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幾年前有人跟我說，我們有可能趨向霸道，我一定會很不以為然。中國幾千年文化主流是遠離霸道的，而近幾十年，主流觀念更是天天講反殖、反帝、反霸，這樣的一個國家怎么可能霸道呢？

        但現在再有人跟我如此說，我則心里也會跟著一沉。我今天對此不再有十足的信心，不只因為網上常常能看到的憤青霸道言論，不只因為很多有關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言論在強調正視現實的名義下，越來越喪失精神理想品格，還因為我在平常生活中感覺到的某些普遍的社會心情與觀念感覺。

近二十年來中國國際感覺之嬗變

        從1990年代開始，隨著中國大陸越來越深地與世界互動，有機會擁有國際經驗的中國大陸人越來越多。隨著中國大陸和世界交往程度的加深，隨著中國大陸國際交往經驗的展開與積累。這幾年在媒體、網絡和人們私下日常聚會的談論中，都在試圖根據中國大陸這些不愉快的國際經驗以解釋。往往，中國大陸讀者容易理解的對中國人的批評，都是大陸人自己也會對自己做的那些批評：公德意識不足、暴發戶式的消費表現、文化品味低下等。但還有一些針對中國大陸人的批評，則讓中國人在感覺到傷害的同時，還百思不得其解。

        要理解這個“百思不得其解”還要回到中國這二十年來國際觀念的變化。很多人一定還清楚地記得，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大陸最有代表性的國際觀念是“與國際接軌”。其時，中國大陸對美國所主導的世界秩序包含著更樂觀的想象。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和1999年的美國轟炸中國南斯拉夫使館，都沒有妨礙“與國際接軌”在時人的國際觀念中占據主導地位。

        雖然中國大陸一直存在著對“與國際接軌”的論辯詰抗，但哪怕是2000年前后在中國大陸蔚為風潮的“新左派”思潮，其最有力的展開，也主要是以其時國內、國際已大幅暴露的問題為背景，依托具有廣泛社會基礎的價值與情感，通過聚焦新自由主義這個靶子，來批判國際和國內現實，并沒有直接提出替代的框架性思路。

        真正可以撼動“與國際接軌”這一說法背后所隱隱指向的“國際”社會經濟框架的說法，要到2005年相對于“華盛頓共識”提出的“北京共識”。中國大陸接受這一來自外國的說法時，形成了更具論辯意味的思潮：針對“華盛頓共識”，集中在經濟領域對中國進行自我肯定。在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大陸依然保持GDP高成長率時，一套比“北京共識”更積極自我肯定、自我評價的“中國模式”論思潮快速興起。在許多樂觀的“中國模式”論者那里，其所論辯的靶子對象已不是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而是更為普遍的價值，并進一步把對當代中國大陸的積極評價擴展到明確包含政治在內的治國實踐與治國制度上。 

        2003年底，一部分為應對國際上越來越喧囂的中國威脅論，一部分也由于隨著經濟發展、中國大陸自身也有越來越強的要求重新自我定位的意識，中國適時提出了“和平崛起”。不過我個人認為，這一當時在國內、國際上引起廣泛反響的“和平崛起”論，并不能視為對“與國際接軌”的國際意識的真正告別。因為在當時的有關表述中，重點常常并不是“崛起”，而是讓世界放心——中國的崛起是加入世界現有格局，而不是挑戰世界現有格局。直到最近的“做負責任的大國”這一提法的提出，中國人“與世界接軌”的意識可說是有了改變。不過，具體到中國大陸和其它國家、地區的經濟面的互動，不論是當年“韜光養晦”意識正強時的強調“雙贏”，還是今天國力大增后要作“負責任大國”后強調的“共贏”，其核心都在傳達中國大陸的發展對世界的繁榮、發展有益，中國大陸也很有誠意和世界分享中國的發展成果。

“雙贏”思路未獲回報，是中國實力依舊不足嗎？

        雖然在表述上，今天的“共贏”比當年的“雙贏”涵蓋了更多的領域，但落實下來，則和當年“雙贏”偏重經濟的實踐差別不大。在觀念、政治、制度面，中國大陸仍沒有輸出“革命”（“北京共識”“中國模式”等）的想法，而是始終著眼于尊重對方的選擇。

        在很多中國大陸人的感覺里，這種對他國的平等、尊重意識，特別集中表現在中國大陸外交越來越強調的觀念——“和”上。強調“和”，就是從當年更籠統地強調和平發展，進一步發展為在尊重彼此差異的基礎上，在承認世界多元、豐富的前提下尋求和平與合作。中國大陸所尋求的世界“和諧共存”，是以“和而不同”為其基本前提的。在中國人看來，這是一種充分考慮對方利益、國格、人格的思考，是一種位階很高的“善”。

        正是因此，中國大陸很多人在面對不愉快的國際經驗才會深感困擾和深感傷害——我們跟你們的互動是要跟你“雙贏”、跟你“和”，大家之間的關系應該相安無事甚至越來越緊密安好才對，怎么這些不同國家與地區的民眾，常常還會有針對中國的強烈不滿呢？

        以這樣一些心情、感覺為背景，對于圍繞中國在外的種種不愉快國際經驗，已經逐步形成三種很有代表性的解釋與回答：

        第一種解釋認為，我們遭遇的很多不愉快，不是我們想法和做法不對，而是我們的自我宣傳不夠，對方因為不知道對我們的說法、做法如何理解，因而發生誤會。

        第二種解釋認為，這個世界在根本上是崇尚實力的，只有中國繼續發展，進一步取得壓倒性的成就與地位，這個現下價值、觀念由西方主導的世界才會真正改變對中國的偏見。

        第三種解釋則認為，中國不愉快的海外經驗的背后，是某些國家和集團對中國大陸根深蒂固的敵意，這些敵意伴隨著中國大陸近年的快速崛起，變得越來越強烈，因此，中國的發展就不能籠統地著眼于GDP，而還應該在大力發展經濟時，特別著眼于中國的安全和中國大陸在外公民、在外利益的保護。相比前兩種從一開始就有很多人接受的解釋，第三種解釋雖然在開始信眾不多，現在影響卻越來越大。

        再看三種解釋對現實的可能影響：第一種解釋方向指導下的現實，便對應著要多增加以宣傳、說明、解釋為重點的對外交流工作，以加強不同國家、地區人們對中國文化、中國大陸的了解。

        按照第二種以實力邏輯為基點的解釋，那么為了中國的權益、國格與公民的人格尊重，中國大陸應該抓住一切機會，發展、發展、再發展。這意味著本已在中國大陸初步喪失信譽的發展主義，卻會因這一分析邏輯而獲得有力支持。

        第三種解釋不僅在實際上內含了第二種解釋的實力邏輯，而且稍加推演，便涉及軍備、敵我意識等很能牽動世界神經的諸多方面。

        這三種很有代表性的回答方式盡管各有現實依據，但都疏漏了一個重要問題：我們很少去必分析和省思，被視為當然善的“雙贏”與“和”，實際被賦予了何種內涵？根據這一內涵指導下的心理和行為，在與另外一個與我們歷史-現實過程都不同的社會進行互動時，其后果到底為何？

“推己及人”的傳統智慧并不適用于國際交往

        相比“雙贏”這個來自于營銷學，但又被賦予“和合”等中國概念的觀念，“和”與“和諧”則直接源自中國傳統。“和諧社會” 的提出，本是對時代社會心理和基本問題狀況的敏感反應，剛出現時，也對中國大陸社會心理有相當的召喚作用。

        同理可明白，為什么相當部分中國大陸人常常是從經濟角度為 “和諧世界”論賦予實際內涵。這就造成“和諧”一方面陳義甚高，有跟中國傳統講的“和”相配合的觀念境界氣派；一方面落實到具體事務中的理解與想象卻常常只是極受經濟邏輯左右。與之相配合的中國大陸外交狀況，就是主要落實為經濟內容的“雙贏”、“共贏”。

        簽訂符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合同雙方在經濟上也可“雙贏”的海外合作項目當然是對的，但當這些項目具體落實在一個社會有機體中，就要與社會生活的方面互動牽扯。這種情況下，主要是以國家間關系為思考安排對象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主要以經濟利益為實際考量落實的“雙贏”指導原則，再加上通常都會強調的尊重對方禮俗的告誡，都已經不足以提供這個問題的答案：如何在異國社會既讓自己過的自然、舒心，又不破壞對方所珍視的社會感受？

        中國當下許多來自海外的不愉快經驗的發生，正和社會感受這一層次的互動緊密相關。之前所舉的三種關于中國大陸近年國際不愉快經驗的認識檢討，都沒有觸及到這些層次。而正由于我們缺少對這些層次上的經驗與問題的細致反省與分析，我們才更容易有困擾、受傷感受——明明在交往中，我們已經作了很多的自覺努力和自覺的自我約束，為什么你們卻不僅不好意回報，還惡言相向呢？

        在很多中國大陸人的感受里，“雙贏”、“和”等提法，一方面與帝國主義所加給中國的近現代百年屈辱創傷經驗有關，它表明著中國大陸和帝國主義決絕劃清界限的心理與價值意識。另外一方面，這種“我想發展，我也要別人發展”、“我不愿別人強加左右我，我也一定不要強加左右別人”的觀念，背后正是“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樣一些在中國長久受到尊崇的價值理解。

        “推己及人”作為一種理解他者的方式，從孔子時代明確提出到現在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在中國一向被認為是一種層級很高的善。但如今，這種價值感覺方式，正成為很多人對不愉快國際經驗深感困擾的深層文化-心理背景——明明我們最看重的都要和你們共享，為什么你們還這么對待我們呢？

        這一在歷史中國如此被肯定被推崇的善，其有效性相當程度上來自它所依托的時空相對有限。一個有限時空中的人們，共處于一個彼此能相喻相知的歷史-文化體中，而全球化時代則要求去理解他人的歷史與文化背景。在同一歷史-文化體中人可共喻的美意，在跨文化-歷史時卻常常反讓對方感覺隔膜，感覺你“自我中心”，從而被誤解和惡感。

        因自己主觀上為善，便把“自己”直推至“對方”，再加上中國大陸如今對“自我”的理解又那么受經濟主義邏輯左右，這就是今日 “推己及人”思路所造成的跨文化沖突的根本原因。

        要克服這種跨文化中極易出現的誤解，讓主觀上的善意落實為對對方具建設性的行動，首先要進入對方的歷史、文化脈絡，努力做到在對方的脈絡中感覺、理解和把握對方，真正把對方看做一個有著自身喜好的“他者”。

阿希斯·南迪的意義：理解他者

        對于這一知識理解方式，我們過去的有關積累不足，大量課題正急待開展。比如這些年和中國大陸關系愈加深切的周邊亞洲國家（地區），便和中國大陸有兩個非常重要的不同：一是這些國家和地區或者有被殖民的歷史，二是其文化傳統、價值體系是以宗教為基本骨架的。

        對中國大陸而言，要擁有理解亞洲周邊國家感受的能力，首先要努力獲得的就是對殖民現代性及其所引發的多方面歷史、社會、文化、心理后果的感受與理解，和對宗教作為意義感核心來源的文明類型的理解。（后一方面的不足，也是占中國漢民族社會，常常對本土以宗教作為意義感核心來源的民族，無法確切理解的重要原因。）

        如是，某些過去我們了解不夠的學術、思想資源，對今天中國大陸就有了迫切意義。比如近年在中國大陸學術思想界開始引起注意的印度思想家阿希斯·南迪。

        南迪是一位研究殖民及其引發的多方面歷史、文化、政治、社會、人格、心理后果的大家，其研究立足印度，并對南亞、東南亞、西亞歷史有著廣泛了解。是他展開問題的關鍵所在，是這些地區從殖民、后殖民時期到現代社會中的宗教問題。其分析與描寫的深度和力度，總是直抵社會存在肌理，以及生活其中的人們的生命存在感。我們在讀他的著作時，不僅可在智性層面認識這些問題，且可以讓我們直接用心感受到這一切。

        目前南迪的中文譯著出版的還不多，至今還只有《民族主義的不正當性——泰戈爾與自我的政治》（臺北：行人，2014年7月）專著一種，和《民族主義，真誠與欺騙——阿希斯·南迪讀本》、《貼身的損友——有關多重自身的一些故事》論文集兩種。

        南迪這些廣博又深切有力的著作，對當前中國大陸社會的對外理解迫切而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我們會在南迪的分析與描寫中驚訝地發現，明明南迪所處理的殖民、后殖民、宗教等問題，是和中國大陸現當代史經驗距離很遠的，但卻同樣能夠有效觸動我們隱蔽而真實的心緒與情感。南迪對“他者”經驗的處理，同樣能夠調動起中國人的生命經驗。南迪不僅有助于我們把“他者”真的作為“他者”，還能讓我們從“他者”身上發現“自我”，這并非把“自我”過快地向外推出去，也并非或根據表層知識而感受到的“自我”，而是通過深進他者的社會存在和生命感受肌理后，才在“他者”身上發現到的“自我”。

        把他者作為“他者”來認識，是關系到中國大陸能不能有正確的世界感，能不能有恰切的自我感的核心性問題。也就是，一方面認識到這是中國大陸越來越進入世界，要和世界充分實現建設性互動交往、合作所必需的；另一方面中國大陸不光有關積累極為缺乏，而且因為自身并沒有殖民和宗教的歷史，所以在理解這些社會時顯得先天不足。但只有經過這一認知、理解上的曲折后，“雙贏”與“和諧”這些理念，才能真正避免自覺不自覺的“自我”中心。從而站在“他者”的脈絡中，把“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所含蘊的對“他者”的善意，落實在最有助于“他者”內在生機的建設性上。

理解他者，中國的發展方能遠離霸道

        強大起來的中國大陸向何處去？這是今天很多人都關心的問題。中國大陸能否更快地理解和把握他者，對中國大陸的今后走向所關實重。

        2008年底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很多國家（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提出了中國要更多承擔國際責任的問題。2009年7月召開的中央第十一次駐外使節會議上提出：希望中國“政治上更有影響力，經濟上更有競爭力，形象上更有親和力，道義上更有感召力”。而到了2012年，“十八大”政治報告中則明確提出“建設與我國國際地位相稱、與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相適應的鞏固國防和強大軍隊，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戰略任務”。

        從上引兩段話我們可以體會出，短短三年中，國家有關表述卻已有了微妙的重點差異。這兩段話的不同，當然有會議場合不同的原因、有十八大召開前美國重返亞太的咄咄逼人、有東海和日本的沖突、南海和菲律賓沖突等現實背景。但不能否認，這些最重要報告中的表述，也和中國大陸自認為的善意沒有收到相應的回報有關。相較而言，中國所碰到的敵意卻是實實在在的，它當然就會因為自己善意無用的理解，而增強對世界的戒備心，并產生更強的孤獨感和不安全感。中國大陸近年的不愉快經驗，無疑讓中國大陸往一方面繼續發展主義，一方面重視軍事武力的方向發展。

        如果能夠認識到，中國的善意之所以沒有得到期待中的反應和回報，實與沒找到合適方式落實自己的善意有關。如果它的善意是通過深入有效的把他者作為“他者”的理解為中介的，它這時的善意互動應該是更容易被對方理解、更容易激起對方反應與共鳴的。這樣，我們所說的中國大陸的“形象親和力”和“道義感召力”，其實都是有相當的可實現性的。這不僅有助于中國大陸放松自己戒備心與不安全感，也能深化自己關于“共贏”與“和”的理解，更會推動中國大陸把經濟和武力放回到適當位置。

        我作為研究中國十八世紀直至中國大陸現今的學者，深知讓中國大陸“政治上更有影響力，經濟上更有競爭力，形象上更有親和力，道義上更有感召力”，而不是靠經濟、軍事實力讓人畏服，會更讓中國人感覺心安，會更讓中國人感覺自我實現。而也只有從過于關注經濟力、武力的狀態回擺，中國大陸的成長壯大才會是和平崛起，才會是遠離霸道。

        我希望中國社會能夠開始有一場高度新自覺的、理解世界的運動，切實打開我們過去積累不夠、但就在我們身邊的亞洲視窗，切實加強中國國家和社會對周邊亞洲的認知與理解。從南迪這些亞洲思想家帶給我們的資源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大陸和亞洲這些地方有同有異。而相通之處在于，西方在帶給亞洲很多地方以更生契機的同時，也帶給他們社會、文化、精神、心理以深刻傷痕。正因為如此，亞洲的飛翔便應包含治愈這些傷痕的能量。

        中國是亞洲的一員，它的飛翔應該無愧于我們所期待的亞洲的飛翔，在吸收西方所帶給亞洲的那些更生契機的同時，也消化掉西方曾帶給世界的那些問題。中國曾是很有理想主義的地方，中國的強大應有助于它更自由的飛翔，有助于它帶動世界更多地方一同飛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