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的坎托羅維奇

        恩斯特?哈特維?坎托羅維奇（Ernst Hartwig Kantorowicz, 1895-1963）是20世紀最偉大的中世紀史學家之一，專研中古時代的政治、思想史。他出身猶太富商家庭，一戰時曾為德軍服役，轉戰東方。戰后徹底棄商從文，游學于德國各大學之間，深受德國當時的右翼思想團體影響。納粹上臺后，身為猶太人的坎托羅維奇失去教職，并于1938年流亡到英國。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前夕，他又由牛津浮海轉赴北美，任教于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后安居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雖然一生著作不多，卻因學識淵博與富于洞見而廣受推崇。即使以今天的眼光來閱讀，還是能感受到這位德裔猶太流亡學者的博大精深。

        坎托羅維奇1925年與珀西?恩斯特?施拉姆（Percy Ernst Schramm，1894-1970，專研中古德意志王室、政治史、權力符號）在海德堡相遇后終身保持著友誼。1931年，兩人分別擔任了哥廷根和法蘭克福大學的中世紀史教席。隨著德國形勢日益惡化，坎托羅維奇在1938年被迫流亡英國，后于1939年抵達加州伯克利。當時已經成為納粹上尉的施拉姆，冒著極大風險為這位猶太好友寫了一封推崇備至的推薦信；二戰結束后，施拉姆因曾在納粹國防部任職而被軟禁，坎托羅維奇亦為老友重獲自由而四處奔走，表示絕對相信老朋友并沒有在意識形態上和納粹站在一起。誠可謂患難之中，互見真情。

無注釋版的《腓特烈二世》

        坎托羅維奇早年思想偏向保守主義，1928年出版了一部關于腓特烈二世的著作（Kaiser Friedrich der Zweite）。因其預設讀者為所有受過教育的德國人，通篇一條腳注都沒有。此書出版兩年內，總計售出十萬冊，根據當時德國的標準，絕對算是一部暢銷書。這部著作深深打動過戈培爾，后者認為它在“贊揚德意志英雄主義”。當然，隨著納粹反猶運動的升級，他的作品也被刻意遺忘了。

        1930年，學院派中堅代表阿爾伯特?布萊克曼（Albert Brackmann）撰文批評坎托羅維奇的作品只是通俗演義，因為它缺乏“史實細節研究”（Kleinarbeit），難以被視為嚴謹的學術著作。隨后，坎托羅維奇不慌不忙地拋出一部長達三百頁的附錄，將相關材料按照學術標準條分縷析地羅列出來，頓時令批評者無言以對。在附錄中，坎托羅維奇向學術界展現了他令人驚嘆的語言能力和高屋建瓴的分析視角，法蘭克福大學迅即向其提供教職，并盛贊坎托羅維奇“基于科學研究的高超的敘述藝術”，從而使這部原為大眾所寫的書成為他正式進入學術界的投名狀。

坎托羅維奇逝世后所出的《腓特烈二世》紀念版，左冊為原書，右冊為坎托諾維奇所出之增補附錄。

        由于反猶活動的升級，法蘭克福大學的一些親納粹學生開始組織罷課，抵制擁有猶太血統的教授。坎托羅維奇顯然難逃一劫，最后寓居柏林。直到晚年，他還時常懷念1933年他在法蘭克福組織研討班的幸福生活。1938年夏，舊友莫里斯?博拉（Maurice Bowra）自牛津遠道而來，勸其迅速離開德國，并允諾為他在牛津找一個教席。在博拉的催促下，幾天后坎托羅維奇便匆匆收拾了隨身物件（主要是出席重大宴會時所用的行頭），留下了幾乎全部私人藏書，跟隨博拉秘密逃出柏林，去往不列顛島。出走之后，他的教授薪資被停，家庭財產也被納粹全部沒收，僅依靠朋友接濟和零星的學術資助生活。

        坎托羅維奇在牛津的經歷并不美好。許多人覺得這個德國猶太人的口音非常怪異，說起話來就像唱歌一樣，往往他一開口，整個學院客廳中就笑成一團。（另一位在劍橋流亡的德國學者烏爾曼，境遇更差。因為他不會英文，只能靠拉丁文與英國學者交流。）牛津大學有教員同享下午茶的傳統，大家基本上都是便裝出席，聚在一起隨便聊聊天。而坎托羅維奇每次都穿得像是去公爵家赴宴。由于索森等英國學者的嫌棄，坎托羅維奇未能在牛津找到穩定的教職。當年冬天，坎托羅維奇平生第一次為錢的問題發愁，而博拉來探望時也表明自己實在愛莫能助，希望坎托羅維奇去大西洋對岸碰碰運氣。于是，這位頭頂高禮帽、穿及膝毛呢大衣、拄著文明棍的頂尖學者，讀《泰晤士報》上的招聘啟事就成了他每天起床后的第一門必修課。

        坎托羅維奇在《泰晤士報》上看到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正在招聘一位研究中世紀英國憲政史的副教授，雖然他自己對這個領域幾乎一無所知，還是迅即回信申請，并一再保證他會立馬著手研究相關問題，赴美后可以直接投入教學。7月底，坎托羅維奇收到回信，要求他在9月初抵達美國并開始教學。安頓好船票事務之后，坎托羅維奇直奔牛津布勞德街的布洛克威爾書店，用他那歌劇詠嘆調般的英語對店員說：“我想要一本最好的英國憲政史著作。”有點詭異的是，店員并沒有給他斯塔布斯（Stubbs）的《憲政史》（Constitutional History），這是當時牛津最流行的案頭書。相反，店員為這位頗有貴族氣質的老紳士抱來了一套波洛克（Pollock）和梅特蘭（Maitland）撰寫的兩卷本《英國法律史》（History of English Law）。在去往美國的輪船上，坎托羅維奇每日研讀此書，大為嘆服，并借此開拓了自身研究的新高度。

        在海氣霧靄中望見自由女神像的時候，坎托羅維奇自信能夠教好中世紀英國法律史了。到美國一周后，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爆發。這位口音怪異、服飾復古華麗、舉止優雅的德國猶太學者雖然在不列顛島上備受奚落，卻激起了美國學生們的極大興趣。坎托羅維奇令人驚嘆的思考深度和語言能力，以及他在講授課程時的風度，使他在伯克利聲譽鵲起。到1940年夏天，當他的老朋友施拉姆坐在希特勒身邊擔任最高國防秘密會議記錄員時，坎托羅維奇則在伯克利海邊的小別墅里喝著紅酒，周邊圍坐著一堆對他奉若神明的青年學生。

        坎托羅維奇繼承了博學時代的教育傳統。每周三或周四的晚上，從事中世紀研究的博士生和部分教員都會來到坎托羅維奇家里，由他帶領大家逐字逐句地討論中古拉丁文本。據曾經躬逢盛事的學者回憶，坎托羅維奇就坐在高大舒適的沙發里，一只手扶著書本，另一只手不斷地做出指揮家一樣的手勢。他常能將一個詞的用法從文藝復興時期追溯到羅馬共和國時代，條分縷析地講解這個詞在各個歷史時期的不同含義，以及各種語言之間的相互影響。此外，由于坎托羅維奇早年曾經專門做過東方研究，他知識所及的地理范圍橫跨高加索山和黑海以西。坎托羅維奇與陳寅恪幾乎屬于一代人，都深受德國人文研究傳統的影響，在博學之泛濫無涯上也誠可并舉。但丁的《君主論》（De Monarchia）不過120頁，他卻用了一年的時間對其進行講解。常常是學生們還沉浸在他剛剛描繪的13世紀君士坦丁堡下水道規劃與羅馬時代的異同時，坎托羅維奇又轉到了描繪理想政體時但丁所采用的形容詞詞源分析上。

        生活方面，坎托羅維奇一直秉持“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的精神，曾對自己的學生說：“千萬不要忘記我的烹飪技術，這才是我唯一一個可以稱為專家的領域。”在敦巴頓橡樹園（Dumbarton Oaks）參加學術會議時，他給朋友寫信抱怨：“他們提供的食物實在是太糟糕了，我不得不自己去法國市場買肉醬餡餅。”臨行時，他還專門去買了許多法式醬牛肉（fricandeau）想帶回去慢慢享用，卻在路上被同行的人給偷吃光了，使他“憤恨不已”。

        麥卡錫主義甚囂塵上之際，坎托羅維奇拒絕宣誓棄絕共產主義。他對于麥卡錫運動的反對態度在伯克利引發軒然大波，最終被迫辭職。在潘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的幫助下，坎托羅維奇應奧本海默的邀請，進入普林斯頓的高等研究院。在普林斯頓，多數學者都對他早年的極右立場諱莫如深，唯獨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的約瑟夫?斯特瑞耶（Joseph Strayer）對坎托羅維奇頗為冷淡。有人詢問坎托羅維奇對斯特瑞耶特別冷待他的感受時，他回答說：“經歷過1939年在牛津的日子，什么樣的嘲諷還能使我感到不適呢？”

《國王的兩個身體》書影

        在普林斯頓期間，坎托羅維奇完成了他一生最為重要的著作《國王的兩個身體：中世紀政治神學研究》（The King's Two Bodies: A Study in Mediaeval Political Theology, 1957, Princeton）。這部書可以視為是對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和恩斯特?卡西勒（Ernst Cassirer）相關討論的回應（此處是指卡爾?施米特《政治神學》[Politische Theologie,1922/1934]和卡西勒《國家的神話》[The Myth of the State,1946]）。《國王的兩個身體》推進了學術界關于西歐近代早期國家起源的爭論，接續了霍布斯《利維坦》以來的身體政治路向，為政治哲學與國家建構理論理清了一條自中古盛期以來的新路向。

晚年坎托羅維奇

        在普林斯頓的生活也許比在伯克利更為寂寞，坎托羅維奇似乎不再試圖為自己尋找一個能夠傳承衣缽的門人。他在普林斯頓的至交是同為流亡者的西奧多?恩斯特?蒙森（Theodor Ernst Mommsen）。這位蒙森的祖父就是杰出的羅馬史學家蒙森，而他的叔叔則是舉世聞名的馬克斯?韋伯。1958年7月，53歲的小蒙森在普林斯頓家中服安眠藥自殺。關于蒙森的死因，幾乎沒有人能說清。當時蒙森準備去德國進行一系列講演，還能與多年未見的兄弟們團聚，而他的學術事業也正在邁向最高巔峰。有傳聞說，蒙森與某任教于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德國古典學家之妻互有深情，而該女士于蒙森自殺前不久意外身故。又說蒙森是因為獲悉自己罹患癌癥，不想在生命盡頭延長痛苦。而更為八卦的傳聞是，蒙森和坎托羅維奇一直保持某種曖昧的關系，而他的自殺是他倆之間同性感情結束的后果。這最后一種說法是康拓（Cantor）在《發明中世紀》（Inventing the Middle Ages）里的猜測。蒙森自殺后留有遺囑，將全部藏書送與康拓，而康拓發現了若干封蒙森與坎托羅維奇之間“感情熾烈而曖昧”的通信。此備一說。

坎托羅維奇逝世后法蘭克福大學歷史系所立之紀念銅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