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些與國王、教廷相關的人士選擇坐在主持者右邊，盡量避開來自另一邊的吵嚷聲和污言穢語……有幾次我試著坐在其他方位，以便可以自由選擇立場和意見，但我絕不會坐在左邊。如果坐在那里，我就會成為唯一的與眾不同的投票者，會受到周遭人的嘲弄。”

        戈維爾男爵記錄了1789年6月法國大革命期間法國國民議會的場景——保守的貴族坐在右邊，尋求革命的平民坐在左邊。自那以后，“左”和“右”的空間坐標成為一種區分政治立場的概念。

        左派藝術的歷史也可以追溯到幾乎同一時刻。當雅克-路易?大衛同意復制其作品《馬拉之死》用以支持革命活動的政治宣傳，他永遠改變了圖像的意義和力量。自那以后，與左翼思潮相關的藝術作品，就如同左派的理念一樣，在不同的時空、不同的表述中，形成了參次多態的面貌和形式。這類作品的創作者也許是社會主義者（威廉?莫里斯），或者是共產主義者（亞歷山大?羅欽可），也可能是女性主義者（游擊隊女孩）。盡管他們的政治立場各不相同，但關于左派的經典意象——平等、大眾、集體，以及對于經濟體制的反思——是他們共同面對和探討的問題。

        在機構體制、市場規律的縱橫交錯間，極少數的全球精英主導著當代藝術領域，然而左派藝術依然具有非凡的繁殖能力，或許證明了社會的改變是人心持久的渴望。

雅克-路易?大衛作品《馬拉之死》（1794），法國

        《馬拉之死》（The Death of Marat）表現了馬拉被刺身亡的場景：死者胸口的傷口清晰可見，鮮血染紅了浴巾和浴缸里的藥液，握著鵝毛筆的手垂落在浴缸之外，另一只手上還握著兇手——女刺客夏綠蒂?科黛（Charlotte Corday）——遞給他的字條。馬拉因為皮膚疾病不得不坐在浴缸中工作，但大衛的繪畫對其做了唯美化的處理，并未表現其皮膚病的癥狀，相反，馬拉尸體擺出的“優美”姿態令不少藝術評論家聯想到米開朗琪羅的《圣母憐子像》，而畫面中對于光的處理有卡拉瓦喬《耶穌下葬》的風格。

        馬拉是山岳黨的領袖，該黨派以其成員在國民議會時都坐在議廳最左側的高臺上得名。與其站在同一陣營的畫家雅克-路易?大衛（Jacques-Louis David）希望這幅作品講述的故事能夠傳達給更多人。《馬拉之死》的歸宿并不僅僅是博物館，藝術家希望它在更大空間范圍內傳播。他讓自己的工作室復制這幅畫像，使其隨著游行的隊伍抵達整個法國，并將革命的訊息傳播開來。

威廉?莫里斯設計的壁紙（1862），英國

        當你看到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壁紙，未必能一眼看出它的“社會主義”內涵，而今在家中裝飾這類壁紙的人也許并非工人階級，但它確實是在社會主義理念的引導下生產出來的。

        英國人莫里斯是工藝美術運動（Art Craft Movement）的主導者。他決意復興在他看來幾近被工業革命摧毀的手工業傳統，大力宣揚手工勞作，在其中，普通工匠也可以為自己的杰作而愉悅。莫里斯同時希望精美的陳設不止囿于富人，還應當進入尋常百姓家。為了實現這兩個理想，1861年，莫里斯成立了“莫里斯、馬歇爾與福克納公司”（MMF），通過彩色玻璃、金屬制品、壁紙、織物、地毯等產品，試圖將藝術之美送入千家萬戶。然而這兩個看似從普羅大眾出發的理想化的目標卻又是互相矛盾的。隨著工業的不斷進步，大型工廠的規模化發展，手工制品的成本遠遠超出了機制品，莫里斯的產品通常是市面上最昂貴的。（打破藝術和工藝之間的壁壘本身就具有其政治姿態。兩次大戰之間，德國的包豪斯也有類似理想。）

保羅?希涅克作品《和諧時代：黃金時代不在過去而在將來》（1893-1895），法國

        左派思想始終通過藝術想象著另一種社會關系系統。19世紀最后的幾年，點彩派畫家、無政府主義者保羅?希涅克（Paul Signac）創作了一幅作品，名為《和諧時代：黃金時代不在過去而在將來》（1893-1895），畫面描繪了人們生活在田園詩般的海濱，耕作、繪畫、閱讀、游戲。這幅作品明顯和另一幅喬治?修拉（Georges Seurat）的作品《大碗島星期天的下午》（1884-6）有相似之處。然而，修拉描繪的巴黎城市風光顯得無聊而拘謹，步行者緊扣衣領。與此同時，希涅克筆下的男人卻赤膊上陣、卷起褲腿，他們身邊的女性跳著舞蹈，或者舒適地躺在孩子身邊。

“人民工作室”（1968），法國

        1968年，巴黎“5月風暴期間”，一群馬克思主義青年占領了巴黎美專，并在校園中設立了“人民工作室”（Atelier Populaire），試圖以風格統一的作品去除“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創作”的痕跡。這個工作室類似于一個車間，人們在此生產包含政治信息的圖像。每個參與者都可以運用印刷設備創作出自己的絲網版畫。這些不署名的作品會張貼在巴黎的大街小巷，表達出集體的對于變革的渴望。盡管作品風格各異，但它們被視為集體智慧的結晶。這些圖像關注的話題包括言論自由、殖民主義、移民地位、消費主義等，“街頭就是畫廊”成為那個時代的重要口號。除了“人民工作室”以外，其他集體創作的形式包括超現實主義集體繪畫游戲、大型公益項目（例如艾滋病紀念掛毯）。有時候，藝術從屬于第二位，集體的互動和關系反而更重要。

芭芭拉?克魯格作品《我買故我在》（1990），美國

        “景觀社會”理論認為，大眾媒體將生命與能量投注于無生命的商品，消費者只能通過代理品體驗世界，而其欲望通過購買和消費行為達成。芭芭拉?克魯格（Barbara Kruger）的諷刺廣告牌《我買故我在》（I shop therefore I am）是“情境主義國際”的思想引發的藝術創作之冰山一角。

        “情境主義國際”（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1957-1972）是一班不羈的文人組成的小集團。他們認為資本主義有一種精巧的機制化解藝術家和知識分子的顛覆性，它將它們接納、重新定義，并與公眾關注的焦點分離。如此這般，藝術被消毒，變得陳腐，逐漸退化，最終被納入官方文化和公共話語中，成為舊有主導思想的新鮮元素，成為景觀社會機制中的一個齒輪。根據這種理論，妥協的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將會受到藝術經銷商的獎勵、主流文化的贊賞。因此，任何所謂對于“創造”的資助都不可避免地將導致藝術原有力量的稀釋和消解。“情境主義國際”是一個短命的社團，但對此后藝術的發展具有重要影響。

意大利

        藝術家還將平等問題表達于運用材料上。1960年代意大利貧窮運動主力軍米開朗琪羅?皮斯特萊托（Michelangelo Pistoletto）將古典雕像和破布放在一起。他用卑微的材料諷刺“高貴的”大理石、青銅的自命不凡。繪畫和雕塑——所謂的純美術（fine art）——多年來以“為了藝術而藝術”的宗旨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絕緣，而這批藝術家試圖改變既有的陳規戒律。

游擊隊女孩作品《是不是女性只有脫光了才能進入博物館？》（1985），美國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性別平等、種族平等成為平等問題的重要組成部分。“游擊隊女孩”(Guerrilla Girls)是一支誕生于上世紀80年代的匿名藝術小組，她們的首次藝術行動便是抗議紐約的博物館展覽中男女不平等現象嚴重。“是不是女性只有脫光了才能進入博物館？現代藝術領域僅有3%的女藝術家，卻有83%的裸體肖像都是女性。”在海報上，她們借用了法國藝術家安格爾的名畫《大宮女》，將畫中裸女的頭部改換成猩猩的腦袋。自此以后，這個匿名團體時常出現，對于藝術界的男女不平等現象作出抗議。由于“游擊隊”和“大猩猩”的英文相近，因此猩猩頭罩成了她們的標志。

切爾多?梅雷萊斯作品《可口可樂計劃》（1970），巴西

        1970年，巴西觀念主義藝術家切爾多?梅雷萊斯（Cildo Meireles）選擇了可口可樂的瓶子作為其創作元素（Insertions into Ideological Circuits：Coca-Cola Project）。他在空瓶子上印上挑釁性的信息——例如“美國佬滾回去”（Yankee go home）或者制作燃燒彈的說明——再通過正規回收渠道送回可口可樂工廠。空瓶子看起來和普通可樂瓶無異，重新注滿褐色液體時，瓶子上的白色政治宣言就會顯現出來。可口可樂本身已被視為美帝國主義入侵巴西的一個符號，在全球也可以視為消費主義的符號。藝術家將這種實踐視為意識形態的回流。他利用商業體系的分配系統將反對的聲音傳達出去，與此同時，他取消了藝術市場體系所仰賴的所有權（不斷流轉）和作者（匿名）兩大要素。

“Superflex”的“拷貝商店”（2005），丹麥

        “Superflex”由三位丹麥藝術家組成，針對資本主義的市場機制在全球強勢推廣所造成的不平等問題，他們合伙開了一家拷貝商店（copyshop）。商店中販賣的商品，包括不少他們自己的創作，有“麥加可樂”（Mecca Cola）、“自由啤酒”（Free Beer）、“帆船鞋”（No Sweat sneaker）等，有一些商品是合法的，另一些則在測試合法性的邊界。所有的商品都在提倡一種關于全球勞工、環保及社會政策的公平性標準，希望透過負責任和具透明度的貿易活動和生產制度，更公平地對待工人和農民，改善其生計。據說，他們每售出一罐可樂，便會有20%的金額回饋到人道救援單位。至于進店的顧客，有的是喜歡藝術的人，有的是喜歡產品本身的人，有的則是反對資本主義的人。

陳界仁作品《帝國邊界I》（2009），中國臺灣

        陳界仁來自中國臺灣，在他看來，“臺灣正日益變為一個快速遺忘的消費社會，它已經放棄了敘述自我的權利。我必須站出來去阻止這種遺忘的發生。記錄那些長久以來被統治階層排除在話語權范圍之外的普通民眾，記錄那些被現實社會忽視孤立的人。”

        他的影像作品《帝國邊界I》分為兩個部分，以此反思人與人之間內化的不平等。第一段的主題詞是“我懷疑你就是要偷渡”，敘述臺灣人申辦赴美簽證時遇到的種種刁難和歧視，第二段是關于嫁給臺灣人的大陸人赴臺時遭遇的入境官盤查。這些影像代表普通民眾的對于社會平等公正的宣示。

Ruth Ewan作品《自動點唱機：關于想要改變世界的人們》（2003-），英國

        Ruth Ewan的《自動點唱機：關于想要改變世界的人們》（A Jukebox of People Trying to Change the World，2003-）是一件非常熱鬧的作品。這是一個關于抗議歌曲的自動點唱機，觀眾可以從點唱機中點選自己想聽的歌曲。在藝術展廳慣常的安靜環境中，突然冒出嘈雜的抗議之聲，是對于藝術體制的一種小小抗議。

附：測測你是左是右

西方政治坐標系測試（中文翻譯）http://www.zuobiao.me/politicalcompass/

中國政治坐標系測試（北大未名版）http://zuobia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