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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科的皇帝、打諢的執政官:來自古羅馬帶著笑
錢鍾書在一篇名為《說笑》的文章中一舒自己對于刻意幽默的人的嘲諷,并廣引古今助手能士(如柏格森)對其百般譏誚。讀來令人捧腹。幽默文學的倡導者在他嘴里搖身一變成了“職業賣笑”的,更惶談“幽默”。正如其所引,亞里士多德大概是首位正經八百提出“人是唯一會笑”的動物,畢竟這位仁兄棄醫從文,涉獵天地學問,“笑”如此重要的生理生活現象,自然是不能避而不提的。瑪麗·碧爾德(Mary Beard)的新作《古羅馬的笑》(Laughter in Ancient Rome: On Joking, Tickling, and Cracking Up)正是從這個角度意圖對這一現象做一番文化史與社會史的解讀。不過她也給自己限定了個范圍。她所要討論的并非是“幽默”“機智”“satire”“epigram”與“喜劇”,而是徹徹底底的“笑”。
《古羅馬的笑》,作者:瑪麗·碧爾德,加州大學出版社,2014年6月。
笑與權力
碧爾德分別選取了歷史與文學各一例來引出自己的問題。引述的第一樁便是從羅馬歷史學家Crassius Dio以希臘語寫作的《羅馬史》中擇出的一件軼事。羅馬皇帝Commodus(著名的皇帝奧勒留的兒子)是一位狂熱的表演秀愛好者,他要在成千上萬羅馬公民面前展示自己的勇力:將自己打扮成赫拉克勒斯的模樣,威武高大地將火箭射向人群。除了要自備干糧,觀眾們還得助威吶喊,否則將會招致橫禍。
且看當時作為在場觀眾的元老院成員的描述:“他(Commodus)殺了一只鴕鳥,將頭砍下,左手提著腦袋,右手握著鮮血淋漓的劍。他啥話也不說,只是面帶著笑,表示這種事也會發生在我們身上。事實上,如果當時笑出聲來,那一場禍災就在劫難逃了。我得把桂冠上的葉子放在嘴里,同時也讓坐在身邊的人們也如此咀嚼樹葉,嘴能不斷動來動去,否則真難掩飾我們的笑容了。”
在書中,本書作者碧爾德由此將笑與集權統治掛鉤,試圖勾勒出笑與權力兩者之間微妙的關系圖譜。笑既可以充當權力的武器,也可以充當反對權力的武器。死亡的威脅使得問“你在笑什么”這種問題的答案變得模糊,變得不可相信,答案只會使得笑的行為更為神秘、可疑。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對于碧爾德來說,Dio的這種敘事策略(“我要掩藏我的笑容,否則我會被處死”)本身就是對專制的嘲諷,那種面對裝腔作勢的殘暴時的春秋筆法更使人贊嘆寫作者的手法。
另一處引文出自喜劇家特倫提烏斯的《閹人》。選段來自第三幕Thraso和他的吹捧者(sponger)的對話:
Thraso: una in convivio erat hic, quem dico, Rhodius adulescentulus, forte habui scortum: coepit ad id adludere et me inridere. “quid ais”inquam homini “inprudens? Lepus tute es, pulpamentum quaeris?”
Gnatho:HAHAHAHAE. (EUNUCHUS, 422-423)
(Thraso:有回在一個宴會上,碰到個小子,我當時有馬子在身邊,他竟然開我的玩笑。我說,“你這個無恥的人,自己都是只兔子,還找什么食兒呢?”
Gnatho: 哈哈哈。)
此段頗難翻譯,但碧爾德引述四世紀注家Aelius Donatus的注釋解釋其中的色情含義。“宴會”“兔子”“找食”這些不具備邏輯連貫性(incongruity)的詞匯在“食”(culinary)與“色”(erotic)的語境下產生出了新的笑料。但這些笑料是不能被解釋的。一旦這些笑料被細細分解闡釋,其中的笑的成分就瓦解了。但碧爾德敏銳地發現,并不是這個笑話本身引起了Gnatho的大笑,而是因為他的身份。“hahahahae 并不是一種出于對可笑事物的自然流露,它是早已經排練好的應對主人的反應。”
通過以上兩例,作者提出如下的問題:我們在多大程度上能理解羅馬人的笑?這種理解是一種在現場的自然流露,而不是通過翻譯或解釋產生的。碧爾德承認,古老的羅馬笑話通過翻譯可以重現活力,因為人性并未因為時間的流轉而改變。但她要深入觀察專屬羅馬人的笑。
西塞羅與昆體良的笑
西塞羅歷來的形象是正經八百,橫眉冷對,出口成章的演說家。碧爾德所要挖掘的卻是作為笑話大王的西塞羅。普魯塔克在《希臘羅馬名人平行列傳》中首先嘲笑了此人的名字,因為Cicer在拉丁語里是鷹嘴豆的意思。普魯塔克也不忘嘲諷下這名字可能跟最先起這名字的西塞羅的先祖的長相有關。他在《卡托》《西塞羅》兩篇都引用一件小事以展現西塞羅如何愛耍嘴皮子功夫。公元前63年,西塞羅身為執政官為Lucius Lucinius Murena貪污受賄一案辯護(今存,Pro Lucio Murena),見卡托在場,便大肆嘲諷斯多亞學派的可笑之處以取悅陪審員。大家哄笑四起,卡托對身邊人小聲說“? ?νδρε?, ?? γελο?ον ?πατον ?χομεν!”(我的朋友,我們的執政官可真是一個愛惹笑的小丑!”)。碧爾德對γελο?ον有自己的解釋。她認為這詞包含有豐富的意思,可以理解為“what a funny consul we have!”,也可以理解為“what a comedian consul we have!”她順勢推測從他嘴里說出來的拉丁語原文應該是ridiculus,且說這是個“基本的關于笑的拉丁語詞匯”,也是一個“危險的含混的詞”。它可以理解為“本身可笑的”,也可以理解為“逗樂的”。碧爾德以為,這種含混本身就指向了一種幽默:“瞧,這人真會逗人樂,這人真逗!”
領取國家俸祿的雄辯術教師昆體良對他可另有看法。《雄辯術原理》(Institutio Oratoria)第六卷他談到逗趣在雄辯中的作用,提到德摩斯梯尼與西塞羅。說到德摩斯梯尼,這位仁兄嘴下可真不留情。“此人非不為也,天生無此才也(nec videri potest noluisse Demosthenes, cuius pauca admodum dicta nec sane ceteris eius virtutibus respondentia palam ostendunt, non displicuisse illi iocos, sed non contigisse.)”,而說及西塞羅則夸不絕口,“不論我是否公允,或許我為仰慕所左右,這位偉大的演說家展現出非凡的機鋒(urbanitas),無論在日常生活中還是法庭辯論,審問證人,他都展現出他人所不及的機智。”但昆體良也是雞蛋里面挑骨頭,說西塞羅有時候也是個賣笑的(scurra)、唱戲的(mimus),可見其嘴皮子功夫。因此,Macrobius還說西塞羅的敵人稱他為“賣笑的執政官”(consularis scurra)。然而,在碧爾德看來,謔與虐也僅在一線之間,這也能夠印證昆體良的教訓。長篇的雄辯詞無笑不樂,然而稍多則會低下不堪的“相聲”,同時也會損毀演講的真實可信性。
碧爾德還在書中梳理了笑的希臘與拉丁詞匯,諸多問題頗為有趣,如:“拉丁語中笑的詞匯似乎較希臘語少很多,只有簡單的ridere一詞,這是為何?”“拉丁語中為何沒有‘微笑’一詞?”“經典作家,諸如卡圖盧斯、賀拉斯、維吉爾的‘笑’”“羅馬文學中的猴子與驢”,碧爾德都一一道來,逸趣橫生。鑒于本書涉及的點甚多,面甚寬,不能一一說盡。讀者可自行閱讀,說不定能從這對“笑”的解剖中另讀出一些笑來。
笑的研究史
碧爾德向我們呈現了古代經典作家對于“笑”考察。獻身維蘇威火山的博物學家老普林 尼發現嬰孩第一次發出笑聲的時候大概是出生四十天后,除了波斯先知瑣羅亞斯德,據說他生下來就大笑不止,大概是有超能力。老普林尼甚至還確定了幾種與笑 緊密相關的人體器官,其中一個就是橫膈膜(praecipua hilaritatis sedes)。理由簡單得可以推翻這個理論:撓咯吱窩,直接刺激橫膈膜,于是就產生了笑。除去這些無稽而又可愛的言論外,他還不遺余力地尋找“笑草”“笑泉”,真可謂是煞費苦心。
不過,對老普林尼的了解會讓我們更加清楚希臘學術研究對羅馬的影響。對認為羅馬人對笑的認識來自于亞里 士多德的大眾常識,碧爾德大加批判。首先,她從十世紀的一本叫作Tractatus Coislinianus的寫本(此寫本被認為是已佚失的《詩學》喜劇部分的撮要)入手,論證并不存在什么亞里士多德的笑的理論 (Aristotelian Laughter Theory),亞里士多德不過是從現象的角度研究了“笑”,并且綜合了各種前人的見解。其次,亞里斯多德逍遙學派并未對古典“笑”的理論產生決定性影 響。最后碧爾德綜述了古典學術對于笑的理論,分為三條:一、笑意味著一種優越感;二、笑是對于一種不合理不合邏輯的事件的應對;三、笑是一種放松。
說到笑的研究史,不能不提到蘇聯文論家巴赫金。巴赫金在《拉伯雷和他的世界》中提出狂歡節日中的角色互換,等級平一化及節日的身體性等等問題。這些已經成為 對“笑”研究的經典論述,但在碧爾德這里遭受到了質疑。首先,她提出古代文獻證據之不足。巴赫金所說的身份倒置,下身描述,大笑在古代文獻中都很難發見。 其次,寫作一部笑的歷史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思索的事情。這個笑的歷史并不是如巴赫金所論述的那樣,是平面的。它本身有著錯綜復雜的歷史變遷。碧爾德指出,歷史性的對笑的追溯總伴隨著一種對野蠻的勝利。他們要么懷念過去單純而純真的笑,要么就驕傲于今天的雅致。“據我所了解,世界上并沒有一種文化聲稱自己笑得比先祖更狂放更粗野。”自然,這也適用于羅馬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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