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都城史上，北京的崛起是相對晚近的事。唐代中期以前，北京不過是僻處一隅的邊境城市，雖然也曾做過燕國、前燕的都城，但那不過是地方性的政權，控制的范圍很小。北京地位的上升，是在唐代安史之亂之后。安史之亂是第一次由盤踞北京的地方勢力發動起來的席卷全國的戰爭。此后，北京逐漸脫離了中央政權的控制，作為相對獨立的軍事戰略重地發展起來，其重要性不斷提高，最終奪去了長安政治上的領導地位，成為新的國家中心。這一轉變有著極其復雜的政治、經濟和歷史的原因，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契丹、女真等少數民族在東北的興起及其與漢族的沖突，在這種沖突中，北京既是華北平原通向西北和東北邊疆的門戶，又是北方少數民族南下首先要占領的據點，這使得北京在全國范圍內的重要意義愈加顯著。

        由于這樣的歷史條件，除了明朝以外，在北京建都的都是北方少數民族王朝：遼、金、元和清。這些少數民族的根基和發祥地都在長城以北，故而在其入主中原之后，建都北京就是南北兼顧的最佳選擇。換言之，北京成為全國性的都城，是和控制大面積國土乃至統一全國的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的建立，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的。

        中華民國直接繼承的是清朝這樣一個少數民族王朝的疆界，在明朝被視為外夷的蒙古和東北地區已經成為中華民國領土的一部分。但是，北京曾經作為少數民族王朝和漢族王朝（明朝）的都城，這一歷史記憶深刻地介入到了民國時期三次大的建都之爭中，而當引入南京這一參照系時，問題就變得更加復雜起來。

民國成立時的定都之爭

        1912年2月，按照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與清室達成的協議，孫中山在南北和平統一后，將把臨時大總統一職讓給袁世凱。不過孫中山也提出了若干條件，其中一條就是“臨時政府地點設于南京”。另外，從法理上說，南京是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和《臨時約法》的誕生地，也是臨時參議院所在地，臨時參議院議決臨時政府設于南京，自然具有無可爭辯的法律效力。同時，南京是新生的共和體制的發源地，理應成為民國的首都；從種族記憶上看，南京是驅逐胡元、克復漢土的明太祖的奠都之地，定都南京也是一種光榮的紀念。相比之下，北京既是長期被“胡虜”占據的腥膻之地，又是君主專制統治的巢穴，已然污穢不堪，絕無做民國首都的資格。定都南京，意味著從政治體制和種族兩方面與清王朝斷裂，這也符合“革命”題中應有之義。

南京總統府

        讓人頗感意外的是，孫中山建都南京的主張，竟然遭到包括革命黨人自身在內的大多數人的反對。大體而言，主張建都北京者的理由不外以下幾條：首先，北京交通便利，已有都城規模足資憑借，不必多事更張，可省經費；第二，建都北京利于控制東三省和內外蒙古，足以謀五族共和，鞏固統一；第三，建都北京可避免外交糾紛，若遷都必將遷移使館，各國均不贊同；第四，建都北京可統一兵權，北方軍隊如林，遷都易動搖軍心，生出他變。由此可見，論者多從現實形勢及可能引發的后果出發來論證建都北京的合理性，與孫中山從“革命”角度立論顯然有別。

        革命黨人抱持以漢族為本位的種族意識，并將明太祖追認為種族革命的先驅。然而中華民國卻與明朝有一個重大的區別，即中華民國繼承的是清朝的領土疆界，其范圍包括二十二行省和蒙藏等藩部，北京恰恰是聯結兩者的樞紐，處于中原地區和北部邊疆的交界。清朝和中華民國已將長城以北少數民族居住的區域納入國家領土，就“控制北維”而言，北京戰略位置的重要性就凸顯出來了。

        一個繼承了清朝疆土的中華民國，同時也是一個“五族共和”的中華民國，從這個角度看，北京作為少數民族王朝都城的歷史，恰恰是一種值得重視的資源，尤其考慮到當時外蒙古地區的離心趨向，以及日俄等北方強鄰的窺視，北京的戰略位置更顯重要。然而對于孫中山這樣的南方革命黨人來說，中華民國應該是種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的產物，是一個能夠體現嶄新的共和價值和以漢族為主導的政治共同體，他們對北部邊疆的離合缺少切膚的現實感，對滿族等北方少數民族以及北京都懷有一種刻板的消極印象。

        平心而論，除了依附袁世凱集團的北洋派是從自身利益出發外，多數主張建都北京者（無論是立憲派還是革命黨人）確實是把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置于首要地位來考慮，希望通過盡早定都北京來實現南北統一。

北伐后的建都問題

        1925年7月，國民黨在廣東組織成立了廣東國民政府。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從廣東出發，出師北伐。10月即攻克武漢，11月國民政府決定遷都武漢。北洋軍閥控制的北京政府岌岌可危，此時建都問題又一次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張其昀在12月撰寫的《中國之國都問題》一文中指出，北伐勝利后，北京和武漢均非民國新都之選；建都南京，除了具有環境、交通等方面的優勢之外，特別重要的是，“南京歷代建都，皆有民族獨立之精神”。張其昀所強調的“民族精神”，實與革命黨人的種族意識一脈相承，他對南京的肯定，也與此后南京國民政府的官方意識形態相合。1927年4月15日，國民黨在南京召開第四次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國民政府首都建于南京，4月18日，南京國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在1929年4月發布的建都南京兩周年一系列宣傳材料中，國民政府首先強調南京是孫中山制定的首都，再者便闡發南京作為“民族復興之紀念地”的意義，并將北京界定為“中華民族衰落的中心場”。

        南京與北京的對舉，是建立在這兩座城市截然對立的“民族史”的基礎上的，而這種歷史敘述，仍是以一種以漢族為本位的種族意識為前提。另一方面，種族意識與反對封建專制和官僚政治的觀念混合在一起，共同建構了北京腐化污濁的形象，成了南京借以確立其首都地位的反面鏡像。

        事實上，自從國民政府建都南京，北京的命運便已經注定，后來改名為北平不過是進一步確認了北京不再為首都的事實。不過在1928年春夏間，北京一些地方人士和學者明確反對首都南遷（嚴格地說不能算是遷都，而是政府另立新都并取消原來首都的地位），有些人甚至對政府回遷抱有幻想，一時間關于建都問題的討論在北方的報刊上頗為熱烈。

        大體上說，北方輿論對建都南京的質疑，集中在三個方面。首先針對北京之腐化說，認為此種論斷不足為慮。再者，針對建都南京為孫中山之遺訓說，論者也表示異議，認為這不過是當時的權宜之計，不必拘泥?！案f”和“遺訓說”之間有內在的聯系，它們都內在于國民黨的官方意識形態之中，雖然在事實層面上均有可商之處，但并不是通過公開的論爭就可以澄清的。北方輿論對建都南京的批評，最重要的部分是從國防的角度出發，論證北京之為首都對于鞏固北部邊防的必要性。

        雖然有北方輿論的質疑，但建都南京已成定局，再討論下去也沒有太大意義，1929年以后，反對的聲音便逐漸沉寂下去。然而整個30年代，對建都南京的批評始終未曾完全停歇。尤其是在日本侵略的步伐不斷南下乃至危及北平和整個華北的歷史背景下，放棄北京而建都南京更被認為是一個錯誤的選擇。到了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北平的淪陷即宣告了全面抗戰的開始。部分而言，正是這一段歷史的教訓，使得抗戰勝利前后建都問題再一次浮出水面，在更大的范圍內引起了廣泛的討論。

抗戰后期的建都論爭

        抗戰后期，隨著形勢的好轉，戰后各項建設問題成為知識界關注的焦點，其中有關建都問題的爭論尤為熱烈。許多人正是從國防安全的角度出發，主張戰后首都應建于北平。從歷史經驗來看，明清兩代建都北京，首都近于邊防，北方未有大的邊患。1928年國都南遷，不久便有“九?一八”事變，這是歷史的教訓。如今日本蘇聯兩個主要鄰國都在北方，就關系到國家安危的軍事外交而言，亦應建都北方。

國防是定都的重要考量因素。不少人士正是從這個角度出發，認為建都北京更有利于防范外敵入侵。

        也有一些論者對此種“建都國防論”不以為然。雷海宗承認古代中國邊患常在北方，故多在北方建都，然而現代國家的首都地位與國防無關，建都只須考慮交通和糧食供應的便利，故不如仍都南京。谷風亦認為，邊防和建都是兩事，不可混為一談。他從所謂中華民族從西北走向東南的發展趨勢出發，指出民族的中心已轉向南方，近代革命的勢力亦導源于南方，北平已失卻首都的資格，南京更宜作首都，其觀點實與國民政府官方意識形態相合。

        抗戰后期的建都論爭，自1941年末開始，1943下半年至1944年初達到高潮，此后逐漸沉寂。這只是文化界內部的一種論爭，官方并未表達意見。事實上，國民政府早已決定還都南京，根本無需討論。

        1946年11月15日至12月25日，國民大會在南京召開，這次大會的重要任務之一是制定憲法。在提交大會討論的憲法草案中，第一章第七條規定“中華民國國都定于南京”，這再次引起了與會代表和各方人士的激烈爭論。特別是主張建都北平的北方代表，掀起了聲勢浩大的聯署和提案運動。12月1日，國民大會綏遠代表祁志厚向大會提交了正式提案，主張國都建于北平，列舉了十四條理由，其中利于國防是最有力的理由。在提案上聯署的代表達到三百八十人，其中甚至包括于右任、張繼等國民黨元老，一時震動極大。1946年12月11日，憲法審查委員會對該提案進行表決，結果支持建都北平者有117人，支持南京者67人。這更加助長了北方代表的聲勢，一時間遷都北平之議甚盛。最后還是根據蔣介石的意見，將憲法中規定首都地點的條款取消，于是建都問題才被擱置起來。

        雖然憲法中不再涉及首都地點，然而在國民大會召開期間及此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建都問題再次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其中，反對定都北京的理由可以歸結為兩條：一是從現實出發，指出現代戰爭的形式已經改變了國防的性質，國防和國都地點并無直接關系。二是從根本上質疑主張建都北平者據以立說的歷史經驗，認為即使在歷史上，定都北京也未必含有鞏固邊防的用意?？v觀抗戰后期和戰后的建都論爭，除了張其昀等少數人外，主張建都南京者很少正面觸及國防的問題，他們基本上都是以南京國民政府的官方意識形態作為立論的根據。如國民黨的官方理論家葉青，即以三民主義闡釋建都南京的合理性。

        對于反對者的質疑，賀昌群在《再論歷代建都與外患及國防之關系》一文中給予了駁斥。關于現代戰爭條件下的國防，賀昌群強調國防不僅僅指戰爭的手段，更包括政治和外交的謀略，如此都城的選擇便不是一件可有可無的事。關于歷史的經驗，賀昌群強調了以天子守邊疆以首都為要塞的原則。他把北京八百年的建都史視為一個整體，將“東胡”、蒙古等少數民族都納入到一個多民族中國的范圍內，并在此視野中估量北京戰略位置的重要性。

        總而言之，整個民國時期，部分革命黨人和后來的南京國民政府，從種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的立場，將建都南京的主張和選擇加以合法化，南京被視為革命的中心，民族復興的紀念地；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北京則成了“胡虜”盤踞的腥膻之地，是落后的封建勢力和官僚政治的象征，自然沒有作首都的資格。南方革命黨人和國民政府持有以漢族為本位的種族意識，使其難以正面接受北京作為少數民族王朝都城的歷史，也不能恰當評估北京對于鞏固國防的戰略意義。而主張建都北京的人士，大多正是從國防的角度，強調北京的地位。他們把北京作為少數民族王朝都城和明朝都城的歷史看作一份正面的遺產，從歷史經驗中總結面對現實國防問題的原則，表現出更加寬廣和開闊的視野。從建構一個多民族的現代中國來看，這一視野是非常可貴的，而北京的價值和重要性，也只有在這樣的視野中才能得到充分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