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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如何聯手四大糧商,接管了全世界的飯碗
原創 華商韜略 華商韜略
“只要你活著,就無法逃脫全球四大巨頭。”
作 者丨張靜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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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商韜略·華商名人堂 ID:hstl8888
圖片:網絡、圖蟲創意
驚人的產業控制力,表面看是自然競爭的結果,梳理其背后脈絡會發現,這更像是美國政府聯手華爾街和產業資本,精心布局了幾十年的棋。
1972年,蘇聯連續遭遇嚴寒、干旱的打擊,糧食大面積歉收。
為了擺脫困局,時任蘇共中央總書記勃列日涅夫,派人前往美國這個全球第一糧食大戶那里去采購糧食。
蘇聯代表短短數周內,以旋風般的速度,輾轉于華盛頓和六大糧商之間,并成功與對方簽下大單。
當時的尼克松政府,為了擺脫越南戰爭的泥潭,急于討好蘇聯。但他壓根沒想到,對方早已是熱鍋上的螞蟻。
由于事茲重大,尼克松還瞞著國會、公眾和農民,整個美國乃至世界都被蒙在鼓里。一切都在他的安排下,由六大糧商秘密操辦著。
但尼克松顯然低估了蘇聯人的胃口,在接下來的一年中,蘇聯人一共從美國手中買走了1900萬噸小麥。
這一數字占到全美小麥總產量的1/4,創下人類有史以來糧食交易的紀錄。
最奇葩的是,協議中沒有約定價格,所有小麥都按每噸60美元這一世界價格來執行。而該價格是尼克松政府為了推行糧食霸權大量補貼的結果。
由于擔心蘇聯人一時籌不到那么多錢,尼克松還貼心地給對方安排了一筆巨額貸款。
就這樣,蘇聯人成功擺脫了一場危機,而美國人在倒貼了3億美元補貼款之后,只能眼睜睜看著國內糧食儲備銳減,全球小麥價格從60美元飆升至180美元。
一場全球糧食危機由此被引爆,其烈度,用聯合國官員的話來講,比1943年駭人聽聞的孟加拉饑荒嚴重十倍。
蘇聯人表面上贏得了勝利,但也因此患上糧食依賴癥,為20年后的覆滅埋下了禍根。
真正的大贏家,是藏在兩國政府背后,一手操辦了整件事情的六大糧商:
大陸谷物(Continental)、庫克工業(Cook industries)、阿徹丹尼爾斯米德蘭(ADM)、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路易達孚(Louis Dreyfus)。
在這場“糧食大劫案”之前,全球糧食市場還處在割據時代。之后,一場氣勢恢宏的全球化開始了。
半個世紀后,大陸谷物、庫克工業已不復存在,六大糧商變四大糧商,也就是ABCD,在美國政府的扶植下,經過幾輪大規模的整合,最終統治了全球七成以上的糧食貿易。
而他們當年的大客戶、人類歷史上面積最大的帝國之一的蘇聯,則早已灰飛煙滅。
四大糧商的影響力有多大呢?英國《衛報》曾在報道中這樣形容:“只要你活著,就無法逃脫全球四大巨頭。”
在嘉吉公司的一本小冊子里,這樣寫道:
我們是你面包里的面粉,面條里的小麥,薯條上的鹽……甜點里的巧克力,軟飲料里的甜味劑……我們是你晚餐吃的牛肉、豬肉或雞肉,是你衣服上的棉花,田里的肥料。
簡單、溫馨的一句話,卻讓人聽出一身冷汗。從農田到餐桌,四大糧商掌控全產業鏈,左右了全球70多億人的日常生活。
在全球100多個國家、擁有數萬家餐廳的麥當勞、肯德基,其食材就來自四大糧商。
金龍魚、胡姬花……這些我們耳熟能詳的食用油品牌,背后都站著一個外資品牌——豐益國際。
而豐益國際的第一大股東,不是我們熟知的馬來西亞華人首富郭鶴年,而是四大糧商之一的ADM。
▲資料來源:金龍魚招股說明書
2018年,特朗普發動貿易戰,中國轉而從巴西進口大豆,但我們繞開了美國,卻繞不開四大糧商,因為南美大豆資源,盡在后者掌控中。
這種驚人的產業控制力,從表面上看,是自然競爭的結果,背后更像是華爾街、產業資本和美國政府聯手,精心布局了幾十年的一手棋。
事情首先得從尼克松政府的危機講起。
1969年,尼克松在美國內憂外患中就任總統。政治上,美國深陷越南戰爭的泥潭。
經濟上,隨著日德崛起,大量向美國輸出商品,美國國際收支惡化,再加上越南戰爭,背上了巨額的財政赤字。
當時,美元是跟黃金掛鉤的。各國也不是傻子,擔心美國還不上錢,紛紛拋售美元,搶購黃金。
受此沖擊,美國黃金儲備銳減。尼克松政府迫不得已,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
而更糟糕的是,1973年還爆發了第一次石油危機。
尼克松政府急需找到黃金、石油之外,能夠維系美元霸權的另一個工具。而糧食,成了不二之選。
雖然早在1954年,艾森豪威爾就已簽署第480號公法,對外援助糧食,但尼克松希望更進一步,把糧食變成一種外交武器。
與蘇聯的小麥生意,就是一次嘗試。雖然從表面上看,被對方“算計”,輸了銀子,但也因此得到蘇聯配合,從而擺脫了越南戰爭。
尼克松從中看到了曙光,糧食確實是一種武器,但要將這種武器變成影響力,就要得到四大糧商的配合,因為后者掌控著全球糧食交易的大通道。
沒有這些通道,糧食就無法交易,尼克松的糧食外交也就不可能成功。
全球四大糧商,除了ADM,其他三家都是靠倒賣糧食起家的。
要倒賣糧食,首先得建通道!無論美國本土的ADM、嘉吉,還是發跡于荷蘭的邦吉,抑或崛起于法國的路易達孚,一開始都地處地理大通道上。
北美的密西西比河、歐洲的阿姆斯特丹港和萊茵河,孕育了它們。
一百多年來,四大糧商在世界各地開疆拓土,修糧倉、建港口、造駁船……一步步打造起一個遍及全球的物流體系。
以居四大糧商之首的嘉吉為例。
早在19世紀60年代,嘉吉便借南北戰爭后美國的鐵路大躍進,在沿途修建糧倉,成為當地農民賣糧的不二之選。
為了運糧,嘉吉還在明尼蘇達河沿岸造船。甚至在二戰期間,給美軍建造了18艘遠洋艦艇和4艘拖船。
▲副總裁奧斯汀·嘉吉(右二)帶領軍人參觀嘉吉港,后來嘉吉被美國軍方授予生產戰爭裝備卓越獎
20世紀70年代以后,隨著糧食生產全球化,嘉吉的足跡遍布世界糧食主產區。
截至目前,嘉吉擁有1000多艘駁船,租用350艘遠洋船舶,每年停靠6000多個港口,運送2億多噸干散貨。
排名第二的ADM,也擁有52艘遠洋船舶、2500多艘駁船。
四大糧商的物流有多強呢?放眼全球,也是屈指可數的。甚至很多時候,美國政府救災都依賴它們。
而且,它們不但運糧,還給第三方運輸煤炭、鐵礦石、石油等戰略物資。
一個手握權力,一個手握將權力變現的工具,兩者都有對外擴張的野心,一拍即合下,開始了稱霸世界之路。
稱霸路上的第一步,是將世界納入帝國的糧食生產體系。
為此,美國政府聯手產業資本,做了兩件事。第一件事,是在國內消滅小農經濟。
回顧人類近萬年的種糧史,基本上都是以家庭農業為主。尼克松嫌這種方式效率太低,也不好控制,于是極力推動大農業。
所謂大農業,核心之一是集約化、機械化。換句話說,要消滅小規模種植戶。
1971年,他任命厄爾·布茨為農業部長。布茨是什么人?他曾擔任多家農業公司的董事,是大型農場的代言人。
布茨上任后,立刻著手淘汰家庭農業。
他在行業內招募大量的親信,安插進農業部,并警告中小農場主:“要么變大,要么被淘汰出局。”
然后通過一系列政策打壓,逼迫萬千農民離開自己的土地。
對于那些留下來的農民,布茨鼓動他們,開足馬力生產,不用擔心大蕭條,政府有補貼,而且會幫他們開拓海外市場。
被灌了迷藥的農民們,個個放開手腳,大膽貸款,添置設備,擴大再生產。
一開始,他們也嘗到了甜頭,在“糧食大劫案”以及石油危機引發的大通脹下,全球糧價飛漲,農民們賺得盆滿缽滿。
但隨后,80年代,政府開始加息,糧價也掉頭向下。
在債務激增、糧價暴跌的雙重打擊下,數百萬農民血本無歸,揮淚離場。1950年,美國尚有560萬家農場,到2006年只剩下200萬家。
通過一場慘烈的運動,美國政府成功消滅了中小種植戶,實現了農業產業化。
對美國政府而言,一個產業化的大農業,更容易控制;而對四大糧商而言,這場農業大躍進則讓它們收獲了堆積如山的糧食。
但它們并不滿足,于是做了第二件事:立足于國內,瓦解他國自給自足的糧食生產方式,將其納入帝國的生產體系。
這個時候,另一個重要人物——威廉·皮爾斯出場了。
此人1972年被尼克松任命為貿易談判代表,后進入經濟發展委員會,協助總統制定美國農業政策。
他的上一個身份是嘉吉公司副總裁。
皮爾斯一上任,就建議政府:通過糧食援助,向外國政府施壓,讓他們放棄大米、小麥等主糧,轉而生產水果、蔬菜、蔗糖等經濟作物。
至于理由,很動聽:自由貿易下,主糧可以隨便買!
聽著耳熟?多年前,國內少數學者建議國家放棄18億畝耕地紅線,用的就是這個理由。
但僅靠施壓,還無法拴住全球的農民。這個時候,兩場科技革命給美國帶來了拴住他國的終極武器。
一個是起源于二戰后的綠色革命,以使用化肥、農藥為主要特征;另一個是基因革命,以使用新型的轉基因種子為主要特征。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那些在戰爭中靠賣炸藥賺嗨了的美國化工巨頭,包括杜邦、陶氏以及洛克菲勒家族,遭遇訂單銳減,紛紛轉產。
它們發展出一個用石油提煉化肥、農藥的全新產業。
相比農家肥,化肥使用方便、見效快,但農民自己不能生產,用了它,基本上就跟巨頭綁在了同一輛戰車上。
更狠的是種子。
20世紀70年代,基因改造技術在美國實驗室里誕生。此后,美國歷任總統對這一廣受爭議的技術一路綠燈。
1992年,老布什總統更是簽署行政令,裁定轉基因植物和傳統植物“實質上相同”。
轉基因植物高產、抗蟲害,但跟傳統植物相比,它不能留種。
在這個領域,美國公司孟山都幾乎一家獨大。為了防止農民留種,孟山都甚至設計出一種絕育種子,并給它起了個狠毒的名字——“終結者”。
四大糧商跟杜邦、陶氏、孟山都有什么關系呢?就是一個擁有共同利益的農業復合體。
在這個復合體下,四大糧商首先在全球跟各地農民簽訂合同,為他們提供農藥、化肥和種子,等糧食收成后,再低價進行收購。
而這些農藥、化肥和種子,就來自杜邦、陶氏、孟山都等化工或種業巨頭,或者它們之間的合資公司,例如嘉吉和孟山都、ADM和諾華都有結盟關系。
像嘉吉這種實力雄厚的大糧商,甚至自己就有化肥廠和種子公司。
在這兩場革命之前,農民們一直是自己留種、自己漚肥,換句話說,并不依賴他人。但綠色革命和基因革命徹底改變了這種糧食生產格局。
新的格局下,由美國政府提供政策,四大糧商等產業資本提供資金和技術,通過農藥、化肥和種子,將各國農民捆綁在一起。
辛苦了一輩子的農民們,最終發現,自己淪為了全球產業鏈上替跨國公司打工的一名合同制工人。
在這個過程中,除了誘之以利,比如免費提供種子,有時也借助于天災或人禍。
2001年,一場債務危機席卷了阿根廷。
為了還債,阿根廷政府在孟山都、嘉吉等公司的“忽悠”下,種上了轉基因大豆。短短數年間,曾經肥沃的潘帕斯草原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轉基因實驗場。
大量的森林被砍伐,數十萬農民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
離潘帕斯草原不遠的巴西,世界上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大草原——塞拉多,也在隨后慘遭轉基因大豆的“屠戮”。
阿根廷、巴西只是數十年來,四大糧商征戰世界的一個縮影。
在這場波瀾壯闊的戰爭中,四大糧商在全球范圍內,成功建起了一個像時鐘一樣精準、龐大的糧食生產體系。
每一天,來自巴西的大豆、加納的可可、烏克蘭的小麥、印尼的棕櫚油……被運往各地的工廠,加工成食品,銷往全世界。
▲印度尼西亞油棕櫚特許權地圖(橙色)
資料來源:全球森林觀察
稱霸路上的第二步,是向世界“傾銷”產品。
尼克松時代以來,經過數十年的政策補貼與扶持,到了90年代,四大糧商中的三家美國公司羽翼漸豐。
一方面,消滅了家庭種植戶的現代化大農業以及綠色革命、基因革命,讓美國農業獲得了碾壓他國的低成本、高效率優勢。
里根時代,政府大力推進私有化,放松管制,又在農業部門掀起了一浪高過一浪的整合,小公司被淘汰,大公司壟斷了整個行業。
另一方面,持續數十年的政策補貼,讓競爭變了味。
從下圖可知,戰后數十年,盡管美國政府對農業的補貼(藍線)時高時低,但總體上占到農業凈收入(紅線)的1/5以上。
這些錢,大部分落到了糧食寡頭的手中。
從這個意義上講,其他國家的農民看似在跟美國農民競爭,實則是在跟美國財政部競爭。
著名經濟學家威廉·恩道爾在《糧食危機》一書中寫道,對很多國家而言,它們面臨一個兩難處境:
要么比拼財力,也搞政府補貼;要么,將市場拱手讓給美國糧食寡頭,淪為對方的附庸。
但拼財力,世界上誰拼得過美國財政部?
最終,在大規模的行業整合、巨額的財政補貼以及科技優勢的碾壓下,美國糧商開始露出獠牙。
1994年,在關貿總協定(GATT)烏拉圭回合談判的關鍵時刻,美國政府拋出霸道的阿姆斯圖茨方案:
GATT談判必須有利于美國農業巨頭在全世界的利益。
在全世界禁止所有政府的農業項目和價格補貼。
禁止各國為保護本國農業生產,設定進口限制。
禁止政府控制農產品出口,即便是饑荒時期。
巨頭們的目標很明確,那就是瓦解各國的法律,打開通往世界農產品市場的大門。
不僅要打開市場,還要掌握定價權。
四大糧商雖然統治了全球七成以上的糧食貿易,但很多國家都有糧食儲備制度。
戰后數十年,各國糧食儲備制度在豐收年收儲、災荒年投放,極大地平抑了世界糧價的極端走勢。
但這個制度,顯然妨礙了巨頭們收割世界。
于是,糧食寡頭們不斷向政府鼓吹市場化、自由貿易。最終,歐美各國宣布放棄沿襲多年的糧食儲備制度。
沒有了糧食儲備,糧價在很大程度上由市場決定,而這個市場不僅僅是實體市場,還有期貨市場。
在這個地方,四大糧商與華爾街實現了聯姻。
事實上,鮮為人知的是,四大糧商同時也是全球大宗商品交易的重要參與者。
在華爾街,嘉吉被稱為“大宗商品交易的高盛”,旗下擁有至少三家投資公司,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黑河資產管理公司。
與其他交易商不同,四大糧商本身就是糧食市場的參與者,它們比其他人更先一步了解市場行情。
以嘉吉為例,它在全球擁有一個龐大的情報收集網絡。
每天,來自全球各地的天氣、農作物長勢、價格等數據,源源不斷涌向美國明尼阿波利斯郊區、嘉吉公司的法國城堡式總部,供相關人員決策。
為了收集科特迪瓦的可可產量,嘉吉員工會一整天蹲守在每個可可倉庫門口,數競爭對手的卡車數量。
對此,美國前農業部長鮑勃·伯格蘭曾經評價:嘉吉公司獲取農業情報的能力,超過中央情報局!
正是這樣一種能力,讓嘉吉不但能在全球農產品的極端價格波動中活下來,還能賺大錢。
整個20世紀90年代,國際油價波瀾不驚,糧價也基本上處于低位。但以四大糧商為代表的產業資本,并非慈善家,它們在尋找一切機會,收割全世界。
就在此時,黑天鵝出現了。
自從上世紀50年代,化肥被大規模應用以來,石油就跟農業產生了奇妙的聯系。
石油不但可提煉化肥,還為機械化農業提供了動力。也因此,過去幾十年,如下圖所示,原油價格與糧價高度相關。
70年代全球糧價的飆升,除了蘇聯人“偷襲”,很大程度上,就是石油危機引發的。
歷史仿佛輪回一樣,在那場危機爆發后沉寂了20多年的油價,于2004年以后再次爆發。
惡性通脹的陰影再次籠罩世界,但這一次,美國人手中多了一張王牌,那就是生物燃料。
經過數十年的苦心經營,美國成功地在全世界建立了自己的糧食霸權,尤其在大豆、玉米兩種主糧上,更是握有絕對話語權。
而后者,恰恰是生產燃料乙醇、生物柴油的原料。
石油,美國雖然也有優勢,但畢竟拗不過歐佩克(石油輸出國組織),而用生物燃料替代石油,不但可以擺脫對中東的依賴,還可以刺激全球對大豆、玉米的需求,進一步鞏固美國的優勢。
中央大平原、密西西比河流域廣袤的土地,為美國提供了足夠的底氣。
也因此,面對節節攀升的油價,就連石油工人出身的美國時任總統小布什,也開始大力鼓吹生物燃料計劃。
四大糧商聞訊,喜不自禁。數十年來,為了推動燃料乙醇,它們在華盛頓不斷下注。
特別是擅長技術的ADM,早在里根時代,就跟政府打得火熱。時任CEO安德烈亞斯更是經常行走于政商兩界,跟美蘇兩國領導人關系親密。
1985年,里根和戈爾巴喬夫的首次會晤,就是安德烈亞斯幫忙安排的。
▲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在克里姆林宮會見安德烈亞斯
1988年,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在克里姆林宮會見了安德烈亞斯。
安德烈亞斯有句名言:“如果你不能跟做出重大決策的人進行溝通,怎么能像我一樣經營企業?”
在ADM的活動下,自里根時代起,美國政府對生物燃料的支持便不遺余力。
最終,2006年,小布什政府趁油價飆升之際,通過了一項新法案,加大對生物燃料的補貼力度。
新法案在全球掀起一場生物燃料的大躍進。在歐洲和北美,大片的土地種上了玉米,這些玉米不是用來吃的,而是用來提煉燃料乙醇的。
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只有不到1%的玉米用于燃料乙醇。到了2009年,這個數字飆升至34%。換句話說,有1/3的玉米都做成了燃料。
對此,美國經濟學家布朗痛心疾首地表示:“全世界8億車主,跟20億貧困人口爭搶糧食!”
事后證明,這幾乎是人類的一場浩劫!
油價本來就已推高了糧價,生物燃料又消耗了大量的糧食庫存,讓全球糧價如同脫韁的野馬一樣飛漲。
短短兩年內,包括小麥、大米和大豆在內,全球糧價平均上漲了100%以上。
超過30個國家,因為糧價上漲引發了騷亂和暴動,數以億計的貧困人口忍饑挨餓,陷入人間煉獄。
在非洲索馬里,數千人上街游行,抗議糧價上漲;在北美的海地,首都太子港到處是在垃圾堆里翻東西吃的災民。
與此同時,美國華爾街卻上演了一場財富收割的盛宴。
從2005年到2008年,全球投資者手中持有的商品期貨合約價值翻了一倍。巴菲特、羅杰斯等人相繼宣布,大量買入大豆、小麥、玉米等農產品期貨。
四大糧商更是在這場空前的糧價上漲中,賺得盆滿缽滿。
2008年,四大糧商的總營收高達2719億美元,創下歷史最高紀錄。
糧食是一種武器!
早在二戰時,美國人就已經意識到這一點。為此,美國戰爭情報局專門制作了一副海報,標題是:
FOOD IS A WEAPON. DON’T WASTE IT!
戰爭結束后,美國歷屆總統都把糧食當作一種外交工具。
從艾森豪威爾的第480號公法,到肯尼迪的糧食換和平計劃,糧食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成為美國籠絡人心的重要手段。
尤其是1963年蘇聯終止向東歐出口糧食以后,美國更是大打糧食牌。
當鐵托帶領南斯拉夫試圖擺脫蘇聯人的控制時,美國第一個伸出橄欖枝,為對方提供了糧食援助。
到了70年代,尼克松時代,美國政府更是赤裸裸地將糧食當成了一種武器。
時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基辛格曾明確提出,要將糧食援助作為“國家權力的工具”。
1974年,基辛格在政府授意下,秘密起草了一份題為“國家安全研究備忘錄第200號”的報告,簡稱NSSM 200。
在這份報告里,基辛格表達了美國對第三世界國家人口增長的擔憂。
在他看來,第三世界國家過度增長的人口,將導致糧食短缺,引發政治動蕩,最終影響美國從這些國家“攫取”礦產資源。
對此,他毫不掩飾地提出,美國對外援助糧食的時候,應該對那些“未能或者不愿控制人口增長”的國家實行配給限制。
言下之意,要么計劃生育,要么挨餓!
由于內容太過敏感,NSSM 200報告直到1989年才被解密。
對美國來講,糧食實在是一種絕佳的武器,原子彈不能用,美元會周期性地引發恐慌,只有糧食可以率性而為。
至于使用它的方式,里根時代的農業部部長約翰·布洛克曾直言不諱:“就是把各國系在我們身上,那樣他們就不會和我們搗亂。”
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看來:
第三世界國家缺糧,讓美國獲得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力量,“華盛頓對廣大的缺糧者,實際上擁有生殺予奪的權力”。
對此,尼克松時代的農業部部長布茨深有體會。
1974年,布茨到羅馬主持世界糧食大會,所到之處,眾人為他鋪上紅地毯,敘利亞皇室親自迎接。
“不是因為我是農業部長。我說的是食物的語言,他們能聽懂。”
美國政府手中的這種力量,刨根尋底,來自以四大糧商為代表的產業資本,正是兩者數十年的聯姻,才鍛造出這柄威力無比的權力之劍。
在美國,政商兩界的聯姻并非什么秘密。
許多農業部的官員,都來自產業資本,甚至國會議員,都“在嘉吉的口袋里”。
起草NSSM 200的基辛格,就來自洛克菲勒基金會,而后者一直在全球鼓吹計劃生育,也是綠色革命和基因革命幕后的大金主。
1982年,卸任后的基辛格還跑到大陸谷物,當起了獨立董事。
大陸谷物,就是基辛格當年一手操辦的糧食大劫案中,獲益最大的那家美國糧商,1999年被嘉吉收購。
至今,在其官網上,依舊掛著基辛格與公司管理層的合影,一點也不避諱。
前些年,國內曾有少數學者主張,中國應放棄18億畝耕地紅線,因為需要糧食的時候,可以進口。
這些人大概忘了,蘇聯是怎么死的。
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美國時任總統卡特眼睛都沒眨,就宣布對蘇聯糧食禁運。
1972年的糧食大劫案,蘇聯看似占了大便宜,但由此形成對美糧食依賴。整個70年代,由于油價飆升,蘇聯通過對美石油出口,換回了大量的糧食。
然而,80年代,當畫風逆轉,油價暴跌,蘇聯立刻陷入窘境,債臺高筑。
當莫斯科的大街上,人們排著隊只為搶一塊面包時,這個國家就已注定窮途末路。
對于“自由貿易、糧食可以隨便進口”這種近乎天真的想法,曾游走于政商兩界、一手締造了ADM糧油帝國的安德烈亞斯,給予了無情的嘲諷:
“世界上沒有一粒糧食是在自由市場上出售的。一粒也沒有!”
中國這些年,得益于國家堅持底線思維,堅持主糧安全,死守18畝耕地紅線,保住了14億人的飯碗。
但即便如此,我們的糧食安全形勢,依舊不容樂觀。
2004年,中國本土大豆加工和榨油企業,在以ADM為首的四大糧商的瘋狂打壓下,幾乎全軍覆沒。
數據顯示,到2008年,90多家主要的國內榨油企業,64家已變成外商獨資或合資,它們合計控制了中國85%的實際加工量。
結果就是2007年,當我們的主糧經受住國際糧價飆升考驗的同時,食用油價格卻出現暴漲。
有傳言稱,當時中儲糧向市場緊急投放20萬噸食用油以平抑油價,卻猶如石沉大海,因為這其中,70%被跨國糧商買走了。
不僅如此,四大糧商還在中國悄悄布局稻谷、小麥、玉米三大主糧,甚至跑到東北等中國糧食主產區,動起了基層糧倉的念頭。
對此,北京大學中國區域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陸德曾憂心忡忡地表示:
“糧食的定價權在別人手里,進口也由他們來進,這兩條一卡死,中國很危險。”
這并非危言聳聽。
就在幾天前,世界糧食計劃署發布《2021年全球糧食危機報告》指出,全球面臨重度糧食不安全的人口高達1.55億,升至五年來的最高水平。
這背后,是新冠疫情以來,全球大宗商品以及糧價的飆升,規模堪比十幾年前的2008年。
最近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再次強調:要把14億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暗潮涌動之下,我們距離下一次全球糧食大危機,還有多遠?
[1]《糧食危機》 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 作者:〔美〕威廉·恩道爾
[2]《美國“糧食武器”逼近中國》 國際先驅導報 2008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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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出品人:畢亞軍
主編:王曉 責編:周怡
美編:劉彥潮 運營:方樂迪 張嬋 倪晨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部分圖片來自網絡,且未能核實版權歸屬,不為商業用途,如有侵犯,敬請作者與我們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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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美國如何聯手四大糧商,接管了全世界的飯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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