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個普通中國家庭致富的故事開始，最新一期的美國《新聞周刊》在封面文章中，就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問題展開論述。作者認為，中國新一屆政府為應對挑戰已采取了值得贊揚的措施，但仍然面臨復雜的改革任務，“真的需要十分強硬才行”。

        “馬濟江（音）和他曾經十分貧窮的家庭是中國當代經濟奇跡的鮮活例子。他們活生生的展示了1978年以來，鄧小平宣布致富光榮及試驗市場經濟后中國發生的一系列翻天覆地的變化。”文章從馬濟江的故事講起。

        “馬濟江是河南省中部一戶農民家庭的獨子。90年代后期，他在工廠做工的父親在一次工傷后失去了左腿的下半截，從此喪失了勞動能力。他的母親慧芳（音）原來是一名種小麥的農民，因日積月累于河南炎夏的烈日下勞作，皮膚粗糙不堪。馬濟江全家曾經住在慧芳勞作的麥地旁的一條土路邊。那是一幢木頭房子，只有一盞燈泡。”

        “但這都已成為歷史了。馬濟江穎悟絕倫。當年他參加中國高考時，在村內拔得頭籌，收獲了位于北京、久負盛名的清華大學錄取通知（清華大學被譽為中國的麻省理工學院）。他在清華大學獲得了電子工程學位，進而在毗領香港的繁華都市深圳找到了華為集團的工作，而那時的華為在國外還沒什么知名度。這是2001年的事，那會兒中國即將加入世貿組織，正式回歸世界貿易體系和全球經濟。”

        “現在馬濟江還在華為工作，任職高級軟件工程師。他的父母搬到了深圳，住在一個很小但整潔的公寓里。馬濟江在這個被稱作‘中國思科’的公司工作不久后買下了這所公寓。如今，這所馬濟江買下的小公寓的市價飛漲，他給自己及當時的女朋友、現在的妻子買的房子也是如此。從他參加高考到簽約華為只有5年不到——而這樣一個貧困家庭的命運卻在5年內徹底改變。”

        文章指出，這樣的故事在當代中國并不罕見。它們都是中國經濟轉型和高速發展的產物。中國從貧窮積弱、中央計劃經濟的一灘死水馬不停蹄地迎頭趕上，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那個能夠把馬濟江全家——以及數以百萬計其他家庭——從貧困轉向經濟相對無憂的時代已經結束了。

        

        文章援引紐約咨詢公司Rhodium Group的一位負責人Daniel Rosen的話，認為中國的發展模式需要立即而非逐漸進行調整。他最近在“亞洲協會”發表過一份關于中國經濟改革前景的長篇報告。

        作者認為，這種說法對于中國領導者們并不新鮮。其實，早在一年前，習近平總書記和他率領的班子就在中共中央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展示了取代現行經濟模式、重振中國經濟增長的必要改革路線。這份被簡稱為《決定》的報告著重指出市場力量“在資源分配上起決定性作用”——這是一個讓全世界受過西方經濟學體系訓練的經濟學家們都交口稱贊的說法。

        在改革路線發布后的一年時間里，關于改革緊要性的討論愈發激烈。文章稱，在國內，對于那些尚未成為中產階級的中國公民來說——經濟學家們估計這個群體大概還有5億人口——他們對改革的態度完全取決于改革成功與否。對于那些已經實現“中國夢”的人群來說——意味著有體面工作、有房有車的人群——他們希望他們現在獲得的利益能夠在改革中得到鞏固。對于承擔著創造合理社會保障系統——包括針對一個老齡化愈發嚴重（到2020年，將近25%的中國人口將在65歲以上，而這個比例在2005年僅為6%）的國家的全國退休保障系統，以及現代的醫療保障系統等等——的巨大壓力的政府來說，一個停滯的經濟狀況將會使所有這些努力付諸東流。

        文章又回顧了中國取得的成就。“自中國十多年前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中國成為了幾乎世界上每一家跨國公司最重要的市場。從鄧小平1978年主導改革開放到現在，中國從一個自行車上的國家變成了最大的轎車市場，而這個轉變所花的時間在歷史大背景下簡直只能算是一眨眼功夫。而且，中國這個市場霸主地位還將持續很久，不僅汽車，還有石油、鐵礦石、洗發水、智能手機、牙膏或啤酒等。”

        

        “我們現在已經把‘中國是世界上最大市場’這句話說濫了，而繼續強調這一點沒有任何意義。”咨詢公司APCO中國區主席James McGregor說，他曾是位于北京的美國商會前任主席。“13億人口在30年內持續不斷的經濟增長自然會制造出世界上最大的、關于一切的市場，這是很理所當然的一件事。”

        因此，作者指出，關于未來中國的發展前景，商界領袖們的疑問現在變成了：關于未來經濟增長及相應的投資，你們有怎樣的設想？關于中國的需求你們有怎樣的假設？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它直接影響到商品價格。這種對中國未來發展方向的假設成功引導了過去十年商品價格的飛速攀升，而現在，一切商品——無論是汽油、鐵礦石還是銅——的價格都因經濟衰退而大幅下降，這難道是我們預期看到的結果嗎？

        文章援引某大型美國跨國公司的一名中國CEO的話說：“經歷了90年代末期的國有企業整改以及緊接著的中國入世成功，中國隨后的高速經濟增長其實是意料之內的。但現在情況不同了。現在我們在投資額、中國未來發展空間等問題上很難達成一致。然而事實是，我們也不清楚。這個很難預測。”

        作者認為，籠罩中國未來經濟的這種不確定性可以從東亞之前的經歷過“經濟奇跡”但現在衰落了的國家找到前車之鑒。頭號例子自然就是日本。日本曾經，就像后來的中國一樣，在數十年飛速增長后成為了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并迅速引發了西方對于日本控制世界經濟的恐慌（就像現在的中國一樣）。接下來，在90年代早期，日本跌了跟頭。20年后的今天，日本仍然沒有重新站起來。

        “但這會發生在中國身上嗎？”作者設問并回答：中日的發展軌道有兩個令人不安的相似點。兩個國家都用投資刺激經濟發展，并都以犧牲消費作為代價。中國去年的固定資產投資——廠房、設備和基礎設施上的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5%，然而家庭總消費只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6%。中國改革路程上的重要的一環就是重寫這些數字。日本當年也沒有對房地產泡沫進行有效地控制，這與很多經濟學家對中國房地產現狀的判斷一致。的確，中國現在的這種經濟放緩是由住房建設上急劇的形式逆轉導致的，而這種逆轉被UBS的經濟學家王濤認定“將通過不同需求渠道帶來抑制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方面的壓力。”這一點，同樣，又與日本目前的病癥不謀而合。

        

        文章稱，由于90年代早期日本的整體經濟放緩，日本政府費了很大力氣阻止銀行向已經深陷債務的公司貸款——無論是房地產開發商還是制造業公司，都一視同仁。日本從那時起轉向一種自欺欺人式的經濟模式，就像電影《老板度假去（Weekend at Bernie）》里演的那樣：把尸體堆到角落，往他嘴里塞一根雪茄，假裝什么事都沒有發生過。“僵尸公司”現象應運而生。

        但作者隨后又指出：“中日之間的這種類比在某一方面可能有點不大合適。日本的居民房地產市場是受杠桿作用的，而中國的居民房地產市場則遠不是杠桿市場。因此，中國一次重大市場矯正產生的危害（這種矯正很明顯應該已經在發生了）可能不會對整個系統有那么大的威脅。”

        但這還不是中國的主要問題。作者又舉了一個例子：張先生（應本人要求在此處不透露全名）是無錫市一個中等大小金屬制造廠的老總。無錫市位于毗鄰上海、經濟繁榮的江蘇省內。他向《新聞周刊》介紹了他的公司最近的一些經歷。據張先生說，他的公司自2000年起的十年里一直靠向國有銀行中國銀行貸款滿足資金需求。“我們建了工廠，兩個新的倉庫，并且他們還給我們余外的營運資本。”他說。但是在2011年后期，“我們的銷售量有所減少，并且銀行通知我們依據政府的指令，他們必須減少借貸額度。我們就此被困住了。所以我當時去找了個信托公司借了一些錢，而這些錢基本都用來償還之前借中國銀行的貸款。因為經濟不景氣，從那之后我們一直沒能擺脫這樣的狀態。信托貸款的利率高達14%，但是我也沒有其他選擇。銀行不停催我們還錢，因為他們想盡快讓他們的資金回籠。”

        作者指出，這個事例只是這屆身擔改革大任的政府面臨的一系列挑戰的冰山一角。如果能夠讓市場力量決定中國經濟中的資源走向，那么市場力量應分配的是資金而非政府指令。

        此外，中國的補貼制度引發了整個制造業的生產力過剩問題，從而增加了通貨緊縮的壓力，因為幾乎沒有幾家公司有足夠的議價能力來提升利潤。銀行則傾向于把錢全部借給他們中意的當地雇主——通常是國有企業、有大量雇傭需求且與當地政府官員有密切聯系的。因為地方政府官員的升遷考核中一個重要部分就是在當地創造的就業增長率，而對當地官員來說，各方面激勵都指向同一個方向：越多越好。

        作者表示，值得贊揚的是，新一屆政府班子已采取了應對措施，減少銀行借貸。但這也意味著投資放緩，經濟也相應放緩。

        文章指出，在利率完全自由化之前，必須要建立起一個類似美國那種的存款保險系統。據位于北京的中國社科院的高級研究員張明（音）介紹，中國人民銀行的相關負責人向他透露，一個全國存款保險公司將在明年年初成立。

        作者回憶道，以往改革道路上也有很多艱難的時刻。朱镕基總理在任時，曾強令開展首輪大規模的國有企業重組，為國有企業加入世貿組織做好準備，其后果之一就是大規模的裁員。當然，追溯來看，中國當代經濟改革進程中最初的兩個步驟——私營創業者下海以及發揮廉價勞動力的優勢（中國的勞動力優勢幾乎就等同于無限供給）鼓勵出口產業發展——在當時幾乎就是明擺著的決定。在制定經政策方面，“軟柿子早就已經被捏光了”，現任于美國華盛頓卡耐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Yukon Huang評論。他曾在中國人民銀行當過顧問，“這一屆領導班子真的需要十分強硬（very tough）才行。”

       

        “于是，所有人的關注點都聚焦在習近平身上。”文章表示，很多國內外的分析師都對他上任后的一系列動作感到震驚。他發動了一場出乎所有人意料般強硬的反腐行動。他還把中國實力向國外輸出，強調民族主旋律和古漢語文學，把中國人民團結在他提出的 “中國夢”下面。據習近平解釋，中國夢的真正含義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文章稱，習近平的支持者認為，他這一系列舉動是為了進一步鞏固政權——如果必要的話不惜使用特別強硬的手段——以期實現最終改革目的。目前中央政府在一些重要領域有不錯的進展，比如金融改革、允許私營企業進入原來只對國有企業開放的一些領域等。并且，現在中國需要的改革并不像鄧小平35年前發起的那種靠一兩項顛覆性改變就可以完成，而是如Rhodium Group的Rosen說得那樣，更多樣化、且在某種程度上“復雜得多”。正如看漲中國股市的人們說的那樣，要有耐心。

        文章最后表示，“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懷疑者們的言論在經濟管理領域一直給予了中國很大幫助。對于習近平和共產黨來說，重要的問題是：隨著經濟奇跡的合理消退，中國人是否有足夠的耐心承受這樣一個明顯的經濟放緩——特別是承受隨之而來的一些不良影響——從而進一步向明天前行？整個世界都在期待中國的答案。”

        （洪露茜 編譯 上海外國語大學英國研究中心為報道提供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