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已不僅僅是小微企業，而是波及到第二產業的大企業。

        8月14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出《關于多措并舉著力緩解企業融資成本高問題 的指導意見》，簡稱“國十條”，推出了解決融資難問題的十大舉措。這個文件是為了落實7月23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是下半年的政策綱領。

        7月23日，李克強總理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多措并舉緩解企業融資成本高問題，提出十個方面的舉措。在我們看來，這次國務院常務會議實際上是下半年宏觀政策操作的綱領。

        本次39號文依次緊扣這十個方面，細化措施，并在每一項后面用括號明確部委責任歸屬，這是今年以來本屆政府注重抓落實的常態化舉措。從這個意義上說，相對于7月23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不意味著39號文是新頒布的政策。

        同時，在7月份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貨幣信貸數據發布之后發出39號文， 順便也有明確政策、穩定信心的考慮。

        雖然7月份社會融資和信貸之低令人大跌眼鏡，但不意味著年內就會轉向大規模的總量放松。

        首先，39號文第一條明確提出“保持貨幣信貸總量合理適度增長”，強調的是“保持”，不是“進一步增加”；強調的是“合理適度”，不是“充裕”。與此同時，39號文卻特別強調了要“著力調整結構”，不僅僅是要優化結構，而是“著力”。

        其次，8月13日7月份貨幣金融數據發布之后，即使數據大幅低于預期，但人民銀行對數據的官方解釋新聞中，仍然明確表示未來貨幣政策的取向是“總量穩定、結構優化”。這一表態也與39號文完全一致。

特別關注銀行負債成本上升

        與以往談及企業融資成本高，僅僅直接關注對企業的貸款價格和收費不同， 39號文除了繼續關注融資價格和收費，還特別對銀行負債成本持續上升的客觀情況給予了高度關注，要求“抑制金融機構籌資成本不合理上升”。

        具體是從金融機構內、外兩個方面入手：

        在對內這一邊，要求“提高內部資金轉移定價能力，……遏制變相高息攬儲等非理性競爭行為”；

        在對外這一邊，主要是：

        （a）“進一步豐富銀行業融資渠道，……提高銀行融資多元化程度和資金來源穩定性”，從目前來看，拓寬金融機構發債渠道和擴大NCD（大額可轉讓定期存單）的發行，是現實可行的方式，比如39號文就明確表示要“降低商業銀行發行小微企業金融債和“三農”金融債的門檻，簡化審批流程，擴大發行規模”；

        （b）“加強銀行同業批發性融資管理”，這主要是避免貨幣市場利率大起大落；

        （c）“大力推進資產證券化”，主要是為了釋放資本和相應的信貸額度、以及緩解貸存比制約；

        （ d）遏制資金爭奪逼高資金價格的行為，主要是規范互聯網金融和打擊非法集資；

        （e）合理控制利率市場化的節奏，此前對于利率市場化的表示最為常見的是“加快推進”，而本次39號文的表述則是“有序推進”，這意味著，對于一些會推高金融機構負債成本和企業融資成本的利率市場化措施，其推出節奏會延緩，而與此同時，能夠起到降低融資成本的市場化舉措，就會更快推出，比如政策操作指標利率體系（包括政策“利率走廊”）的建立，就會被明顯加快。

        對理性經營的倡導，主要表現在：在內部考核方面，39號文第六條明確要“完善商業銀行考核評價指標體系”，要求“引導商業銀行糾正單純追逐利潤、攀比擴大資產規模的經營理念，優化內部考核機制，適當降低存款、資產規模等總量指標的權重。發揮好有關部門和銀行股東的評價考核作用，完善對商業銀行經營管理的評價體系，合理設定利潤等目標。”在貸款利率定價方面，雖然表示要“提高自主定價能力”，但也要求各方“綜合考慮我國宏微觀經濟金融形勢”。

允許適當增加信貸量

        在合規經營的強調方面，主要是三個方面：一是要清理整頓不合理的金融服務收費；二是要“加強對影子銀行、同業業務、理財業務等方面的管理，清理不必要的資金“通道”和“過橋”環節，各類理財產品的資金來源或運用原則上應當與實體經濟直接對接。切實整治層層加價行為，減少監管套利”；三是要“遏制變相高息攬儲等非理性競爭行為，規范市場定價競爭秩序”。

        39號文多處表述都與監管指標有關：

        第一處，在第一條中，要求“進一步研究改進宏觀審慎管理指標”，預計由此允許適當增加信貸量；

        第二處，允許企業貸款由傳統的“先還后貸”調整為“直接滾動融資”，這使得企業不用再為先還款而舉借高成本“過橋”融資；

        第三處，“設立銀行業金融機構存款偏離度指標”，并“研究將其納入銀行業金融機構績效評價體系扣分項，約束銀行業金融機構存款“沖時點”行為”。

        與常見的官方文件不同，39號文在文末還有一段文字：“從中長期看，解決企業融資成本高的問題要依靠推進改革和結構調整的治本之策，通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形成財務硬約束和發展股本融資來降低杠桿率，消除結構性扭曲。”

“為改革買時間”

        清醒認識到前文這些舉措，僅僅是緩解短期問題的辦法，而長期的還得依靠“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和財稅改革，簡政放權，打破壟斷，硬化融資主體財務約束”。這意味著，當前措施更多是在“為改革買時間”。

        而在我們看來，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已不僅僅是小微企業，而是波及到第二產業的大企業，其關鍵是在負債率高的情況下，其盈利能力卻在持續惡化。

        因此，從宏觀上來說，解決問題的根本出路是要讓企業能夠掙到錢。否則，即便這一期融到了資金，如果到下一期還不起，仍然會融資難。而我們此前的分析顯示，目前的經濟狀態是可貿易程度高的企業（主要是第二產業）普遍盈利困難，而可貿易程度低的企業（主要是服務業）則景氣狀況相對較好，由此分明顯示：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高估，已成為制約企業盈利的關鍵因素。而數據也的確顯示，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與工業企業利潤呈現顯著的反向關系。

        因此，在我們看來，修正人民幣匯率高估是讓目前企業脫困最為重要 的一環。而遺憾的是，這一點似乎在著力緩解融資貴的一攬子方案中（39號文） 卻被忽略了。

        （本文作者是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