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約阿希姆·費斯特著

[英]馬丁·查默斯英譯

Herbert A. Arnold編

Other Press

2014年出版

遠離政治的文化市民

        德語詞Bildungsbürger（文化市民）和Bildungsbürgertum（文化市民階層）大概沒法準確地翻譯，譯者馬丁·查默斯（Martin Chalmers）明智地保留了原文，在腳注里解釋了它們的含義。“文化市民”在戰前曾短暫地躋身于德國資產階級精英行列，使得踏實的經典教育而非家庭出身成為地位的標志。一些最輝煌的文化市民是猶太人。如果說英國紳士自矜的是愛運動、舉止文雅和剪裁精致的服裝，那么一個文化市民的最基本要求就是嫻熟地掌握拉丁文和希臘文、歐洲經典文獻，當然還有德國古典音樂。英國紳士在公學（public school，其實意思是私立名校）里修煉成型，德國布爾喬亞上的是文理高級中學（Gymnasium）。

        解釋這些只是為了說明，寫過希特勒和阿爾伯特·施佩爾傳記的杰出作家約阿希姆·費斯特（Joachim Fest），正是文化市民階層的典范人物。他曾于1973-1993年擔任《法蘭克福匯報》（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的文化版主編，也是在戰后痛斥德國左翼的保守派。他的政治立場不算極右，也看不到復仇主義的痕跡。費斯特是歐洲意義上說的古典自由派，相信自由市場經濟（連帶著修養良好的銀行家），鐘情于莫扎特歌劇和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

        費斯特這本不同凡響的回憶錄《“我不干！”——德國童年回憶錄》(Not I: Memoirs of a German Childhood）里的一大主題是他孩提時期在第三帝國所受的教育。他的文風典雅，充滿了反諷和智慧，這些并不都能在翻譯中充分體現。他還有種開玩笑的自戀傾向，德文書名是Ich Nicht，比美國版的Not I要更清楚些。也許英文翻成Not Me更好些，英國版就這么翻的。書名的意思是說費斯特不屬于為希特勒歡呼的那群烏合之眾。費斯特的宿敵君特·格拉斯的回憶錄《剝洋蔥》于同年出版（2006年），格拉斯當年是自愿加入納粹黨衛軍的——所以費斯特要說：“我可沒有。”

        在回憶錄開始處，費斯特就指出受過教育的德國布爾喬亞的價值觀在戰前已經過時，1945年以后被全面擯棄。左翼認為法西斯主義是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邏輯頂點，所以他們認為希特勒的崛起部分要怪中上階層。費斯特回應了這一觀點，“這種指責就好像被寵壞的小孩的怨氣，他們一心一意要比父輩占據更高的道德制高點。”他指的是1968年的學潮，以及那批學生的文學導師比如格拉斯。費斯特看不上他們，他們也看不上他。

        事實上，希特勒帝國的崛起也意味著文化市民階層的末路。但左翼對那個階層的批評要早得多。最佳例證是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的小說《垃圾教授》（Professor Unrat），電影版《藍色天使》可能更有名，約瑟夫·馮·施特恩貝格（Josef von Sternberg）導演，讓瑪琳·黛德麗一舉成名。拉特教授因和一個夜總會舞女有染而走向徹底墮落，這部諷刺小說像一把尖刀插進了道貌岸然的資產階級教育的心臟。此書寫于1905年威廉二世治下，正值德國經典教育聲譽的巔峰。接下來是一場毀滅性的世界大戰，一個混亂衰弱的共和國，然后是納粹災難讓拉特教授的世界灰飛煙滅。

        約阿希姆·費斯特的父親約翰內斯是回憶錄里的主人公，從許多方面看，他是文化市民的完美榜樣。他在柏林一所名校教書。他非常自豪自己通讀了歌德、莎士比亞、海涅和萊辛的全部作品。他的書房里有但丁的半身銅像。約翰內斯·費斯特出身普魯士小吏家庭，篤信天主教，他認為正派得體的普魯士價值觀包括不感傷和反諷，后者也許不屬于“普魯士性”的主流定義，但對老費斯特來說，反諷是“人文主義的開門鑰匙”。

        不過費斯特指出，他父親身上的異質并不總能并行不悖。比如，約翰內斯永遠無法原諒托馬斯·曼，他承認寫了《一個非政治人物的反思》（1918）的曼的文學天分，但曼認為文化市民應該遠離政治，因其骯臟卑鄙，不值得一個文明的人文主義者浪費時間。文化才是重要的，而非政治。費斯特那個階級的大部分人都會同意這一說法。但約翰內斯不茍同。他認為曼的偏見使得資產階級與魏瑪共和國漸行漸遠，危害甚至超過希特勒。

        他的看法有一定道理。德國受教育的精英遠離政治，讓煽動家輕易就能壟斷政治，直到自取滅亡。典型的天主教保守普魯士人往往是堅定的保皇派，本來就不會費心捍衛魏瑪共和國。但約翰內斯·費斯特堅持到了最后一刻。他也非常關心政治，定期參加基督教民主派的中央黨會議。他甚至加入了“帝國戰旗”（Reichsbanner），一個支持共和國的基督教社會民主派的準軍事組織。

        唉，費斯特的群體迅速縮減成了少數派，像魏瑪共和國本身一樣四面受敵；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都嫌惡腐朽的資產階級，更別說納粹了。費斯特一家住在柏林的中產聚居區Karlshorst，暴力沖突幾乎一點就燃。一天晚上，約翰內斯頭上頂著繃帶跌跌撞撞回到家。他被共產黨的“紅色戰線”成員毆打，那些人前來擾亂社會民主黨的聚會。這是1932年，希特勒上臺前一年，左翼當時真的應該團結才對。

        許多文化市民聽從了托馬斯·曼的非政治哲學，拒絕參與公共事務，希望所有的不愉快都會自行消散。但在兒子的筆下，約翰內斯·費斯特沒有被任何幻象所蠱惑，而當時許多消息靈通的政治思想家都上了當：他們以為希特勒成功后會更講理、更謙虛；要么以為他是個江湖騙子，不可能成功。

        希特勒掌權后，約翰內斯做了一件對他那個階層來說更加不同尋常的事。他拒絕順從新秩序，即便表達異見已經變得相當危險。他公開表達了對元首和手下那群“烏合之眾”的鄙視后，在1933年4月丟掉了教職。而那個時候，正逢許多德國人爭先恐后加入納粹黨的高潮。他首先注意到的，是自己收拾東西時，那些教師同事們都避免與他目光交流。費斯特不僅丟掉了生計和社會地位，他還是個被排擠的人，一個潛在的叛徒，一個應該躲開的人。之前友善的鄰居和熟人現在遠遠看到他就會迅速繞路。

        他的妻子伊麗莎白同樣討厭納粹，但她希望他能更變通些。當她難以忍受舉目無親的生活時，會和丈夫吵架。他為什么要這么公開嚷嚷對納粹的厭惡呢？家里人在遭罪呀。錢也慢慢用完了。是她和孩子在為他的不妥協付出代價。他就不能為家里人著想入個黨嗎？如果他肯的話，早就升職了。光入個黨又不會改變什么。她乞求道：“這樣我們就能繼續過像樣的日子了！”他回答：“就是這樣不成！這會改變一切！”

即便所有人都退縮了……

        在希特勒統治的頭幾年，約阿希姆和兄弟姐妹們沒注意到太多變化。他們沒有像許多同齡人那樣加入希特勒青年團，但還能繼續和鄰居小伙伴一起踢足球。他們去普魯士郊區看爺爺奶奶，在農場里幫忙，在湖里游泳。他們的朋友多半來自“靠譜”的家庭，和父親觀點一致。

        作家霍斯特·克呂格爾（Horst Krüger）生于1926年，比約阿希姆·費斯特大幾歲。1930年代他也在柏林讀書。他在一篇回憶校園生涯的文章里，寫到猶太同學常常不見了蹤影。但這些并不會給人留下什么印象。他的后見之明告訴他，這是通向大屠殺的第一步。但他寫道：

        我必須說實話，當時這些情況對我們這些沒受到影響的人來說，并不顯得很夸張。歷史在真正發生時，往往看上去微不足道。生活很少英雄慷慨，它通常平淡無奇。

        費斯特同齡的其他作家，甚至挺享受希特勒治下的兒童時代。散文家迪特爾·韋勒斯霍夫（Dieter Wellershoff）回憶了自己加入希特勒青年團之前的種種樂趣和游戲（Sportlich-Spielerisch）。戰后成為著名記者的卡羅拉·斯特恩（Carola Stern）很喜歡在德國少女聯盟（BDM）的日子，成天圍著營火唱納粹歌曲，公開向希特勒宣誓效忠。她回憶1936年的奧利匹克年，“差不多我認識的所有人都支持元首”。

        費斯特家里的氛圍很不同。約翰內斯堅持不讓希特勒的謊言腐蝕家庭成員：“一個把任何事變成謊言的國度，不能跨進我們的家門。”在家里，他會公開表達意見，否則生活會變得無法忍受。晚上小小孩會先吃晚飯，然后成年人和兩個大小孩約阿希姆和沃爾夫岡吃“第二頓晚飯”。約阿希姆回憶道：“在飯桌上，大人會提到那些突然消失的友人；還有一些人不再被提起，因為他們不再是朋友。”

        這種秘密的氛圍，對成長中的男孩來說并沒有什么不快。哥哥沃爾夫岡告訴約阿希姆，這是“我們在對抗世界”。約阿希姆點點頭，“雖然絲毫不明白對抗世界是什么意思。我就是覺得通過一種無法言明的方式得到了父親的喜愛。”

        但他也不是完全木知木覺。穿軍外套戴皮腰帶的壞人往往會不請自來，伸直手臂叫“希特勒萬歲！”有時遠處會聽到呼救聲，但這只是費斯特的回憶，未必真實發生在他生活的社區，或者可能是恐懼的回音，“我們對外界發生的一切一無所知，這也讓我們害怕，讓空氣變得格外沉重”。

        是什么讓老費斯特，這個堅定的文化市民，有勇氣成為一個異見分子？天主教信仰也許起了一定作用，元首崇拜在一些天主教徒看來是一種瀆神行為；對希特勒的“罪犯團伙”的階層鄙夷也許也有關系，對他而言，希特勒運動從“臭水溝”里發跡，他永遠無法理解為何兒子在戰后要去寫這些草根鄙民的書，而不是寫意大利的文藝復興；但也許最重要的原因，還是人格尊嚴。

        費斯特童年回憶中最關鍵的場景，是父親對兩個兒子的教誨。他叫他們從《馬太福音》中抄寫一句拉丁格言，銘記于心：“即便所有人都退縮了……我也絕不！”費斯特書里沒提到，不過這句話的變體也刻在菲利普·馮·伯澤拉格爾（Philipp von Boeselager）的家里，他參與策劃了1944年7月的刺殺希特勒行動。他也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

抵制激進傾向的“文明禮儀”

        于是不隨大流成了約阿希姆·費斯特的人生態度。這預示了他的保守主義。他不時沾沾自喜于自己在聯邦共和國里成了一個保守派，發出的是有勇氣的異見聲音，因為知識分子的主流是向左站。他提到了“更老的激進派”穿著牛仔褲留著長發，“我對他們無話可說，也不想說”。不過這與抵抗英雄還相距甚遠。

        費斯特在德國文學和音樂上的經典教育要歸功于邁爾醫生。1938年“水晶之夜”后，約翰內斯曾懇求許多猶太朋友離開德國，但只有一個叫羅森塔爾的人聽從了建議。邁爾醫生和同事戈德施密特醫生認為逃離自己的祖國有失尊嚴。用費斯特的話來說，邁爾醫生“一直覺得自己是德國人。連文化上他都不覺得自己是猶太人”，他對那些東歐猶太人有種莫名的厭惡。邁爾醫生是徹底的文化市民，他不相信擁有貝多芬和歌德的國度會傷害他。但很快形勢急轉直下。他丟掉了行醫執照，暴力隨處可見，他的妻子死于恐懼的折磨。只有一房子的經典名著和德國非主流詩歌與他為伴。“生活不再遵守規則，”他在絕望中喃喃自語，“但是為什么？”

        正是邁爾醫生向小費斯特推薦了托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但約翰內斯堅決讓約阿希姆立刻奉還。那是約阿希姆最后一次見到邁爾（他之后便永遠地消失了），他手里拿著《布登勃洛克一家》告訴小約阿希姆，“你父親把小說看得太重了，文學其實是一種游戲。”老費斯特不會讓那些不同政治觀點的作家作品出現在自己家里。這兩個朋友之間的差異讓我們更清楚地看到了費斯特堅定不撓的態度，不論何種情境。

        邁爾醫生的最后命運我們可以猜到，但沒有在費斯特的回憶錄里點明。大部分德國人是否知曉對猶太人的種族屠殺正在進行，這一點一直有無休止的爭論。但約翰內斯·費斯特起先不相信大屠殺的謠言，后來則堅信不疑。約阿希姆寫道：“流言積累到一定程度，讓傳聞變成了必然之事。”約翰內斯沒有告訴兒子這些，但約阿希姆在1944年春天自己發現了，他聽一位神父說起在東線傳教時聽教眾說的種種細節。

        當時小費斯特只有十七歲，寄宿在弗萊堡的一間天主教學校。他在柏林工人階級社區上過萊布尼茨文理中學，可惜因為在書桌上刻希特勒的漫畫像被發現，很快被勸退了。費斯特對弗萊堡的學校同學的態度是相當高高在上的，那些同學大部分是黑森林的農民子弟，而他是精貴的柏林人。不過他發現新學校的大部分老師要比柏林人更敢于公開批評納粹政權，他認為這是因為“該地區天主教有自信”。

        費斯特在戰爭最后幾年中被迫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團以及軍隊，他摯愛的哥哥死于戰傷。他本人差點因散播叛國情緒被槍決，因為公開將哥哥的死歸罪于上級軍官的玩忽職守。他最親密的朋友叫賴因霍爾德·布克，是個謙謙君子，對音樂的熱愛不亞于費斯特對詩歌和文藝復興藝術的鐘情。布克在戰爭最后幾個月里死去。當時第三帝國日暮西山，連老費斯特也被充了軍。

        戰后父子二人重逢，他們都在戰俘營里待過，約阿希姆在法國的美國戰俘營，約翰內斯在條件更差的蘇聯戰俘營。他們對過去的反應極為有趣。他們各自表達了對影響塑造他們的階級和文化的看法。約翰內斯告訴兒子，像他本人這樣的人對“理性、歌德、康德、莫扎特和整個文化傳統”太過信任。他們從來不敢相信“一個希勒特那樣的野蠻混混”居然能在如此有文化的國家掌權。

        不過像那一代的許多德國人一樣，約翰內斯·費斯特選擇對剛剛過去的一切保持沉默。倒不是因為他有負罪感，而是因為他對無力阻止希特勒的暴行而感到羞恥。兒子問他為何心知肚明，卻從沒有在家提過猶太大屠殺的事兒，他回答：“我當時不想說，現在也不想說！因為這提醒了我，我的那些知識根本沒有用處。說了有何用！”文明價值的不堪一擊讓他幻滅，讓他啞口無言。

        約阿希姆則用另一種方式努力克服德國高雅文化的崩潰。他一回到柏林，就去聽了一場貝多芬《第五鋼琴協奏曲“皇帝”》的音樂會。觀眾席里有一個人評價說作曲家的悲情聽上去很法國，費斯特說貝多芬的形而上學肯定是德國的。另一人回應說大家不應該再用如此“國族主義的”詞語來交談。這明顯惹怒了費斯特。他在戰后的保守主義必然有部分起因于此。他試圖從廢墟中挽救德國高雅文化，雖然這死灰復燃的“文化市民階層”要通過民族主義的語匯來表達。

        不過約阿希姆不想像父親那樣對過去保持沉默。希特勒如何征服德國，成為他最有名作品的主題，他甚至寫了一本希特勒傳記。但他寫作時帶著相當的超脫。他的目的是不動感情地理解過去，而不是捶胸頓足的公開表演。這使得他與君特·格拉斯和其他左翼知識分子漸行漸遠，那些人認為德國人集體有罪。費斯特寫道：“他們慟哭嗟嘆，不停捶打自己有罪的胸脯，并隨時準備中傷任何沒有這樣做的人。”

        事實上，格拉斯和其他人努力找到了一種對羞恥感和負罪感的文學表達，這是其他人無法也不愿發出的聲音。1960年代的左翼學生和知識分子盡管時而尖銳刺耳，陷入極端主義和道德說教傾向，但他們迫使德國人面對了本國歷史中最黑暗的年代。費斯特沒有充分認可他們的貢獻。在他奮力拯救德國文化紳士階層時，也有自身的盲點。

        費斯特承認他曾被阿爾伯特·施佩爾迷惑，施佩爾在一群暴徒中鶴立雞群，儼然一派教養良好的文化市民模樣，但他是希特勒最親近的友人，工業化的奴隸主。施佩爾的存在令費斯特如鯁在喉。這樣一個文化人怎能墮落到如此之低？起先，費斯特被施佩爾的魅力所吸引，幫助他寫回憶錄，為他的同流合污尋找借口。他說施佩爾是一個技術統治論者，一個藝術家，不在意自己所服務的事業是否道德。然而最終費斯特得出的結論響應了他父親對托馬斯·曼的《一個非政治人物的反思》的批判。

        施佩爾來自“一個價值觀嚴格的受人尊敬的家庭”，他是“文明進程長期熏化的結果”。他本應該有能力抵制可怕時代的種種誘惑。但非政治的自負直接把他帶進了溝里：“施佩爾遠比希特勒更讓我們意識到，文明的預防措施是多么薄弱，我們站立的土地其實一直處于危險之中。”

        這也是導致費斯特取徑保守主義的原因之一。對他來說，“文明禮儀”應抵制各種激進傾向。古典自由主義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是意識形態狂熱的合適解藥，尤其是對左傾狂熱。高雅文化應該被保護起來，免受牛仔褲和長發怪胎的蓄意破壞。不過像他父親一樣，約阿希姆·費斯特也是個帶著懷疑的文化市民。他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在人性的危機時刻，歌德和莫扎特也許能夠提供一絲慰藉，但他們無法阻止人類陷入野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