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范兒”的另一面

        瞿駿：《“民國范兒”的迷思——論清末民國教科書之“另一面”》，《學術月刊》，2014年第9期

        在該論文中，作者集中討論了兩個問題：一為如何看教科書內外啟蒙與傳統的關系？二為怎樣評估啟蒙成為生意后對啟蒙的雙重影響？

        首先是啟蒙與傳統的關系。諸如“蘇武牧羊”的故事、對“秦政”的認識，在清末民國的教科書里就得到了改寫和轉化，這種傳統成分的打散和重組正是中國現代啟蒙復雜性的重要構成。中國傳統教育的基礎大半植根于春秋戰國，不愛講功利富強和競爭進化。但是隨著清末以來趨新大潮的步步激烈，教科書里的傳統成分非但不能和新教育進一步融合，其點滴保留也變得越來越困難，強勢的舶來教育觀念認為：教育孩童應該努力激發他們的興趣，宜淺顯明了，簡單易懂，不宜程度過深。這些觀念迫使或驅動教科書不得不朝“損之又損，淺而再淺”的方向上去編寫。

        其次是關于啟蒙與生意的關系，一方面是無生意則無啟蒙的規模效應，另一方面則是生意也可能使得啟蒙旁逸斜出，波折叢生。比如商務與中華的教科書之爭使得兩敗俱傷，大量出版物的流通導致讀書人的求學問道和自我展示的方式發生了根本性轉變，資本力量操縱輿論推廣新式教科書。

        作者總結道：要努力走出所謂“民國范兒”帶來的單方面迷思。

        【簡評】“民國范兒”如今也成為了一門生意，也成了一種消費。在清末民初的思想中，蘊含著許紀霖教授所說的“早期現代性”，值得我們辨析和反思。關于清末民國教科書，還可以參看作者的另一篇論文： 《民初童蒙教育的變與不變——以商務版共和國教科書為中心》， 《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3期。        

馬寅初：從國民黨忠實黨員到“反體制者”

        吳敏超：《馬寅初被捕前后：一個經濟學家的政治選擇》，《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5期

        抗戰爆發后，民族危難加劇，大批知識分子從沿海遷移到西南大后方，他們的政治傾向與社會影響力，直接關系到國共之爭的最終走向。

        馬寅初是民國時期最負盛譽、最為活躍的經濟學家之一。作者回顧了馬寅初回國任職以來，從禁煙活動到有獎儲蓄，再到白銀問題，他與財政部之間可謂芥蒂已深。不過總體而言，馬寅初在這一時期一直以國民黨的忠實黨員自居，與國民政府最高當局亦存在相當程度的共識。馬寅初對財政部的所有批評，都遵循這一底線，屬于“體制內的批評者”。但蔣介石認為他“被共黨包圍，造謠惑眾，破壞財政信用也”，于是出現了被捕一事。通過種種分析，作者認為馬寅初批評孔宋、呼吁對發國難財者征收臨時財產稅的舉動，主要由其自身的學術見解與個人認識發展而來。

馬寅初

        作者認為，馬寅初的被捕，是他與國民政府關系從合作到疏離的轉折點。抗戰時期經濟與政治形勢的變化，則是促成這一轉折的重要原因。以蔣介石為代表的政府高層，面對馬寅初以及來自政府內部的批評，沒有決心也沒有力量有效遏制通貨膨脹，正視并解決政府內存在的貪污腐敗等頑疾，即不能“改善自身”。這是以馬寅初為代表的知識分子最終與國民黨疏遠的根本原因，從而使馬寅初從一名“體制內的批評者”轉變為“反體制者”。  

大數據如何用作歷史研究

        梁晨、李中清：《大數據、新史實與理論演進——以學籍卡材料的史料價值與研究方法為中心的討論》，《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 年第5期

        學籍卡是近現代教育界廣泛存在的系統性材料。隨著社會科學化的大數據分析與研究模式的興起，學籍卡似的格式化、系統性歷史文獻成為構建大型計量歷史數據庫的重要資源。2002年以來，在李中清的組織下，先后與北京大學、蘇州大學合作，建立了兩校學籍卡數據庫（北京大學1952—1998；蘇州大學1936—2002）。2009年后又逐步對全國各省檔案館所存的民國大學學籍卡資料進行數碼化處理，力圖建立一個全國性的民國大學生學籍卡數據庫。

        在學籍卡數據庫建設與研究中，通過定量計算可以得出很多重要的新史實，而這些發現幾乎無一例外的與我們最初的假設或經驗認識不相符。比如，全國不同省區的高中學生進入北大的能力存在著較大差異可能是一種常識，但在數據計算前，我們根據一般經驗，只認識到經濟與教育相對發達的北京、天津、江浙、兩湖地區學生應該在北大生源中占據優勢，但通過數據計算，我們明顯發現吉林學生考取北大的能力也非常突出，甚至超過一般認為全國高考表現最強的江蘇、湖南等地。

        此外，通過數據分析表明，中國特定的高校錄取標準和方式可以打破或限制社會中上階層家庭對精英教育的壟斷，而“最大限度維持不平等”理論也由此不再適用。

“過一個革命化的春節”？

        忻平、趙鳳欣：《革命化春節：政治視野下的春節習俗變革——以上海為中心的研究》，《中共黨史研究》，2014年第8期

        對于當下而言，春節就是個法定節假日，但是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在移風易俗的口號下，政府通過行政措施和輿論導向，曾對春節習俗進行“革命化”的改造。

        1963年，上海掀起了“革命化”的高潮，把“革命化”作為一切行動的準則。在1964年和1965年春節期間（尤其是后者），“過一個革命化的春節”已經成為普遍用語。到了1966年，在“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下，上海市動員廣大工人不回鄉，爭做促生產的典范。但是作者指出，無論是普通民眾還是造反派，在革命口號震天響的年代，也仍然難以擺脫過年的情結。最后，上海實行了分期、分批的節后探親登記。

        與此同時，國家權力在掃除“舊”文化習俗的同時，也在試圖建立一個新的民俗文化體系，但是“革命化”在當時本身就是一個模糊的概念，如何體現春節的革命化，更是隨著政治運動的變化而不斷變化。嘗試過的革命化春節的具體實踐有：禁止提前發放工資、控制春節閑暇、開展憶苦思甜、舉辦家庭斗私批修會。

        20世紀70年代末，隨著“文革”的結束，國家權力逐漸從民俗領域“退卻”，春節習俗的變革以傳統習俗的復蘇而結束?；仡欉@段歷史，作者認為，春節的“革命化”難以取得民眾心理認同。政府應該在考慮民俗變革規律的同時，充分考慮民眾的認知能力和接受能力，避免急于求成。    

從“黃金古代”到“美好未來”

        王汎森：《近代被“未來”挾持》，《社會科學報》，第1434期第6版

        作者發現晚清、民國以來，好像偉大的人物都在“推銷”或“買賣”未來。古人談到未來時，憧憬的是回到“黃金古代”。但晚清以來的“未來”很不一樣，而且愈不一樣越好，愈不一樣愈吸引人。這使得人們對過去的歷史教訓不再那么敏感，歷史上發生的案例也不再靠著它與今日的相似性而有教訓的價值。過去是通過從歷史中尋找合法性，現在往往讓位于通過未來獲得合法性。

        接著作者分析了造成新未來觀的五大因素，一是西方知識的大量引入。二是進化論思想引導人們想象美好的時代是“未來”。三是以“未來”為尊的新型烏托邦思想的引入。四是辛亥革命的成功也使歷史與現在、未來有了完全不同的關系。“未來”變成是一蹴可幾的，而且在現世就可以達到。五是在近代中國，“未來”代表極度樂觀、有光、有熱的，有主觀能動性的，甚至帶有強烈的烏托邦色彩?！拔磥怼蓖c變革或革命連在一起，成為現實變革中一支有力的武器。任何人只要掌握“未來”，就可以有極大的力量。

        在新未來觀的影響之下，歷史的角色產生了巨變，由研究“過去”變成照應“未來”。這導致了在1930年代，中國史學有兩股重要的新潮流，一支是“歷史主義化”，一支是“歷史哲學化”。前者是盡可能地重建古代歷史真相，并在重建的過程中，為新文化的建立找到一些基礎；“歷史哲學化”主要是為了建構未來，要在“未來”中尋找解釋過去與現在的一切基礎，它是歷史的，但也可能是反歷史的，是隱隱然以“未來”為已知，進而形塑對過去歷史的解釋，或者用一個時髦的詞匯說，就是“回憶未來”。

        同時，新的未來觀也成為近代人的人生行為指標。為了達到這個美好的“未來”，人們要采取很多政治措施強制落實。而且，這個“未來”的實現已經是不用再論證的、沒有問題的了，所以人們應該要做的只是“跟上來”，最后整個國家形同被“未來”挾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