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昇和日本的淵源不可謂不深。如今已是歷史系教授、博導的他，曾經是外文系的學生和老師，而轉變就發生在他留學日本的日子里。1982年韓昇獲得日本文部省獎學金赴日留學，后曾任教于東京大學、明治大學、關西大學，與日本多位知名東洋史學者有親切的交往。“我和日本東京學派、京都學派的許多學者是朋友，見過的最年長的學者是宮崎市定、西嶋定生。” 不過，他說在學問面前還是要求真，不能套交情。

        日本國家研究基地專修大學曾特設研究項目對《井真成墓志》進行研究，韓昇于2010年發表《〈井真成墓志〉所反映的唐朝制度》一文推翻了日本史學界的研究結論，引起軒然大波。他表示：“中國歷史由中國人來解讀才能沒有文化的隔膜，才能夠深入。外國學者的研究，盡管可以補充借鑒，但在理解上拿他國歷史生搬硬套，往往差得太遠。”

       談起日本漢學史家，韓昇如數家珍。近日，他在采訪中向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介紹了他對日本漢學界的觀察與了解。

        

谷川道雄意志堅強，令人敬佩

        你們佩服得不得了的那位谷川道雄先生（注：京都大學名譽教授，京都學派代表人物，代表作有《隋唐帝國形成史論》等），曾經和我住在一個屋里。

        日本有一個規矩，師生、同伴、同事，白天一本正經地開會，晚上各自帶酒帶菜，找個房間聚在一起邊吃邊聊。我們一聊聊了個通宵，一看都凌晨四點了，算了，溫泉泡泡再開會吧。旁邊有房間就開個房間睡了。

        谷川道雄那天就跟我一個房間，侃侃而談，講話趣味橫生。一起住，才覺得特別佩服他。他老人家沒有腿。那天他起夜折騰了很久，原來是睡覺時要把假腿卸掉，起來要把假腿裝上，還得拄拐杖（才能走）。他真是很堅強的一個人。

陳寅恪說錯了

        關于東京學派和京都學派，要大大糾正一下陳寅恪對日本學界的評價。陳寅恪講過一句名言現在大家都在引用，大意是說東京學派西學稍好，京都學派漢學較強。事實上我認為正好相反。其實陳寅恪在日本讀書沒待幾個月，就因為腳氣回國了。

白鳥庫吉奠定東京學派的基礎

        東京學派是蘭克的學生，利斯（Ludwig Riss）創立的，他是白鳥庫吉（注：東京大學教授，日本東洋史學界泰斗）的老師。東京大學最初請江戶時代的老學究來當老師的，這些老學究的研究就像我們清朝的乾嘉考據學，非常好，但是西方的學術規范他不行。蘭克學派來了，他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文獻和史料批判。后來帶出第一個成大名的學生就是白鳥庫吉。

        白鳥庫吉受了這個影響，奠定東京學派的基礎，對文獻要求很高，必須逐字逐句地讀。第二，他關注民族史、法制史、經濟史，這是東大史學的三大支柱。他認為用實證的東西才能撐得起學術。第三，東京大學是整個東方馬克思主義的學術重鎮。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日本送進來的，包括陳望道在內，最早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是從日本留學回來的學生。日本的馬克思主義大學者是河上肇，王亞南就是他的學生。他們把馬克思主義傳進中國。馬克思主義講的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因此你看他們做經濟史、法律史、民族史，到今天都是強項。

內藤湖南對京都大學影響很大

        京都大學也如此，最初也是一幫學究，但是這幫學究中插進了一個人——記者出身的內藤湖南。我給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寫譯者前言，寫京都大學當年任用內藤湖南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破格錄用。就有人罵我，說你不懂，是內藤屈尊了。

        因為在中國，記者比教授風光，所以記者來當教授是屈尊。國外是萬般皆下品，惟有學術高——注意不是學者，是學術。學者代表的是一種對學術的尊重。所以你知道，京都大學是不可能聘請一個記者當教授，殿堂差得太遠，而內藤湖南太杰出了。進來的時候，京都大學跟他講，你這個身份不能當教授，只能先當講師。當時內藤湖南已經名滿天下。這樣京都大學才有交代，你看，我們聘他進來當講師的。第二年內藤才轉成教授。

        內藤湖南對京都大學影響很大。所以現在很多人就把京都大學杰出的文化歷史學者都歸為內藤的學生，其實不對。老學究們在，他們看不起內藤，有內部斗爭。在國內，往往差勁的人掌權就排擠有本事的人，其實自己不懂學術，又有一張很刻薄的嘴。當然，京都大學主要是新舊學風的碰撞。內藤的新思想得不到老派學者的充分肯定。但是越往后他影響越大，風格越來越明顯。

        內藤湖南是才子型的學者，他強調理解。東京學派強調批判，一定要有證據。你說什么都可以，但是要拿出證據來。知道得再多，沒有證據也不能講。京都大學內藤不同，他是記者，他用眼睛觀察社會，浮想聯翩，非常喜歡中國文化，發自內心地喜歡。他要求學生們要用你全部的生命去理解，不要跟我講真假。在他看來，記錄下來的東西都是真的，如果有假的話，是因為很多東西的缺失。

        我很欣賞內藤湖南對于理解的強調，實際上，歷史記載如果有假的話，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真的。比如說，我是統治者，我作假，那么作假本身也是一個事實。你有本事弄清楚它是假的嗎？這可能比真實記錄還重要。所以我上課常說，你拿三千年的日歷表，一個月就能找出一堆時間記載的錯誤，光做糾謬就可以做出一本博士論文。這不是本事，真本事在于能夠弄清楚為什么錯，是真錯，還是故意造的錯，那又是為什么？注重對于文獻記載的理解，所以京大學派反而不像東京大學那么強調文獻批判，甚至近于機械刻板。

        京都大學的支柱是文化史，文化史正是內藤湖南的強項。他敢想敢說，這里他就要盡量彌補自己的不足，就把西方理論引進來。美國學者的理論出眾，但中國古代的文史基礎不行。他們善于做理論思考，得出來的理論正好為日本人所用，日本人的中國史學基礎比美國人好。你看《劍橋中國史》就是這個特點：美國人的理論，日本人的實證。京都學派覺得我自己也能做嘛，所以，拼命往理論上靠。

        所以，日本的中國史研究，情況和陳寅恪說的相反，京都學派是理論稍強，東京學派是文獻扎實。

        東京學派的創立者是做理論出身的，但他不談理論，理論化為實證。它的實證背后全是理論，但是他不講理論。因此東京學派的史料做得很出色。內藤可以大膽地假設，講到中國的幾種社會形態的變化，每個時代的變遷。這一講，東京學派就要用實證來挑戰你了。周藤吉之等學者都來了。（他們認為）法制史上講不通，經濟史上也講不通，全部要求實證，不是你說是就是。

        京都大學就很吃力。后來才有了我翻譯的那部《九品官人法研究》，宮崎市定要來彌補他師傅的缺陷。他很費勁去做，做了以后就被稱為日本百年漢學的巔峰之作。你看我給他寫了多少譯注，最近又找出好幾條。說譯注是客氣，其實就是說這些條引用的史料都有問題。現在中華書局要重版，據說網上已經炒得很貴了。我說且慢，還有好多條譯注沒有補。所以我說，我們中國有些人不要迷信洋人。

        從宮崎市定以來的中國史研究學者大多是我的朋友。我跑京都去，他們說韓先生你是東京學派的，因為我早年在東京大學做博士論文。其實我跟他們兩派關系都很好。日本學者之間爭論學術，私人關系還不錯。

 《〈井真成墓志〉所反映的唐朝制度》的由來

        我寫《〈井真成墓志〉所反映的唐朝制度》那篇文章也是偶然。

        我本來老老實實地待在東京大學做研究。幾年前發現的《井真成墓志》，被視為日本國名出現的實物證據，轟動日本，天皇都去參觀這方墓志的展覽，建立國家基地，放在專修大學，作為日本古代史的重要領域來研究。他們請我去，我是想去捧場的。《井真成墓志》我沒打算研究，我就看一遍，我說你能不能把基地成立三年的研究成果拿來我讀一遍，我也講一個井真成。我真的是想拍他的馬屁。

        后來我花了一個星期讀了一遍以后心就涼了。像氣賀澤保規（日本明治大學教授）所代表的一系列研究，沒有一點是對的，條條都是錯的，怎么會研究成這樣。而且這里面集中了他們所謂的漢學家、日本史學家。

        在學問面前，我們還是要求真，而不能套交情扭曲學術。所以我寫了一篇文章。寫完我想還是要慎重一點，我就讓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幾個大學最有名的教授先幫我看看有什么問題。他們看完以后說只剩下一個問題，說那天我們會去現場，看你怎么死的。他們說，你說得都對，問題是眾怒難犯，“亂拳打死老師傅”，一定會讓你好看的。所以那天我們會來看。他們開玩笑，跟我說他們是怎么打人的：就是先派一個人拿個布袋往你頭上一罩，大家群起狂毆，你看不見是誰打的。他們說那一天你一定是這么死的。我說那寫好了怎么辦，只能是關云長單刀赴會咯。

        到了那一天，果然陣勢強大。我事先把文章發給他們看過的，中國史的、日本史的大佬都來了，準備論戰。看熱鬧的也來了。結果我講完以后，很長時間沒人講話。最后，第一個準備套頭套的人站起來了，說這些觀點都是氣賀澤保規說的！——他們打不下去了。

        后來又做了第二場報告，進一步從制度上去講，從兩國的制度的比較、官位的授受、身份等方方面面去談，一旦沖破，就開了一個全新的路子，成了遣唐使研究的重大突破。《朝日新聞》用了一整版報道，難得見到他們這樣報道中國學者的研究。

日本《朝日新聞》對韓昇所做井真成研究的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