮或重要公共活動之際，集體合影往往不可或缺，由此看來這種慣例的形成可上溯至清末，綿延至今。這種特定場合下拍攝的、較大規(guī)模的集體合影，一般意味著對于某一特定事件、時刻共同參與的集體記憶。”此外，還有突出親情的家族合影和在某種情形之下能表達心境的獨照。      

1906年，預備立憲公會在上海成立，前排左三為鄭孝胥。        

        由于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照相還不是普通人所能日常消費的，比如張園照相明碼標價：四寸六角、六寸一元、八寸二元、十二寸四元，這對于一般人來說并不便宜。所以照相的社會功能相對集中于社會上層。對于這個價格，葛濤提供了一個參照，鄭孝胥在虹口壽春里的房租是一個月二十二元。

        “且由于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認識、接受西方事物需要一個過程，在清末能對照相之類持坦然態(tài)度的多為生活于如上海等條約口岸的相對開明之士。”葛濤表示，鄭孝胥可謂此類人物的典型，這類人善于學習西方事物，并擅長將之與中國傳統(tǒng)相結(jié)合，進而創(chuàng)造出一種中西結(jié)合的新型生活方式。他告訴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清末滬上名士中，除鄭孝胥之外，如何桂笙、吳昌碩、張元濟、當時尚在中國公學求學的胡適等都喜愛留影。比如張元濟在1910年出發(fā)去環(huán)球旅行之前拍照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