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昌平先生

《趙昌平文存》，中華書局，2021年5月版

2018年5月21日上午，接到陳尚君兄電話，聽到他急急問我知不知道昌平兄20日逝世的消息，我完全懵了，只是連連地說不可能、絕不可能！因為19日我還收到他很長的微信，談起正構思關于韻律研究的問題，如能成文，來年4月可赴香港中大的會議邀約。怎么會一天之間，人就沒了呢？查看手機，才看見教研室、朋友圈都轉發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訃聞，學術圈里已經一片哀悼聲。頓時心如刀絞，忍不住淚如泉涌。

我與昌平學兄相識于五十七年前。1963年夏，我們同時考取北大中文系本科。開學前，因為河北發大水，京滬鐵路中斷。北大派一位處長專程來上海，組織當年的新生以及滯留在上海的南方同學計一千余人，一起北上。路上五天五夜，乘坐過火車、輪船、公交車等各種交通工具。在煙臺往塘沽的輪船甲板上，我們初次交談，才知都是同系新生。到了北大，上海來的幾位同學都分到文學專業。趙昌平在2班，我在3班。除了小班開會以外，大課都在一起上，這才漸漸熟悉起來。

大學一二年級時，我們常常坐在一起聽課，下課后就互相對筆記。有時在閱覽室自習，也會互相留座位。我素來不善于主動和人交往，與同班同學很生疏，只跟趙昌平在學習上還比較談得來。但三年級參加“四清”運動，幾乎一年不見。“文革”開始后我們都成了挨批的“白專苗子”。之后兩年大家都迷失在“文革”的巨浪中，找不見對方了。到1968年底，全年級同學作鳥獸散，他去了內蒙，我去了新疆，以后的十年間沒有通過音訊。

再次聯系時是1979年，我考上了北大古典文學專業的碩士研究生。昌平兄考上了華東師大施蟄存先生的研究生，到九十年代時，他已經成為頗有建樹的唐詩研究學者。我曾向系里建議將昌平兄調進北大，教研室和系里已經表示了贊同的意向。可惜昌平兄后來自己猶豫了，我覺得他的根已經扎在上海拔不動了。不然北大就會多一位杰出的教授。雖然他在上海同樣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但我知道昌平的北大情結是很深的。他曾和我說過，離校十年后重回北大考研究生時，他剛走到未名湖邊，便淚流滿面。無論我們在北大度過的五年留下了什么樣的記憶，他對母校的懷念始終不變。

近四十年里，我和昌平兄因為地隔南北，平時沒有交談的機會。八九十年代，主要是在各種學術會議上見面，有事才書信往來。電郵流行以后，他一直不會用，我則懶于寫信，通信就更稀了。但我家在上海，每年探望父母時，一定會到上古社去看望他，他有時也到我家來聊天。本世紀初以來，我們又有一段時間都擔任唐代文學學會的副會長和《文學遺產》的編委，見面的機會便有所增多。

2003年后我因父母去世，回滬的次數減少。但此后的十年間，每年都能在全國“兩會”上遇見昌平兄。2003年到2008年，我在第十屆全國人大北京團，他在第十屆全國政協新聞出版界別。2008年以后我轉到第十一屆全國政協教育界別，他也在政協，有時在同一所飯店駐會。加上他為《中華文史論叢》聘請了一批清華、北大的編委，有李學勤、李伯重、張國剛、陳來、閻步克、羅志田、秦暉、榮新江、陳平原、李零等等著名學者，我也忝為編委之一。每年他都會利用“兩會”進京的機會，請國剛兄張羅，在清華附近的餐館召集一次編委座談會，和《論叢》的責任編輯一起，請大家看前幾期和下期的目錄，為刊物提意見和建議。有時還有一些贈書。每年一次的聚會，不但加深了學者們對上古社的了解，文史哲不同專業的教授之間也得以相互熟識并有所交流。如今這些都已經成為難以忘懷的回憶了。

有機會見面時，我們談得最多的是當前學術研究的動態。三十多年來，社會風云變幻，學風趨于浮躁，有時確能動搖人的心志。我們有一致的堅持和理念，彼此相互支持，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學術大道上有知交同路而行的愉悅和信心。而在昌平兄，和我聊天還有一層了解北方高校學界信息，啟發他策劃出版選題的用意。談得高興時，就會笑著說：“其實我覺得自己還是更適合做出版。”我也覺得他對出版事業的投入是超過學術研究的。從這本文存中收入的關于出版方面的論文不難看出，他從事出版業，既有審定具體書稿的豐富實踐，同時又有高屋建瓴的理論思考，而且顧及大局的意識非常強烈，眼光也遠遠超出了自家出版社的利益。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無論在何種形勢下，他始終將專業出版社的學術良心放在首位。在前二三十年傳統文化書籍出版和銷售的困境中，這樣的堅守是何等可貴。作為同行，我當然遺憾他為出版耽誤了太多的研究時間，否則他的學術成果將會更加豐碩。但也許對他來說，學術成績只是個人的事，出版卻關乎社里的聲譽和發展，“還有這么多人的飯碗”，后面這句話我不止一次聽他說起。至于他個人在出版界獲得的多種榮譽，他卻從來不提，我還是從上古社的訃告里得知的。

近幾年，昌平兄漸漸從總編的崗位上退下來，但繼續擔任上海版協理事長。每逢上海舉辦夏季書市，他都會協助版協邀請各專業的學者來上海圖書館舉辦文化講座。這些講座極受市民的歡迎，經常是一票難求。2014年夏，他也邀請我赴滬，和他一起在上圖為普通聽眾講《古典詩歌的文化意蘊》，這是一場愉快的對談。直到我返京時，他仍然意猶未盡，在機場收到他好幾封短信，反復和我商榷王維的“中歲頗好道”究竟指什么“道”。前年他已經從版協退休，卻還為上海的文化傳播工程“中華創世神話”寫完了四十萬字的學術文本，以致病倒住院。次年2月，又幫助上海書畫社的“中國書畫文獻基本叢書”尋找顧問。總之，他的心里始終放不下出版界的工作，只要有事找他，總會全力以赴。

昌平兄的主要精力都用在出版工作上，自己的學術研究則依靠下班回家以后到半夜這段時間。這種工作習慣嚴重損害了他的健康，加上抽煙太多，很早就患有冠心病。盡管如此，他一直沒有放松學術研究，無論是對于自己的方向還是古典文學研究的趨勢，都有很深入的思考，也常在不同場合發表。他主張宏觀和微觀研究的匯通，力求從更廣闊的歷史文化背景中探尋文學現象更深層的內涵，一點點地從中抽繹出詩史演進的軌跡。他又特別重視對詩歌的感悟力，強調文學的內在規律研究，形成自己的研究個性。這兩點我深為贊同，也一直在與他遙相呼應。而他最獨到的思考則是將文學史研究中的體悟和古典文論中的理念結合起來，形成自己對古典文學研究本質的理論認識。尤其是關于《文賦》《文心雕龍》《詩式》理論體系的思考，幾十年來未曾中斷，想法也越來越清晰。他不但貫通了《文心雕龍》各章理論概念之間的邏輯聯系，而且還將劉勰的理論體系活用到當前的古典文學研究的理論建構之中。在2013年《文學遺產》編委會會議的筆談中，他將文獻、文化和文學之間三維一體的關系完全打通，透徹地解釋了三者的定位和契合點，從根本上講清楚為什么文學研究的核心命題是意、言、象的道理，并進一步提出劉勰、皎然等人的理論體系實為“中古文章學”。由此分析了以文章為文學本位，必然對文化、文獻學提出更高要求的原因。這就超出當前三者研究厚此薄彼、互相輕視的局限，可說是古典文學研究圈內少有的高姿態。他本人也運用這種思考，從更高的理論層面上來認識唐詩，提出過貫通“意興、意脈、意象”的觀點。六年前我在完成《先秦漢魏六朝詩歌體式研究》一書后，請他在序中談談對這種實驗性研究的看法，他又結合劉勰的理論，提出了“集意勢聲象于一體”的研究目標。像這樣高屋建瓴的通透見解，在當今學界是極為罕見的。

趙昌平先生手稿

昌平兄同時也用自己的唐詩研究實踐了上述的理念。古典文學研究的方法多樣，但能夠全面掌握的學者并不多。昌平兄則既能做作家年譜考證以及別集注釋等文獻整理工作，又能對作家的思想性格作深入精辟的分析。這部文存中關于顧況、秦系、皎然、戴叔倫、鄭谷等中晚唐作家的生平行跡、作品真偽和系年的考訂思維極其縝密，幾乎細不容發。尤其追溯李白思想和創作源頭的一系列論文，分析之深切精辟，在相關研究中也可說是獨樹一幟的。如《李白性格及其歷史文化內涵》和《魯仲連、趙蕤和李白》兩篇論文，看起來所用的思想資料與以往李白思想溯源的論文大致相同，但能結合莊子和孟子思想的兩極表現，令人信服地論證了李白“王者師”的大志及其“英特越逸之氣”的由來。趙蕤的《長短經》在八九十年代被研究李白的學者認為是李白縱橫家思想的主要來源，而昌平兄則指出魯仲連為儒家中的另類，趙蕤的學術源流則是雜學兼收而以尊孔尚管子為主，從而進一步為解釋李白的個性和行為方式找到了切合歷史事實的原因，這些論文思維的精深和觀點的辯證之所以為同類研究所不可及，顯然是因為他對先秦思想文化資料本身的理解獨具只眼，善于從諸子文本中發現各家思想之間的內在聯系。而非如多數文學研究者那樣，僅僅停留在對儒家、道家、縱橫家等先秦諸子的浮泛印象和一般認識之上。

在深入研究作家思想藝術的基礎上，昌平兄尤善于對宏觀的文學現象加以總結歸納，從中提煉出規律性的問題。他曾告訴我，他的碩士論文《“吳中詩派”與中唐詩歌》在答辯時曾經有爭議，但馬茂元先生極力稱贊，并推薦他修改后寄到《中國社會科學》發表。多少年后回過頭來再看，這篇論文在當時確實開出了一種新路：即通過細讀第一手文本，從中發現文獻和前人研究中從未提及的文學現象。“吳中詩派”不是一個現成的文學史概念，是他首次提出的，這種深層次的問題隱藏在文本背后，需要研究者獨特的敏悟才能發現。直到現在，我仍然認為這種研究是難度最大的一種境界。

此外，他在研究唐詩繁榮的原因時，善于將詩歌發展的內因和外因有機結合、相互滲透，由此開拓出多種不同的研究思路。例如《盛唐北地士風與崔顥李頎王昌齡三家詩》，是較早從某一地域的士風來考察某一時段詩歌態勢的論文。當時幾乎沒有學者從北地豪俠型詩人群體這個角度，把崔顥、李頎和王昌齡這三位詩人聯系起來認識。他從三者共同的行為和心理來解釋其詩中的天真狂俠之氣以及對七言詩的開拓，便將歷史文化的背景與詩歌創作變化的內在機制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又如《開元十五年前后》是引用率極高的一篇名作，角度也很新穎。他因殷璠《河岳英靈集》中“開元十五年后，聲律風骨始備矣”這句話，引起關于盛唐詩分期問題的思考，并運用考據式的做法，對開元十五年前后詩人群體的新陳代謝、著名詩人在長安登第的情況、社會狀況和朝政的變化、詩人地位學問風氣與心態的轉向，作了辯證的分析，由此指出盛唐詩人大致可分三期，當時存在朝野兩種詩史的走向并相互影響，這是盛唐詩秀朗渾成、興象玲瓏之格調形成的主要成因。我后來撰寫《論開元詩壇》一文時，雖然重在解釋殷璠這句話中“聲律風骨始備”的內涵，但其中注意到開元二十三年前后另一批著名文人進士登第與文儒的關系，實是受昌平兄此文的啟發。這篇論文中以興象、氣脈論詩的觀念，以及重視初盛唐朝廷詩風影響的思路，同樣體現在他的另一篇名作《上官體及其歷史承擔》中。“上官體”向來被視為初唐四杰文學革新的對立面，幾乎沒有人關注其詩歌創作。昌平兄聯系龍朔年間對上官體的不同評價，注意到小謝體受到重視的現象，認為當時朝廷詩壇實際上面臨著如何用六朝聲辭來表現新朝氣象的問題，上官體正是適應了這種需要。并結合高宗朝文化氛圍由儒向文的轉變，根據上官儀編撰《筆札華梁》中提出的“六對”“八對”和“六志”，重新解讀了其詩“綺錯婉媚”的內涵。接著文章順流而下，通過分析上官婉兒對沈、宋詩的評判，指出從上官儀到婉兒，朝廷雅體這一脈如何吸取六朝詩特別是小謝體的精髓，直接影響到盛唐詩的演進。這些論文觀察問題視角獨特、思考周密、論述有力，屢屢受到日本著名唐詩專家松浦友久先生的稱賞，也常被本段研究生的學位論文所引用。

在研究唐詩發展的內在規律方面，昌平兄也是開風氣之先的。他在《從初、盛唐七古的演進看唐詩發展的內在規律》一文中指出：“對于唐詩繁榮的原因及其規律性的研究，實際上往往有以外部因素，即以對當時經濟、政治、文化的研究，代替對更為重要、更為復雜的詩歌演進內在規律的研究之傾向。抽象的、宏觀的探索，應當以具體的、微觀的分析為基礎。”這一見解至今仍有現實意義。他在該文中提出初盛唐七古有三個先后相生、不可分割的發展階段。在分析這三個階段的不同特色時，他著重從賦對初唐七古的影響、盛唐七古句式聲調的駢散相間、意象的體物探象、布局取勢的縱橫馳騁等方面總結出唐詩發展的一些規律。我后來也寫過《初盛唐七言歌行的發展》一文，正是在他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七古歌行的源起，以及歌行和七古體式的構成原理，可與他的論文相互補充。他又寫過《初唐七律的成熟及其風格溯源》一文，最早指出七律的形成與初唐應制唱和風氣的關系，成熟于中宗景龍年間的背景，蛻化于駢儷化的歌行的風格淵源。我后來在寫《論杜甫七律“變格”的原理和意義》時，就在他的結論基礎上論述了七律“正宗”與樂府歌行和應制詩在聲韻和格調方面的關系。

我與昌平兄的專業方向都是漢魏六朝隋唐文學，又都側重在六朝到初盛唐這一段，學術理念一致，研究思路相近，共同語言很多。我們都很關注文學史中一些較為深層的呈階段性發展的創作現象，偏重于在微觀的基礎上進行“中觀”的研究，對于具體作家的研究則較少。但我們也都從不同角度研究過李白、王維等大家的若干問題，興趣和話題始終保持一致。當然偶爾也有爭論，不過決不會傷和氣，反而更加重視對方的不同看法。九十年代末他在策劃《新世紀古典文學經典讀本》這套叢書時，還特地來信建議由我寫《杜甫詩選評》，他寫《李白詩選評》，藉以紀念我們的學術友誼。我欣然同意。這本小書也促使我后來繼續探索杜詩藝術和辨體的關系，寫了一本新的專著。可惜我再也聽不到他對這本書的意見了！

昌平兄是一個有至情至性的人，是那種責任心極強的、非常老派的上海紳士。上至父母、師長，下至朋友、晚輩，都能竭誠相待。對于老師，昌平兄總是一心想著幫他們做點事，回報他們的知遇之恩。他和馬茂元先生合作《唐詩選》的故事，已為學界所熟知。林庚先生九十大壽時，他幫助重版了林先生早年備受批判的《詩人李白》，并以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名義寫了一篇熱情洋溢的《新版說明》，高度評價了林先生在此書中提出的著名論點，林先生非常高興。他還屢次對我說，一直很想為施蟄存先生做點什么，但施先生從來不讓學生幫忙，為此一直覺得遺憾。我的導師陳貽焮先生去世時，他特意以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名義訂了一個鮮花做的小花籃，囑咐我一定要放在陳先生身邊。其實，陳先生在上古社出版《杜甫評傳》，主要是由陳邦炎先生負責，和昌平兄并不熟，但昌平兄認為自己既為總編，就要盡到向師輩作者致敬的心意。

對待一般關系的作者，他的認真負責更是令人佩服。我在香港浸會大學任教期間，文學院長曾提出邀請兩位身兼出版家和著名學者雙重身份的內地專家來系工作兩周，幫助教師們提高科研能力，昌平兄是其中之一。他到任后，不但認真審閱老師們提交的每篇論文，還提出了許多具體的修改意見，每份批語至少在兩三頁以上。我說他太過認真，他卻說既然請他來，當然要對得起人才行。況且已經形成習慣，在社里看稿時常常如此，最多的一次修改意見長達一萬多字，相當于自己寫一篇論文了。我建議他把這些審稿文字收集起來，將來成書出版，也是很有益于學界的。這部文存中收了少數幾篇這方面的文字，雖是一鱗半爪，也可以從中看出他審稿的認真和學養的深厚。

我和昌平兄的夫人包國芳也早就熟識，深知他們伉儷情深，老而彌篤。2017年8月，突然接到昌平兄的短信，告知國芳已經因肺栓塞猝然離世！國芳是典型的賢妻良母，陪伴昌平兄五十八年之久，無論是長久的別離，還是生活的煎熬，都從無怨言。好不容易等昌平退休，可以安穩地共享晚年了，卻撒手而去，昌平兄的極度悲痛是可以想見的，朋友們都為他擔心。當年12月，我利用到復旦大學開會的機會去看望昌平兄。我們在他那間陳舊的客廳里，長談了七個小時。為了讓他緩解悲哀，我努力把話題轉到學術上來，告辭時我覺得他已經可以控制自己的心情。回到復旦賓館后，還向焦急等待消息的尚君兄報告了探訪經過，大家都稍覺放心。又怎能料到才幾個月，他就匆匆隨夫人離去！告別會前夕，上海連降暴雨，想必是老天也在為他痛哭吧？

昌平兄未完成的唐詩史，已成絕筆。但他的學術理念會與他的傳世之作一起，繼續影響后起的學人。他的音容笑貌，也會永遠鮮活地留存在知交們的記憶之中。

2021年2月24日

5月18日，在上海社科院舉行了紀念趙昌平逝世三周年追思會暨《趙昌平文存》出版座談會

本文為作者為《趙昌平文存》（中華書局2021年5月出版）所作的序，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