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野鹿鳴——寶雞石鼓山西周貴族墓出土青銅器展”11月12日下午在上海博物館開幕。

        陜西寶雞石鼓山商周墓地在今年4月被評為“201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其考古發掘歷經2年，發現商周墓葬15座，出土文物230余件(組)，其中的高領袋足鬲改變了以往此類鬲不可能晚到西周的觀點。出土的92件青銅禮器與26組銘文及族徽符號格外矚目，特別是青銅禮器中的兩座超萌的犧尊，似鹿似羊，憨態可掬。

        如今，“犧尊”來到了上海。上海博物館副館長陳克倫告訴澎湃新聞記者：“石鼓山四號墓的發掘簡報還尚未發表，此次上海博物館展出的可謂都是第一手的學術資料。不僅如此，甚至連陜西寶雞都還沒有這樣子向公眾展示過石鼓山考古發掘的成果，這批東西在上博真是首次集中亮相。”

        

陜西省寶雞市石鼓山西周貴族墓三號墓出土的高領袋足鬲

        陜西寶雞是著名的“青銅器之鄉”，早在漢代已有青銅器出土的記錄，此后歷代不絕。用石鼓山考古隊領隊、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王占奎研究員的話說：“寶雞的地里能長出青銅器來”。

        2012年以來，考古工作者又在寶雞石鼓山陸續發掘了一批商周時期的貴族墓葬，出土了大量造型別致、制作精良、世所罕見的珍貴文物，為商周考古學研究提供了極其重要的新資料，對當時歷史、文化和禮制發展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價值。

        此次在上海博物館所展示的石鼓山西周貴族墓出土文物中，尤以出土青銅器最多也最具代表性的三號墓和四號墓中出土的青銅器為主。展品中包括了部分極為稀見或首次經考古發現的青銅器精品。

        石鼓山西周貴族墓出土的部分青銅器，與上世紀初在寶雞戴家灣（斗雞臺）被盜掘的青銅器存在諸多相似之處，因此，本次展覽還特別借展部分最具代表性的寶雞戴家灣出土青銅器，其中就包括現藏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柉禁組器一套以及現藏天津博物館的龍紋禁一件。柉禁原為晚清重臣、金石學家端方代理陜西巡撫時的所獲，端方為起義新軍所殺之后，其青銅器舊藏經北京琉璃廠古玩商之手流散，多數流向海外各大博物館。此次上海博物館借得柉禁，則恰逢此器去國90周年之際。天津博物館所藏的龍紋禁是寶雞的大軍閥黨玉琨盜掘斗雞臺時出土的，一度流于日本，最終回到天津博物館。在本次展覽中，三件目前世所僅見的西周青銅禁，在上海博物館首次聚首。

        澎湃新聞記者從上海博物館還獲悉，展覽期間上博還會與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合作，利用館中最先進的文物CT儀器對文物進行掃描，進行對于出土青銅器的工藝等方面的研究。此外，參與發掘的考古學者與陜西省的學者也將在展覽期間在上海博物館舉辦多場講座。

        陜西省寶雞市文物旅游局局長任周方告訴澎湃新聞記者：“希望上海的觀眾在欣賞青銅之美的時候，不要忘記寶雞淳樸的農民對文物的保護。石鼓山當地的村民在建房過程中最早發現了這批墓葬，正是因為他們較強的文物保護意識，才有了今天展出的精美考古發掘成果。”

        石鼓山位于陜西省寶雞市區渭河南岸。自1980年代開始，就不斷有商周時期的青銅器出土。2012年3月、4月，兩次出土商周時期的青銅器，6月又發現了一批青銅器，隨即組建了考古隊，在進行搶救性發掘的同時，進行考古調查、鉆探。在全面勘探的基礎上，于2013年8月至12月對墓地進行了發掘。

        在2012年和2013年的兩次發掘中，分別清理的M3、M4（即三號墓和四號墓），均受到公眾極大的關注。為什么平均一年一座墓葬的考古工作，會如此引人矚目？商周兩大王朝更迭這一風云際會的時刻，在今日的考古發現中究竟展現出什么面貌？帶著這些疑問，澎湃新聞記者來到了陜西省寶雞市。

寶雞的地里能長出青銅器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王占奎留著一口長髯，由他擔任領隊的石鼓山M4的發掘，則不僅發掘出了青銅器，而且還一點兒沒見盜擾的痕跡。王占奎在言談中仍難掩眉梢上的喜色。他告訴記者：“別地兒的地里長莊稼，寶雞的地里面長青銅器。”

        這個比喻夸張嗎？今之寶雞，即昔之陳倉。試想在西周時期，寶雞所在的關中地區屬周王室的畿內，畿內沒有諸侯，但貴族的采邑遍布，方十里即可為一族的采邑。更不論在先周時期從西北的隴山兩側進入關中的西北文化族群以及從西南經大散關而來的巴蜀文化的族群，他們在關中定居最后或許與姬姓周人漸漸趨于融合，終于成為足以滅亡商朝的強大力量。在土地面積如此有限的關中地區卻發生過如斯令人眼花繚亂的變遷，今日關中六百里沃土之下，蘊藏著多少青銅文明時代的豐富堆積，就可想而知了。

        于海外游歷訪其博物館的中國青銅器收藏時，中國參觀者往往能發現其展品標簽上十之八九會寫著“寶雞”，或寫“寶雞鳳翔”，或寫“寶雞扶風”，或寫“寶雞戴家灣”。而海內青銅器收藏之重鎮如北京故宮博物院與上海博物館亦舉目皆是出自寶雞的鐘、鼎、簋、卣、壺、尊、彝、盤。甚至于晚清四大國寶毛公鼎、大盂鼎、散氏盤和虢季子白盤都出自于寶雞。 

斗雞臺的風雨

        蘇秉琦從1934年起在渭河流域從事田野調查，參加了寶雞斗雞臺墓地的發掘，這次考古發掘也被視為陜西考古發掘的“第一鏟”。斗雞臺地區不僅商末周初的地位相當顯赫，而且是秦人受封享國后的都邑所在地，所以，經過反復調查和篩選，他們就把發掘地點選在了斗雞臺戴家灣村的陳倉古城遺址附近。與陜西省的考古研究者聊斗雞臺，他們即先言“蘇公”，再提及“黨玉琨”，而與斗雞臺一帶的老鄉聊天，則不聞“蘇公”，只得“黨玉琨”了。

        軍閥黨玉琨是與靳云鶚、孫殿英齊名的民國“三大盜寶梟雄”。1927年秋至1928年的春夏之交，黨玉琨征發寶雞、鳳翔、岐山等縣的民眾上千人在戴家灣持續進行了半年之久的大肆盜掘文物活動， 共挖出青銅器上千件，其中就有這次石鼓山也發現過的、罕見的“青銅禁”。銅禁中的一件很快流入日本，但最終又傳入國內，被天津博物館收藏。黨玉琨盜挖的文物雖然經過的人手和流傳的渠道很多，但基本上是經黨玉琨、宋哲元、肖振贏這條線，并以斗雞臺、鳳翔、西安、天津這條路，流到海內外各地，其中流出海外的方向主要是日本、美國和英國。

        出土于寶雞而終流散于海外的青銅器，還有一部分屬晚清重臣、大收藏家端方的舊藏。端方于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出任陜西按察使、布政使、代理陜西巡撫。端方從政之余，醉心于古玩收藏，收置彝器環物絹素舊跡頗豐富，其中精品亦多，其所藏青銅器主要著錄于《匋齋吉金錄》。端方殞命四川后，其子弟因貧困，漸漸將其藏品交由琉璃廠古董商代為變賣，后逐漸成為海外各大博物館、美術館及私人藏家的中國青銅器收藏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其中包括其最著名的一套商朝青銅器收藏在1924年以約20萬兩白銀的價格出賣給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而其所藏的寶雞斗雞臺出土的柉禁也終被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