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有絕境，尤其是心理絕境。世人常說的絕處逢生，勢必要趟過一條血路的。1916年的共和民國就流行著這樣的話語：立憲國重法律，共和國重道德，君主立憲、袁世凱、洪憲、絕境。

        1915年11月21日，全國各省區的國民代表就國體問題進行公決。1993張選票都贊成君主立憲，沒有一張反對票或廢票。之后，各省區分別發出一份45字推戴書，內容相同，一字不差：“謹以國民公意，恭戴今大總統袁世凱為中華帝國皇帝，并以國家最上完全主權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極，傳之萬世。”

        新帝國以“洪憲”為國號，袁世凱的解釋是，他要創建一個“偉大的憲章時代”。孰料新朝未立，舉國輿論皆聲討袁氏。云南宣布獨立后，袁問計于總統府顧問張國淦，張說要從外交、軍事、輿論三個方面考慮，袁冷笑著喝道：什么輿論？我看中國就沒有這件東西。人事歷然，天道不疑。歷史雖然無情，卻很公平，眾所周知的結局是，“洪憲元年”六月六日，袁世凱在絕望中死去。四十五年后，陳志讓在傳記中信筆描繪著帝制亂局，對袁世凱亦有持平之論：

        他實際上完全成了獨裁者，效忠和國家統一是對他復辟帝制的最好解釋。……對于中國人而言，效忠于一個人，比忠于國家或忠于抽象的約法更易于理解。這樣，袁世凱企圖通過緊緊地依靠封建帝制的經驗把人民聚集在他的周圍，他終究被迫全部依賴于這條經驗。

        袁世凱視君主制為某種高貴的努力，這種努力既代表那些懷著強烈保守思想和帝制信念的大眾，也尋求他們的支持。為此，他不得不對公意采取一種實用主義的理解甚至利用。陳志讓在袁世凱身上用意很深。一本袁氏傳記出色地描繪了清帝國的崩潰與民國的興起。作為一部政治史傳記，獨具匠心的史家眼光與散文詩般的韻律節奏都獨樹一幟，陳氏甚至以其樸實流暢的文字而躋身文體家之列。他坦言寫作袁氏傳記時正客寓英國斗室，雖然如此，此書仍能不囿于俗套，沒有編年史式的平鋪直敘，亦絕少僵硬的史實羅列。在此意義上，《亂世奸雄袁世凱》亦是一本復雜而精細的小說。文字洗練、平實，并不刻意添加鋼骨來做成時代的紀念碑，而是如敘事詩般，有歲月流轉，光陰徘徊。

        民國之初，既有殘留的夢想，也有初試共和的新規劃，人們對這個脆弱卻大膽前行的世界也只能采取挑剔與警覺的態度，洪憲帝制即受制于此種氛圍。當時擁護帝制的主力是官吏和想做官吏的人。這些人對于采用何種國體其實并不在意，其中以曹汝霖最具代表性，他曾對帝制一事這樣表過態：“我受總統知遇之恩，何能反對？”另一個引人注目的怪異心態來自袁世凱。他的政治顧問莫里循在1915年的日記中稱，袁在病中對他抱怨當總統的不如意：當清朝總督時所受的限制比當總統還來得少。在稱帝蒙羞等事件中，袁世凱是懷著澄清天下的大志的，這是陳志讓先生的獨特見解。如他所說：“袁世凱復辟帝制，與其說是出自個人野心，不如說更大的影響來自于政治、文化方面的壓力。”

        《亂世奸雄袁世凱》是一部成功的傳記。這并不是說陳志讓活化了袁的形象，而毋寧說是他使袁融入時代的動蕩中，從而把讀者的注意力引向更深處，引向中國這個龍窟。當憲法堂而皇之地成為政治生活中不得不考量的因素時，許多政治人物都陷入困惑。龍窟中的憲法為新的時代創造出一個混雜著不能公之于世的苦斗、暗流、權謀的背景。驚人的觀念不斷涌現，每一個都試圖為時代題名。袁無可挽回地走向帝位和死亡，而他的敵人并未鞏固龍窟中憲法的地位。相反，憲法日益成為民國最于事無補的裝飾物和政爭的工具。

        是什么促使我們追逐袁世凱的生平足跡？又是什么促使我們醉心于民國史研究？憲法撩人心意，為什么建造“偉大憲章時代”的帝制運動卻屢遭惡評？在這些問題中，陳志讓并未試圖把袁氏困住并使他屈服，以成就學者的宏大理論。同樣，如果我們仍堅持在某個界限外駐足觀看，上述問題永遠無法獲得詩意的解釋。“民主國以法律為基石，立憲國則非依道德而不能立”，袁在國會演講時的觀點闡明了一個古典的帝國原理：政治的一體化以道德的一體化為基礎。袁世凱要恢復的君主是立于法律之上的君主，這種衛道的君總是把道德看得比法律重要。袁的成敗皆在謀略二字，思想史的眼光難以揣測，再富有想象力的文學選擇也無法為一個活生生的人塑像。或許，歷史的奇妙處正在于非同尋常的行動所生出的莫名其妙。

        陳志讓敏銳地覺察到袁氏之“思想貧乏”。他的尊孔、復禮、稱帝，都是某種謀略，其來源正是植根于“儒家的政治結構”。舊的統治模式與觀念未必是袁真正信奉的理想類型，但一統天下的熱情和為舊制度服務的經驗似乎持續不斷地折磨著這位強人。袁甚至試圖用“皇恩浩蕩”來控制官吏士庶，有趣的是，正是他一手造就的軍隊重新使中國陷入混亂，最后淪為地位低下的國家（退化的國家）。在袁世凱之后，我們仍是要思考這樣的問題：承天命者，如天子、領袖，抑或精妙的政制（禮法），究竟孰輕孰重？

        袁世凱是個集權論者，信奉大一統才有行動的大力，同時也試圖利用諸如憲政、民主等外來思想。他的策略是銳化二者之間的差異，洪憲帝制恰是溝通這些異質事物（文化）的另類試驗場。雖未成功，但袁在功敗垂成的嘆惋中仍有一絲收獲的喜悅：他差一點就錯過了帝王之身，而他竟沒有錯過，這無異于神話。在神話語言中，每一項志在恢復正義、挽救時局的事業，通常都指向某種屬于過去的理想秩序。換言之，對美好歷史的記憶是一種確證，它使我們確信征服未來是值得的，哪怕是不擇手段也在所不惜。袁因此而成為一個“可憐的民族主義者”：

        袁世凱公開的目標就是要創建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如果這意味著無視共和國的民主原則的話，那么，他正是準備往此方向發展。袁世凱設想把中國建設成一個由他統一的強國的愿望，是他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本質的反映，然而，他僅是這種意義上的民族主義者。

        洪憲帝制曾借助于神話意象，其耐人尋味處在于這段歷史把我們及現實、當下推向無限反省的高度。陳志讓對袁世凱稱帝事件的解讀頗值得玩味，他認為洪憲帝制的失敗并不是帝制觀念終結的明證，被這一尷尬歷史送進墓穴的只是官吏君主制。袁世凱試圖促成中央文官統治全國的新政局，但1916年后的中國卻進入官吏依附于軍人的軍-紳政權時期。

        陳志讓曾這樣描述民國的“國情”：“法和統在近代中國基本上是沖突的，不可調和的。沖突發生的時候，護法的人要護法，衛道的人要衛道。護法和衛道都靠軍-紳集團的人，這幾乎等于派罪犯當警員。”歷史證明，軍人也好，士紳也好，都是既不護法，也不衛道，只是各有各的活法與持守。他們是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筆下雄心勃勃的“妖魔”“巨蟒”，如戴笠之類隨儒家體系之消亡而破落的儒生，在王朝衰落時靠強大個性與謀略稱雄。他們胸中的元氣太盛，“萬世不易”“君民共守”的憲章制度亦難收其心。在此意義上，陳志讓的另一個評斷才更加發人深省：“派系的斗爭到處都有，但是不受規章、紀律、憲法約束的派系斗爭是近代中國歷史上的一大特色。”雖然中國最終以革命的群眾路線重建統一，但在袁世凱、蔣介石、戴笠所處的時代，政治考量的關鍵仍然是建立或者培養文化與政治上的一致性。廣泛的政治參與無法收立竿見影之效，相反，強人、領袖都嘗試培植少數有組織且易于控制的信徒（派系）。

        皇帝是真霸主，革命未必是真行憲。袁世凱對共和的理解基本上是把它與中國傳統政治理想混為一談，如周召共和、大同社會之共治共享。政治會議對祭孔、祭天的解釋是：“民智未開，恢復古制將是挽救辛亥以來顯著的道德沒落的一個切實辦法。”從這個角度來看，袁世凱希望建立的帝制不是從外國介紹來的，而是自秦漢以來逐漸發展完備的帝制。

        最令人驚嘆的事情是，袁世凱的個性在革命中全然駕馭了一切。也許，袁在就任總統時才意識到自己的全新處境：他終于可以放任對于君主（帝國）壓抑已久的熱情了。在洪憲帝制的戲劇中，我們決不會遇到例外的事物，所有發生的事都曾經發生過。袁世凱的所有努力都有古典可尋，尋來尋去的都是毫無新意卻又意猶未盡。他是打了一個更大的窩，筑起一個更大的巢，等待自己來充當新王。可嘆袁氏父子，一個是混跡朝廷的老練臣子，一個是不忘帝王夢的早熟青年，守著各自的心思，坐在政事堂中說誑。

        帝制運動的最大弱點是對人民信念的誤判。陳獨秀在1917年時就表示有限度地認同袁世凱的判斷，即大多數人信奉君主制而對共和體制缺乏信念。袁的失誤在于沒有意識到信奉不等于支持，沒有取得與民眾的政治聯系，同時也想當然地認為軍人與士紳階層都會對他采取合作態度，這是袁世凱失敗的主要原因。莫里循對稱帝一事也有類似的判斷，他認為革命即使當年不發生，也不會再拖十年，不論施行共和或者帝制。

        世人常說亂世源于帝王內心的邪惡，其實世間哪得百煉成鋼之心？心毋寧似玉，也要碎，也要養。絕境中的袁世凱如賭徒般盡失風度，自毀長城，這正應了胡蘭成亡命日本時寫下的詩句：“百年豈云短，急弦不可彈。”百年來的憂患刀兵，或許要待百年時間的殘勝去殺，方得解脫。革命也好，立憲也好，都是時代的大誓愿，最終必是要成于文藝復興的壯闊飽滿。

        （本文節選自《疲勞的顏色》，景辰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