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常讀常新的一些學術專著，有的是多卷本，厚達上千頁，有的篇幅較小，不過百頁左右，而幾十頁的小冊子也所在多有。當然，篇幅大小并不是衡量書籍價值的標準。不過就閱讀體驗而言，倒是一些“大家小書”，給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因專業所限，所談的幾本書泰半圍繞教會史這一主題，可能稍顯冷僻，但其中蘊含的思路和方法論卻不無啟發之價值。

        幾年前我在愛丁堡大學進修，曾在終身教育學院選過一門“近代歐洲史導論”。在修習的過程中，發現一些有意思的現象。其一是，這門課給予新教的權重過大，留給天主教的空間很小，基本上仍舊是新教彰顯進步、天主教代表反動的所謂“沖擊與反應”模式。其二是班上的一位同學多次表達她對宗教對抗乃至殺戮的困惑，這讓我很感動也很震驚。她當時已經退休了，住在愛丁堡遠郊。她說小時候親見兩個村子因為捍衛不同信仰而時常斗毆，發生流血事件。凡此種種，均給她帶來很大的傷害，也成為她心中難以解開的一個結，所以她選擇來學習歷史。但有意思的是，在她多次表達對宗教對抗的憤恨，并屢次質疑老師講解的時候，我作為一個既非天主教徒亦非新教徒的“他者”，反倒發現她身上有著濃厚的新教情結，也有著那種對天主教的化不開的輕蔑；她之尋求答案的精神讓人欽佩，但她始終為自己的后設觀點束縛而不自知，也著實讓人感到遺憾。

        課后，每當房東或合作導師開車帶我出去玩的時候，我都會向他們提起課上遇到的情形，他們笑言蘇格蘭是非常世俗（secular）的社會，倒是大西洋另一側的美國要“religious”得多。為何經歷宗教改革的歐洲會加速世俗化的進程？這是當時的新教領袖所能設想的嗎？這是始終認為自身毫無變化的天主教會所樂見的嗎？為何美國要比英國的基督教信仰更濃烈？

        經老師提點，已故歷史學家羅伯特?斯克里布納撰就的一本小書——《德國宗教改革》（R. W. Scribner, The German Reformation, London: Macmillan, 1986）進入了我的視野。是書正文不過60頁，并不敘述該歷史事件的前因后果，而是分主題將讀者引入學說發展史的天地之中，讓他們經由不大的篇幅來熟悉晚近宗教改革研究的進展以及仍舊存在的諸多問題。

        上世紀70年代，在大西洋兩岸，有兩位年齡相仿的史學新星冉冉升起，其一是美國文藝復興史專家埃里克?科克倫，另一位便是在英國講授宗教改革史的澳大利亞人斯克里布納。彼時兩位已經推出重量級作品，并挑戰舊說，在業界占有一席之地；學界咸信假以時日，他們必然成長為巨匠。但天妒英才，上世紀末，兩位均在50多歲的盛期因病去世。特別是斯克里布納，當時已轉往哈佛任教，正要開啟另一番天地。兩位才子的遽然離世，讓學林不勝唏噓。

        斯克里布納是推動宗教改革研究“社會史轉向”的先鋒之一。概而言之，彼時的宗教改革研究為兩大迷思所籠罩，一是輝格史學的目的論進路，亦即“現代化”假說：以宗教改革的成型與發展為結果和出發點，將馬丁?路德視為現代第一人和現代自由之先驅，把歷史的演進目為由落后向進步的必然進程。二是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說”，強調加爾文主義在日常倫理中與資本主義發展之勾連，認為天主教、路德宗等并無這一“基因”。這兩種觀點都是非常“世俗化”的歷史迷思。此外，還有新教歷史書寫傳統中的“天啟說”，亦即路德乃上帝所派之大衛，而天主教會是必亡的歌利亞。天主教不但被污名化，而且失去了歷史書寫的主體性；新教則成為另一塊鐵板，成為教科書書寫中無需細辨的題目。

        斯克里布納在那本小書中用精到的語言論析了上述種種迷思的問題所在。而他因應的方法便是社會史進路，亦即宗教改革不是一個結果如此簡單的事件，而是一個演進的過程，其間充滿了反復與糾纏、對抗與博弈；除了主要改革者和世俗君侯的種種思想與作為，普通信眾絕不是被動接受日常生活巨變的一方，實則他們對信仰之體認以及他們對宗教演變的反應不乏創造性，他們與“菁英”力量之間的互動、激蕩更是宗教改革嬗變中的重要一環。若對此不加以考辨、詳查，不僅難言厘清歷史脈絡、勾勒歷史實相，反倒會建構更多的神話。

        此外，在70年代，斯克里布納還將文化理論、人類學相關理念與社會史加以整合，在本書中也有體現。譬如，韋伯之宗教改革的“袪魅說”以及背后的新教理性之觀點，廣為學界所熟悉，迄今還在我國為人所樂道。但斯克里布納借由開掘大眾信仰的具體表現，揭橥在特定時段內的新教的另一面，亦即它為了生存而不得不保有的迷信的一面、非理性的方面。凡此種種，在當時都給宗教改革研究注入了活力，也大大動搖了既有的詮解框架。可以說，斯克里布納這本小冊子簡約而不簡單，篇幅雖小，學術性則相當重，是一本越讀越厚，越讀越讓你發覺天地之大的小書。

        無論是在國內的課堂上抑或是在愛大的進修課上，我都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任課教師很少講述天主教是如何看待新教的，他們是如何詮釋新教人物及其歷史的。這里面牽涉的知識點太多，非有專門的論著詳釋方可有所體悟。好在我發現一本由德國學者撰寫的小書——《天主教會的宗教改革史研究》（Hubert Jedin und Remigius B?umer, Erforschung der kirchlichen Reformationsgeschichte），這才有所斬獲。是書出版于1975年，正文不過150頁，而且開本很小，類似于“口袋書”的規格，由兩篇德國史家的論文組成。教會史巨擘耶丁在1931年撰寫了一篇概述天主教會之宗教改革史研究的文章，爬梳、勾稽了從1876年迄1930年的天主教一方的研究成果。1974年，耶丁的學生博伊默則續寫了自1931年至當年的有關天主教對新教改革的研究進展情況。出版社將兩篇合作一書，方便讀者了解學術的演進。

        通過這本小書，我們一方面可以體會到天主教一方在撰寫宗教改革史過程中所經歷的彷徨、迷惘，也可看到教派性論爭一度居于主流，而持平之作則在封閉且嚴酷的教會氛圍中破土而出的諸番努力。另一方面，也可看出自二戰以還，天主教史家對宗教改革的研究益趨細化，也日益自省，開始嘗試對路德和加爾文的歷史形象做出持正的描繪；抑有進者，還順勢發掘彼時天主教自身的歷史，以求說明宗教改革時代天主教歷史的重要性。在我看來，如果將這本小書與斯克里布納的那本小書加以對觀，則大大有助于把握會宗教改革研究的核心議題。

        上文提到，在上近代歐洲史導論這門課時，我覺得課程給予新教的權重過大。其實，我當時很唐突地向任課教師指出了這一點。這位學者不僅沒有生氣，還對我有所鼓勵，甚至在課后讓我推薦一些相關著述給他，以便他為以后重講該課時做出必要的調整。我推薦的幾本書中有一本是美國教會史名家約翰?奧馬利的名著——《特蘭托及其他：重詮現代早期的天主教》（John W. O’Malley, Trent and All That: Renaming Catholicism in the Early Modern Era）。是書出版于2000年，翌年獲取史學界大獎——Roland H. Bainton圖書獎。

        另外，我還發現一位重要學者也對奧馬利的這本書青睞有加。他是芝加哥大學歷史系的現代早期政治思想史名家康斯坦丁?法佐爾特。他指出，此書雖是由一位天主教耶穌會士所寫，談的也是天主教的歷史，但其中蘊含的史學史現象、史觀的演變以及各種方法論之間的競技，不僅精彩至極，而且是了解如何撰寫學說發展史的絕佳范例，不容錯過。

        我是一個“俗人”，雖則學習和研究基督宗教的歷史，卻并無信仰的實踐。或許是這個原因使然，我對德國和意大利世俗史家提出的“社會規訓”范式興趣益濃，而且在閱讀的過程中益發覺得16世紀的天主教并非鐵板一塊。

        所謂“異端”人士，到底是天主教徒還是新教徒？他們的神學觀、世界觀是如何形塑的？何以他們在那個宗教氛圍濃烈的世界反倒與周遭之人如此不同？他們的思想與人文主義有何勾連？他們是19世紀意大利民族復興運動的先驅嗎？抑或只是由自由派史家為滿足自身關懷而建構的想象？這些問題，我并沒有答案，但在閱讀意大利歷史學家馬西莫?菲爾波的名作《16世紀意大利的新教改革和異端：一個歷史面相》（Massimo Firpo, Riforma protestante ed eresie nell’Italia del Cinquecento: Un profilo storico, Roma: Editori Laterze, 1993）的過程中，漸而加深了對彼時歷史的認識。

        馬西莫?菲爾波是治宗教史的意大利世俗史家的典型代表。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以他為代表的非教會背景的意大利學者，向來對羅馬教會的制度史、結構史沒有興趣，他們秉承自由主義學說，接續的是克羅齊這類自由主義知識人的文脈，反感、厭惡教會的社會控制，故而對“被侮辱與被迫害”的人群及其歷史興趣濃厚。借由此書，我們可以看到在蘭克筆端隱而不見的那群“異見分子”，也可以體會為何迄今意大利的教會背景的學者與世俗史家仍舊保持著對立緊張之關系，甚至還可以對當今意大利社會的宗教矛盾有所感悟。那種歷史的撕裂在在是其來有自。

        以上所談的幾本書，時而答疑解惑，時而提出新問，陶冶和形塑了筆者的學術口味與視界，算是個人學思歷程的一個反映。拉雜寫來，純屬“私人口味”，尚祈方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