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上帝死了，然后又復活了？最近的《查理周刊》事件向我們展示，在這個世俗與宗教互不寬容的時代，這個問題的答案依然曖昧。如何在這個已然深受宗教基要主義威脅的世界生存下去？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文學批評家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在新書《文化與上帝之死》（Culture and the Death of God）中給出了他的回答。

        上帝之后人們還應該信仰什么？人類的這個追尋過程漫長而艱巨。伊格爾頓列出一個長長的列表：理性、自然、精神、文化、藝術、民族、國家、人性、存在、社會、欲望、生命力量和個人關系等。為了填補上帝死后的空白，人們試圖尋找各種替代物，而它們確實分擔了神性的某種形式，但沒有哪種形式能獲得勝利。顯然，這位全知全能者證明了他比他的那些著名的詆毀者和攻擊者具有更強的適應能力。宗教延續至今，本身就證明了，要取代它在人類社會中扮演的復雜角色，并非易事。

        伊格爾頓同時也指出，資本主義秩序在精神上的破產，和它對宗教的興趣之復蘇，是一種辯證關系，因為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本質上是“內在的信仰虛無主義”。

        那么是否存在一種真正的無神論？伊格爾頓在書中提名了兩個候選者：后現代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在后現代主義時代，不管是焦慮的心還是無限的深淵，都被當作是人文主義的殘留。那些值得敬佩的有關意義與命運的問題，都作為不真實的、強制性的“元敘事”而被丟棄；與此同時，由于大眾傳媒的存在，后現代主義聯合了精英與大眾、審美與商業：文化變得越來越流行，甚至變成了民粹，而日常生活由于廣告和產品設計也完全審美化了。“唯一剩下的就是商品和名聲了”。

        如何認識無神論？伊格爾頓認為真正的“無神論”并非其表面所呈現的那么簡單，流俗之見大抵認為：曾經有一段時期，人們生活于無知的迷信之中，不懂得自己的真正利益之所在，從而將大量的財富花費在虛無縹緲的宗教信仰之上。但黑暗的歷史因為啟蒙精英的出現而發生了改寫，他們以“科學”和“理性”為武器，摧毀了一切“神圣”的價值，有如黑格爾所言，啟蒙之后的人們發現所謂的“圣餅”不過是面粉做的，“圣骸”只是死人的骨頭。

        換言之，在流俗的啟蒙主義看來，宗教主要起源于科學和理性的匱乏，以至于在人類早期只能用迷信去詮釋其無法控制的自然和社會現象。馬克斯·韋伯曾經不無哀婉地寫道：現代世界中“那些終極的、最高貴的價值，已從公共生活中銷聲匿跡，它們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驗領域，或者走進了個人之間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愛之中”。

        不管從那個角度看，宗教似乎早已衰落成了無關緊要的私人娛樂消遣活動。有如收藏古董或養育小動物，再也難以與公共世界產生共鳴。上帝的王國要么讓位于布魯姆斯伯里（Bloomsbury）拍賣行，要么有如性一樣，變成了純粹私人的事情。就如與資本主義相適應的新教所表達的那樣：上帝只存在于個體生活的最深之處。其意味著宗教和上帝在公共事務領域中的日益消退和邊緣化，當代社會正向無神論和世俗化的方向奔涌前行。

        但諸如此類非政治的陳詞濫調難以解釋當代社會中大量存在的宗教現象，甚至呈現種種重返公共生活舞臺的跡象。在伊格爾頓看來，無神論的真正敵人并非神或宗教本身，而是與其世俗利益密切相關的那部分社會存在。如果沒有社會政治經濟層面的推動，啟蒙理性本身既沒有這樣的能力，也沒有如此的欲望去挑戰宗教信仰。

        只有由此出發，我們才能發現現代啟蒙運動不在場的隱蔽原因：即宗教世界的衰落和無神論的興起有其社會條件為基礎，或如尼采所指出的，中產階級社會本身的利益才是導致宗教衰敗的真正原因。

        在此意義上，科學、技術、市場經濟，比啟蒙哲學家對上帝之死負有更大的責任。一旦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啟蒙獲得了絕對真理和至上權威的地位之時，啟蒙理性與宗教信仰之間要么達成和諧，結成同盟，要么如尼采所說，上帝通過化身他名的方式，比如以道德良知之名，逃過世俗社會的致命一擊。

        上帝雖死，但理性、藝術、文化、精神、想象力、民族、人性、國家、人民、社會、德性或者諸如此類的替代者卻從未消減。這便是尼采所說的“理性的秘密”：通過特定的程序，啟蒙主義者或通過“自然”或“文化”重新創造了上帝，或以“超人”（Ubermensch）的形式復活了基督，又或如現代主義者試圖用藝術來填補上帝曾經所處的那個空位一樣。

        這也是為什么牛頓會是基督徒，而洛克、伏爾泰等人則是自然神論者、蘇格蘭啟蒙運動對無神論和唯物主義都持有同樣的敵對態度、盧梭是有神論者、郝爾德則認為宗教是文化的核心、而啟蒙批判的集大成者之康德，對宗教更是并未持敵對態度的真正根源所在。

        在伊格爾頓看來，意識形態的象征領域與政治經濟的徹底分離甚至對抗并不符合現代資產階級的利益。啟蒙學者不過是中產階級的牧師，當宗教一旦不再是威脅其統治的勁敵時，兩者的合謀便提上了議事日程。查爾斯·泰勒一語道破了兩者的真正關系：“對于普通人來說，有一點點宗教迷信并非壞事，其在滿足宗教沖動的同時卻又不會導致反叛。”或者像誠實的馬修·阿諾德所說：宗教“是防止社會反叛的重要堡壘”。

        需要更進一步指出的是，根據哈貝馬斯等人的研究，啟蒙理性本身便源自西方的猶太基督教傳統。它所宣傳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的理念與猶太教的正義倫理及基督教的愛的倫理并無二致。而啟蒙最為珍視的自律則與上帝的自我決定、自因等神學教義存在著極深的淵源關系。換言之，現代啟蒙理性在內核上并不反對傳統，甚至用霍布斯鮑姆的話來說，傳統僅能被理解為現代的發明。

        本質上是“內在的信仰虛無主義”的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卻搖身一變，成為道德和社會行為等意識形態的領域必定會成為傳統宗教的“真正信徒”，并非因為市場力量、科技和教育過多侵蝕了人類的信仰，以至于資產階級良心發現，要做出某種補償和修正。其根本原因在于資產階級發現僅靠市場的強制力量，或者資本主義自身的意識形態：實用主義、物質主義和功利主義已難以推動自身的運行，因為這些都缺乏激勵群眾的質的情感因素。伊格爾頓引用紐曼的話，認為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過于冰冷而無法動員民眾。”

        “事實證明，”伊格爾頓總結說，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那個承擔著意識形態功能的“能者（The Almighty）是很難被去除的。”

        伊格爾頓得出結論，啟蒙曾經轟向宗教的火炮不能僅被視為神學或宗教事件，而只能被視作政治事件。比起關注宗教信仰本身，啟蒙哲學家們更關心的是挑戰基督教的權威，在打倒宗教權威之后，他們往往希望繼承利用宗教信仰來控制或者是維系社會的團結，即啟蒙理性在撕碎宗教權威的鎖鏈上那些虛構的花朵之時，依舊要人戴上幻想的鎖鏈。這正如馬克思尖銳指出的：“的確，路德戰勝了虔信造成的奴役制，是因為他用信念造成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對權威的信仰，是因為他恢復了信仰的權威。他把僧侶變成了世俗人，是因為他把世俗人變成了僧侶。他把人從外在的宗教篤誠解放出來，是因為他把宗教篤誠變成了人的內在世界。他把肉體從鎖鏈中解放出來，是因為他給人的心靈套上了鎖鏈。”由此，我們不難發現，資本主義秩序在精神上的破產體現在對宗教的興趣的復蘇辯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