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博物院近年來在文物保護與利用、數字化建設、文創產品開發等方面不斷探索和嘗試，走在全國各大博物館的前列。但與大英博物館、盧浮宮等世界頂尖博物館相比，其傳播手段、研究角度仍存較大差距，基礎數據采集、整理和數字化水平有待提升。未來如何讓故宮這一歷史文化遺產在保護傳承過程中最大限度發揮它當代的價值，做好推廣普及工作，還有多方面工作需要完善。

多渠道全領域傳播文創領域取得長足進步

近年來，故宮博物院在原狀陳列的講解與闡述、數字化保護標準制定和數據采集以及文創產品開發等方面取得長足進步，為其他博物館文物活化利用樹立了標桿。

文物三位數據實現定期定量采集，前沿技術應用研究工作穩步推進。故宮博物院資料信息部相關負責人介紹，故宮博物院已形成常態化的文物數據采集流程、系統性的文物數字化保護工作體系和規范，采集超過64萬件院藏文物影像數據，以及超1700個點位、覆蓋57.6萬平方米（占故宮總面積的80%）的古建筑360度高清全景數據。“僅2020年，故宮博物院就采集超過6萬件文物的高清影像。”在今年五一重新開放的陶瓷館中，觀眾可以通過現場設備查閱文物的超高清三維立體圖樣，還可以通過手機應用軟件隨時觀賞館內文物。

積極參與文物數字化保護標準的研究和制定。記者了解到，隨著國家加快推進文物數字化相關標準的研究和制定工作，故宮博物院積極參與其中。2017年，故宮博物院與敦煌研究院共同牽頭完成了國家科技部科技支撐計劃項目《文物數字化保護標準體系及關鍵標準與示范》，為我國文物數字化采集標準化工作奠定了基礎。同時，故宮博物院還積極參與地方相關標準建設，參與的北京市文物三維數字化技術規范的器物篇部分已基本編制完成。

將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教育開發、闡釋與傳播作為工作重心，積極實現博物館社會教育功能。故宮博物院宣傳教育部相關負責人介紹，故宮博物院院校合作項目近年完成了系列化、系統化和教學對象全齡段覆蓋，現共有50余個成熟、常態化的教育項目。此外，故宮博物院還開發了輕量化、貼近生活的數字化文創產品，縮短文物與觀眾距離。其中，一款名為《每日故宮》的應用軟件深受觀眾喜愛，截至2020年底，下載量達到300萬次。

需深耕博物館職能加大文化傳播后勁

受訪專家及業內人士表示，在取得成績的同時，故宮對館藏文物的研究與闡釋仍有待提高。首先，從外界定位來說，不少觀眾仍將它作為一個旅游點，而不是文化類博物院來看待；從橫向對比而言，數字化采集和展示工作相比一些世界知名博物館仍有提升空間；從轉化利用來講，文化出版物和文創產品的社會價值、教育價值仍有待進一步開發。

通識介紹仍存在短板，部分展覽缺乏足夠深刻內容。北京博物館學會相關負責人認為，故宮身兼國家5A級旅游景區和綜合性博物館，應從宣傳、講解、科普等方面著手，突出博物館定位，尤其是盡快更新、豐富講解詞，提升吸引力。此外，故宮近年來推出大量展覽，頗受市場好評。但是部分展覽投入大、技術新，卻缺乏足夠深刻的內容，闡釋相對空洞，應該是缺乏專業布展人所致。對此，故宮博物院相關負責人表示，在數字化采集和宣教方面，故宮近年來已加大人才引進力度，人才隊伍呈現年輕化趨勢，經驗積累需要時間。而如何留住現有人才隊伍，也是故宮博物院近年面臨的難題之一。

數字化持續推進難。部分受訪者表示，大英博物館、臺北故宮博物院等已將采集到的文物照片、數字化信息放在網站上供公眾下載收藏，國內博物院這方面工作相關規章制度相對滯后。“比如，故宮藏品基礎數據的信息完整性仍不足，一件藏品的采集應設計流轉傳承過程，曾在何時在哪幾個宮中用過，這些基礎信息可以考慮在展出時公布。”

故宮博物院資料信息部相關負責人表示，故宮博物院自20世紀90年代起開始數字化工作，至今僅有10人左右的攝影師隊伍。院藏186萬件（套）文物，根據文物管理政策，每次提取文物需要兩個人配合，故宮自身人手相當有限。

科普通識作品開發較粗放。相關專家認為，故宮的出版物、文創產品與世界五大博物館之一的法國盧浮宮相比，投入、傳播差距較大。如盧浮宮針對不同國別、不同年齡的觀眾，推出多種文字、多樣排版的周邊產品，僅中文產品就有中文簡體和繁體版本。目前故宮博物院館藏品介紹、講解方面推出的讀物，尚未實現針對各年齡層、適合不同專業的受眾傳播細分。

多管齊下增強文化傳播吸引力

受訪專家表示，博物館存在的意義在于既要收藏也要研究、展示，讓觀眾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充分實現故宮的博物館職能，除做好數據采集整理與展陳規劃工作外，還需要進一步加強文化傳播吸引力。

形成數字化采集規劃，深入挖掘文物數據，為觀眾提供多元化數據服務。部分受訪專家表示，雖然故宮博物院目前采用的二、三維影像采集標準都處于全國最高水準，但是國外文博機構在文物數據面向社會開放服務領域時間較多，開放授權和公眾服務機制較為成熟，文物數據的價值挖掘方式較多元，值得借鑒。北京城市規劃學會專家、三山五園研究中心主任賀艷認為，數字化采集是一件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和資金的工程，需立足未來傳播特點，提前形成規劃。

適時調整文物保護利用工作指導方針。2002年修訂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確立了“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針。10多年過去了，我國經濟社會大環境已發生很大變化，北京市文物局原局長孔繁峙認為，“文物的保護是搶救性的保護是由當時環境決定的，當時各地大興建設，不搶救不行。合理利用當時就作為最高標準了”。但是，合理利用和弘揚傳承不能畫等號，傳承、弘揚的內容應體現在方針中。

破除文創產品研發機制梗阻。故宮出版社相關負責人認為，文創產品是文物“活化利用”的重要方式，但在當代社會情境下講述傳統文化，存在一定的價值沖突和審美沖突，還需全社會更大的“包容度”、上級智能部門的“容錯度”，以及全行業盡快明確“活起來”的尺度。

“博物館大多是公益一類事業單位，對文創開發缺乏積極性，如果依托公司使用博物館資源來做文創產品，宣傳解讀卻不歸博物館控制。”部分受訪專家建議，理順體制機制，將文創視為博物館智能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破除人才瓶頸，保障博物館對文創開發人員需求。

（原題為《故宮文物活化利用的喜與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