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綠黨（Bündnis 90/die Grünen）和聯盟黨（CDU/CSU）在四月中下旬的同一天內相繼確定了總理候選人，德國今年秋天舉行的聯邦選舉正式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9月26日，德國民眾的投票結果，將決定聯邦議會（Bundestag）709個議席的分配，進而確定包括總理在內的聯邦政府的組成。

對于德國來說，這是一場注定會帶來變化的選舉，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現任總理默克爾將在16年的任職后首次不再尋求連任，讓德國人或主動或不情愿地面對一個全新的開始；因此，這場選舉的結果，就直接決定哪一種對德國未來的愿景最能夠取得社會的信任，并能得以被付諸現實。

默克爾

右翼回音室中的“難民危機”

如果把今天的政治圖景拿給十年前的德國人看，恐怕其中有太多元素都是他們根本無法想象的：聯盟黨和社民黨（SPD）兩個中右翼和中左翼的傳統大黨早已失去了其主導地位，默克爾所在的前者已經難以突破30%支持率，后者甚至一直徘徊于15%；曾經以共識為主的議事風格在黨內都不復存在，聯盟黨確定總理人選的環節居然能演化至長達數周的公開爭斗；即將離任的默克爾已經喪失了如此多的權力，以至于無法在疫情面前協調好各州的防控措施，讓一年前作為防疫模范的德國經歷了一個嚴峻的冬天......

但其中最讓人意想不到的，恐怕是一個極右翼政黨居然能在德國如此極速地成長起來——目前支持率在10%左右搖擺的另類選擇黨（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簡稱AfD）。它成立于2013年，在起初以反對給予希臘等其他歐盟成員國財政救助為中心綱領，但一直并未吸引到太多選民支持，在同年的大選中選票也并未達5%，沒能跨過進入議會的門檻。

他們的“轉機”發生在2015年：當來自敘利亞、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國的難民，為逃離戰火而大量涌入歐盟時，出于人道主義考量，默克爾決定開放德國邊境，并一度派火車將滯留在布達佩斯而不被匈牙利政府接受的難民接至慕尼黑中央車站。這個決定讓默克爾贏得了全世界的贊揚，但也給了極右翼勢力第一次進入德國主流話語的機會。另類選擇黨開始專注于排外、仇視穆斯林群體的種族主義上，以極快的速度獲得了一部分恐懼“難民危機”的德國人的支持。

事實上，在右翼回音室中收獲最多熱度的許多關于“難民危機”的說法是不符合事實的：德國的治安并沒有因難民的到來而出現惡化，據內政部統計，德國的犯罪率并未因此而顯著升高，難民群體的犯罪率也與本國國民基本齊平；為難民提供的醫療救濟并未擠占德國人的醫保資金；德國的經濟并未因難民的到來而受到負面影響，德國人的就業崗位也并沒有被擠占；絕大多數難民在德國社會中的融合也并沒有問題......

所以，真正的“危機”，是由一部分不愿看到自己的生活環境被不同膚色、背景、文化的“他者”所改變的保守白人，而這個在歐美社會普遍存在的問題，在德國存在著尤其深厚的背景。對納粹歷史的反思，一直是戰后德國政治和社會的中心價值，這一方面讓德國人對極右勢力保持警惕，另一方面也讓“種族”成為了一個忌諱性的主題。這固然有助于防止重蹈覆轍，但同時也讓德國社會長期以來回避了少數族裔、移民、以及更深層面上“德國人”身份意義的問題。和美國將移民群體在社會中的正當性寫入建國綱領中的傳統不同，直至20世紀末，德國社會主流觀點由血脈和傳統來定義“德國人”這個身份的，兩徳統一后圍繞“血緣論”的爭論更是有增無減。前總理科爾（Helmut Kohl）、聯邦議會前主席朔伊布勒（Wolfgang Sch?uble）等領導人都曾表明“德國從來不是一個移民國家”。但事實上，移民群體很早就成為了德國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德國社會的影響也十分深遠。比如，柏林隨處可見的街頭小吃“D?ner”——一種夾烤肉與蔬菜的三明治，就是在德生活的土耳其移民發明的；在這次疫情中，與輝瑞制藥合作開發出首款有效疫苗的BioNTech公司，兩位創始人也都是土耳其移民的后代。1960年代，為緩解戰后重建中的勞動力短缺，西德吸引了大量來自土耳其的外籍工人（Gastarbeiter），但對他們的預期則是在工作結束后返回自己的國家，因此并未將這個群體視為德國社會的一員；直到1990年代，移民法律的修改才給了他們入籍路徑。雖然德國在普查人口時不會統計族裔，但據非官方統計，在今天，每四個德國居民中就有一個存在移民背景，德國也成為繼美國后的第二大移民國家。

但即便如此，許多德國人也并不認同“多元文化”的概念。2000年，聯盟黨議員弗里德里希·梅爾茨（Fredrich Merz）在媒體上發表文章，稱德國存在一種“主導文化（Leitkultur）”，即德國人一直以來的禮節、習慣、傳統，而移民群體的義務不僅是遵守德國法律，也要接受“主導文化”所代表的生活方式。雖然這個表態在當時受到了廣泛的批評，但“主導文化”的概念卻一直留存下來，代表了許多德國人對自身社會的期待。

2013年8月20日，德國柏林，極右派政黨德國民族民主黨(NPD)成員舉行示威，反對在柏林的Hellersdorf-Marzahn區為尋求庇護者設置新住所，同時，一些民眾集會反對該政黨言論，支持為避難者提供幫助。

極右翼意識形態對主流政黨議程的擾亂

“種族”這個主題的隱形狀態被2015年難民的涌入所打破了。起初，默克爾的人道主義呼吁得到了大多數德國人的支持，在大量難民走下火車的慕尼黑中央車站，許多市民用食物、衣物和掌聲迎接他們。進入德國的難民最終達到了一百萬左右。但一段時間過去，當他們分散至德國各地開始新生活，一些裂痕開始暴露出來。許多認同“主導文化”的德國人無法接受一直以來熟悉、傳統的生活環境突然被不同膚色、不同文化的新來客所改變。這在一些世世代代鮮見外來者的村鎮，以及兩德統一前很大程度保持著封閉與靜止狀態的東部州尤其明顯。利用這種焦慮，以另類選擇黨為代表的右翼勢力炮制出許多不實傳言：難民威脅到了德國的安全，擠占了本國人的福利，拖垮了經濟增長，甚至會逼迫德國人放棄傳統生活方式......在這樣的宣傳下，另類選擇黨的支持率也隨著種族主義情緒的上升而水漲船高，在2017年的大選中，獲得了12.6%的支持率，這是極右翼政黨在戰后第一次進入德國議會，聯盟黨和社民黨兩個執政黨則各損失了超過5%的支持。大屠殺的歷史包袱使得極右翼立場在戰后德國的主流政治中一直是禁忌，另類選擇黨興起后，幾個主流政黨也明確表示，在任何情況下都會拒絕與之合作，從而斷絕其參與執政的可能。但盡管存在這樣制度性的安全閥，極右翼意識形態還是在無形中使主流政黨的難民政策發生右轉。大選后，默克爾選擇的首個執政聯盟組成，是綠黨和支持經濟自由主義的自由民主黨（FDP），但盡管默克爾已經妥協，承諾未來不會有第二次開放邊境的措施，但自民黨在難民方面的強硬立場依然讓談判破裂；不得已下，聯盟黨與社民黨只好違背競選中“帶來改變”的承諾，將二者選前的聯盟繼續下去，否則重新選舉的結果極可能是另類選擇黨獲得更高得票率，從而給德國社會帶來更大的擾亂。

極右翼意識形態滲透的另一個典型例子，發生在第二年巴伐利亞州的地方選舉中。相比其他德國地區，巴伐利亞長期存在獨特的文化、傳統與身份認同，雖然是德國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但政治與社會氛圍都更偏保守，因此被人們比作是“德國的得克薩斯”。聯盟黨的特殊結構也與這個地區相關：它在組織結構上分為兩個“姐妹政黨”，分別是規模更大、在其他15個州內競選和執政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基民盟，CDU）和僅在巴伐利亞州內活動的基督教社會聯盟（基社盟，CSU）——“聯盟黨（die Union）”是二者在聯邦議會內組成黨團的統稱。由于巴伐利亞州相對保守的政治氛圍，基社盟的主張也一貫比覆蓋更廣泛光譜的基民盟保守。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就是讓巴伐利亞具備了極其適合極右翼勢力生長的土壤。此前，基社盟在巴伐利亞州一直牢牢把握著主導地位，截至當時只有在一屆議會組成中沒有達到超過50%的絕對多數，因此，另類選擇黨在民調中的迅速上升顯然是其不可忽視的威脅。基社盟所選擇的應對方式也十分明確：將本就保守的主張繼續右轉，奪回向極右翼流失的選民。基社盟在聯邦政府內任職級別最高的成員是內政部長霍斯特·塞霍夫（Horst Seehofer），他頻繁做出了一系列帶有排外色彩的表態：稱“伊斯蘭不屬于德國”、“移民是一切麻煩之母”，甚至以遣返69名來自阿富汗的難民來慶祝自己的69歲生日，而其中一人在被遣返至阿富汗不久后就自殺身亡。他同時要求聯邦政府采取更強硬的方式對待難民，并直接威脅要帶領基社盟退出默克爾不久前才通過兩輪艱難談判才達成的執政聯盟，不得已之下，默克爾選擇了妥協，同意塞霍夫在邊界設置集中安置難民的場所、并拒絕沒有身份證明文件的難民進入德國的兩項要求。

基社盟的另一位領導，巴伐利亞州州長馬庫斯·索德爾（Markus S?der）也頻繁做出強硬的排外姿態。他稱許多難民來到德國的目的是“庇護旅行”，即諷刺他們并非遭受危險，而單純為鉆德國相關政策的空子；他還在州內設置“邊界巡警（Grenzpolizei）”，違背了歐盟內部開放邊境的原則，并在去年八月被憲法法庭判定不合法。他的許多表態是明顯與事實相悖的，比如時常聲稱難民的到來掀起了一場“犯罪浪潮”（德國犯罪率在當年達到了25年內的新低），抑或是聲稱涌入邊界的難民人數依然在上漲（在2018年尋求庇護的申請數目已經降至最高時的四分之一），這種罔顧事實的做法也讓他被批評者稱為“德國的特朗普”。

但這個策略反而給基社盟的選情帶來了更大的傷害。被吸引至另類選擇黨陣營的極右選民并沒有因此回歸，而基社盟的傳統選民中存在大量習慣性為其投票但價值觀多樣的群體，基社盟帶有民粹色彩的劇烈右轉讓他們感到震驚、反感。綠黨準確地察覺了這個趨勢，在移民議題上選擇了截然相反的方向，打出“來到這里的人們就成為了社會的一部分”、“多元主義是一種財富”的口號，并呼吁減少對難民工作種類的限制。從選舉結果來看，另類選擇黨獲得了低于全國平均的10.2%支持率，綠黨卻贏得了比往屆選舉多出一倍的選票而成為了最大的贏家，以17.6%的支持率在巴伐利亞這個傳統保守州內成為了第二大黨，在慕尼黑等較大城市得到的支持尤為突出。而基社盟則蒙受了巨大損失，僅獲得37.2%的選票，向綠黨流失了近20萬選民，失去了戰后幾乎未曾間斷的絕對多數地位，最終只得和一個地方性的小黨結成聯盟才得以繼續執政。

從此以后，幾個主流政黨吸取了巴伐利亞選舉的教訓，基本沒再通過“復制”極右翼的狗哨來吸引流向另類選擇黨的選民；與難民相關的討論和報道，則越來越多地聚焦于他們與德國社會的成功融合，《衛報》在去年的一篇報道中直接做出“默克爾的難民政策已經（讓德國）得到回報”的判斷：截止2019年，在約一百萬難民中，超過一萬人的德語水平已足夠被德國大學錄取，超過一半人已經找到工作、成為納稅人，超過80%則表示在德國社會中有很強歸屬感。由于越來越多的本國年輕人選擇進入大學，德國培訓高技術工種的獨特學徒制面臨后繼無人的危機，以年輕人居多的難民群體正好填補了這一空缺，相關企業、行業和德國經濟均因此受益；一些年輕人嚴重流失、公交和學校等公共設施無法為繼的小鎮，還因他們的到來重新獲得了生命力，起初心存芥蒂的居民們，也在共同生活了一段時間之后改變了自己的成見。事實上，社會學中有一個專門的詞組來描述難民分布和極右翼得勢的地理關系：“光環效應”，即在有難民居住的市鎮本身，由于存在對這個群體的真實了解，本地居民們往往并不排外，但分布在此周圍的選民們則因缺乏這種了解又能足夠近距離地感知他們的存在，從而害怕自身生活方式受到“威脅”，因此最容易被極右勢力的宣傳吸引。

這一切都再次從側面證明了，難民到來本身并沒有導致所謂“危機”，另類選擇黨就此的宣傳也不再能制造太大的響動；在隨后的新冠疫情中，它的主張和其他國家的極右翼如出一轍，反對默克爾的聯邦政府所主導的封鎖、防范措施；不僅其成員多次在采訪中呼吁不以新增確診數為前提地放開封鎖，右翼選民還時常在德國各地發起名為“非線性思考（Querdenker）”的反封鎖抗議，并多次攻擊在場的記者和反對者，極右翼對媒體不斷升級的敵意也被專業人士視為德國媒體環境出現惡化的體現。為防范其造成的危險，在今年年初，德國的憲法保護機構先后將另類選擇黨和“非線性思考”列入了監控范圍；但就在不久前，另類選擇黨的議會黨團領袖還在采訪中公然說到，自己為本黨議員參與“非線性思考”而“感到欣慰”。

搖搖欲墜的聯盟黨

由于德國民眾總體上對疫情防范措施的支持和對默克爾科學而冷靜的領導風格的欣賞，另類選擇黨的支持率從去年開始就一直停滯于10%左右的位置。相比四年前的大選時，默克爾支持率有所回升，聯盟黨因而在確定本次競選人選和策略的所有環節，都小心地謹沿中道，決意不重復在巴伐利亞的失誤。

不過，如果細看聯盟黨總理競選人曲折的決定過程，在這個覆蓋了廣泛光譜的中右翼保守黨內，幾種對德國未來愿景的不同之處依然清晰可見。參與競選基民盟主席的三人，分別是聯邦議員諾伯特·洛特根（Norbert R?ttgen）、前議會黨團主席梅爾茨，和北萊茵-威斯法蘭州州長阿爾明·拉舍特（Armin Laschet）。其中，曾任環保部長的洛特根具備最鮮明的進步主義色彩，并因此受年輕選民青睞，但從最初開始就不具備太大獲勝的可能性；梅爾茨則是前文寫到提出“主導文化”概念的人，因此可想而知是三人中最保守的一個，他曾投票反對將婚內強奸定為犯罪的法律，且對歐盟持懷疑主義態度，同時是默克爾在黨內最頻繁的批評者之一；拉舍特則是被廣泛視為最能夠繼承默克爾方針與路線的一位：他堅守中間路線，務實，在以移民為主的一些社會議題方面進步色彩濃厚，認同“多元主義是德國社會的財富”，并一直堅定支持默克爾的難民決定。當然，在競選過程中，三人表達出了一定程度的共識，如重視氣候變化、加快德國的數字化、對默克爾任期贊賞、承諾不會容忍任何與另類選擇黨的合作等等；但這依然是對聯盟黨未來道路的一個選擇：是回歸科爾時代在文化和社會方面色彩鮮明的傳統和保守，還是堅守并繼續在默克爾帶領下在許多方面向進步方向的轉彎？最終，在1月16日的遠程峰會中，拉舍特被近1000名基民盟成員代表經兩輪投票選舉為黨主席。

2021年4月20日，德國柏林，阿明·拉舍特發表講話。

通常，基民盟作為聯盟黨內的大黨，其主席會自動成為總理候選人。但在這場競選中還存在另一位競爭者：上文中說到的基社盟主席、巴伐利亞州州長馬庫斯·索德爾。在2018年領導基社盟在巴伐利亞面臨慘敗后，索德爾迅速在難民等問題方面調低了自己的保守發言；新冠疫情以來，看到默克爾支持率的急速攀升，索德爾更是從曾經對她的頻繁批評，搖身一變成為了16個州長中她最堅定的支持者，并多次說“用默克爾的政策才能贏得默克爾的選民”。因此，在其他州長反對默克爾政府決策中封鎖的嚴格程度和時間跨度時，索德爾在巴伐利亞內實施了嚴格程度超過聯邦政府的防范措施。同時，他也是全國和地方性電視臺的常客，將自己的政策用充滿“男性氣質”的果斷風格宣傳出來。

這給了他大大超過拉舍特的知名度與支持率，在黨內選民中，分別認同索德爾和拉舍特適合成為德國總理的比例是72%與17%。但不難看出，他對默克爾路線的支持，可以說很大程度上來自于機會主義式的權衡，而非原則或價值；未來一旦出現與2015年類似的危機，他領導下的德國很可能朝著排外、保守的方向轉彎。由于德國不存在與美國黨內“初選”類似的程序，兩人間的競爭一度帶來了相當大程度的混亂。最終，拉舍特再次獲得了足夠的支持，在4月19日正式被確認為聯盟黨的總理候選人。但截至目前，德國人民對默克爾的好感沒能傳遞至她即將離開的聯盟黨，其支持率依然未能突破30%。

突飛猛進的綠黨

那么，在極右翼支持率停滯、傳統政黨失去昔日主導地位的同時，誰填補了民意的空缺呢？這就是在近幾年里極速興起的綠黨。創建于上世紀80年代，綠黨起初是一個以生態環境為中心的單一議題政黨，且起初以反抗既有結構作為政治參與途徑，并沒有執政意愿。但隨著極右翼的興起，綠黨則相應地成為了它在各個維度上的反面，在德國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生命力。

綠黨在許多年輕一代德國人最為在意的議題方面都有鮮明的立場：在性別平等方面，它將自身定義為一個“女權主義政黨”，促進女性在職場、尤其是公共領域和領導性崗位上的平等，支持墮胎權，給予女性更多家庭、育兒方面的社會支持，并讓暴力受害者得到更多救助；在難民政策上，它支持建立更全面、人道的庇護申請制度，給予難民更多長期生活、融合、就業、得到社會保障的機會，反對向阿富汗等處于戰爭中的地區遣返難民，并且早在2017年大選后的談判中，綠黨就堅持給予在德難民的家人入境并團聚的權利；而作為綠黨創建的中心議題，它更是有一套細致、全面的計劃來遏制環境污染和氣候變化，如在化石燃料費用中附加碳排放稅、在2030年徹底淘汰煤炭等，并將其打造成從產業工人到中產階級都可從中受益的計劃。

雖然在上次大選中，綠黨的得票率還僅有8.9%，是進入議會的幾個政黨中獲得席位最少的，但在此之后，其支持率的攀升就沒有停止過。除了如上文所說，它在以保守著稱的巴伐利亞獲得了驚人的勝利以外，2019年的歐盟議會選舉中，它已經成為了僅次于基民盟的第二大黨，且與之只有不到2%的差距。今年年初的兩個州選舉中，綠黨都取得了相當好的成績，甚至在以汽車工業而聞名的巴登-符騰堡州繼續保持了主導地位，讓全國第一位綠黨州長克萊希曼（Winfried Kretschmann）順利開始他的第三個任期。除此以外，綠黨還超越了被年輕人和中產階級主導的形象，從歐盟議會選舉開始就成為了60歲以下全部年齡組和失業選民的首選。

2021年4月26日，德國綠黨總理候選人安娜萊娜·貝爾伯克召開新聞發布會。

綠黨本身當然注意到了這個已經持續近三年的上升趨勢。于是，在這次大選中，他們一改以往蔑視主流政治的行事風格，也沒有陷入“原則”與“現實”兩派間持續已久的斗爭中，相比聯盟黨內同期的搖擺、混亂，綠黨則以空前的專業和團結在成立40多年以來第一次推出了自己的總理候選人：兩位黨主席之一的安娜琳娜·貝爾伯克（Annalena Baerbock）。她身上的許多標簽和特質，也正代表了綠黨得以吸引新一代德國人的原因：她年輕，出生于1980年，成長于德國與歐盟、世界深度融合的年代；與極右翼政客通常具備煽動性強的個人魅力不同，她冷靜、務實，且具備極強的專業素養，是環境與外交問題的專家，德國媒體形容她“可以在睡夢中背出廢除煤炭的法律”；她還是兩個年幼女孩的母親，成為候選人甚至總理也象征著“玻璃天花板”的再一次被打破，強化了綠黨“女權主義政黨”的標志；她也不認為相對缺乏政府經驗是一種“負資產”，相反，她說自己因此“代表著革新”，而“這個國家正需要一個新開始”。

這個一貫平和、務實的候選人讓綠黨獲得了空前的支持和熱情。在做出這個決定的半個月內，綠黨收到了近4000名新成員的加入申請，所收獲的捐款也大大增加，讓這次的競選預算比2017年時的高出整整一倍。就在上周剛剛出爐的最新一批民調中，綠黨的支持率第一次超過了聯盟黨——后者在民調中第一的排名是15年內都未曾被撼動過的。有專家預計，在九月的大選中，綠黨的潛在選民甚至高達60%。

尾聲

至少從表面上來看，德國人不必懷著太大對極右翼得勢的恐懼和擔憂度過這次選舉；相反，進步主義在德國的未來中似乎充滿了其他許多歐美國家鮮見的生命力。這很大程度上來自于年輕一代的道德感召。比如，就是在年輕人的帶領下，氣候變化才能在近年成為了整個歐洲社會最為關注的議題之一，在德國尤為如此。雖然許多阻撓和規訓一直伴隨著年輕人的發聲和行動，但由于他們的全部主張和緊迫感都是發源自科學界共識的，因此逐漸具有了足夠強大的感召力：從2019年開始，氣候變化一直是德國人眼中最為重要的問題。

同時，回看右翼勢力圍繞所謂“難民危機”所制造的聲浪，以及受美國有關種族正義的抗爭和討論所影響，德國人也開始探討隱形過久的種族問題。雖然排外宣傳的高潮已經過去，但針對少數族裔的仇恨犯罪依然時有發生，就在不久前，德國內政部發布了一份報告，表明在去年一年里共發生了二萬多起極右翼為動機的犯罪行為，相比去年上漲了5.7%，其中包括了去年2月份發生在哈瑙市的槍擊，九名受害者均為難民或有移民背景。社會中的少數族裔成員也更主動地發出聲音：一位知名土耳其裔律師在采訪中講述了自己長期被極右翼人士騷擾、威脅，甚至個人信息被警方內部成員泄露的經歷；在去年喬治·弗洛伊德的悲劇后，德國人也在數個城市發起“黑命攸關”抗議，許多非裔德國人指出，通過這些行動所表達的不應僅僅是與美國黑人的團結，更應是對德國社會本身的深刻反思，聯邦議會中唯一一位非裔議員卡蘭巴·迪亞比（Karamba Diaby）也敦促德國社會正視其中的種族問題；今年年初，德國更是史無前例地迎來了第一位身為難民的聯邦議會候選人，在2015年從敘利亞來到德國的塔雷克·阿勞斯（Tareq Alaows）宣布將在北威州代表綠黨參選，卻因收到大量種族主義人身威脅以后無奈選擇中途退出......越來越多的聲音敦促德國重新考量將種族問題視為禁忌、避而不談的態度，認為這在今天會事與愿違地協助種族主義的擴散。

這一切觀念的變化都無比契合綠黨的價值觀：它的成立就是圍繞著生態主義的，且在隨后的四十年中融合了豐富地進步主義價值，在今天，其15%的成員擁有少數族裔背景。相比之下，聯盟黨的應對就顯得混亂、手足無措。塞霍夫、索德爾、梅爾茨等人在整個選舉過程中對自己曾經對待難民的保守和排外，一概選擇了模糊應對，沒有任何承諾改變或哪怕反思當初的表態；在氣候方面，聯盟黨固然自我塑造成推動、支持環境保護的政黨，索德爾更是將氣候保護視作自己最重要的標簽之一，在巴伐利亞州內設立了比聯邦層面更有野心的目標，甚至積極倡導聯盟黨與綠黨聯合執政的方案。但在上個月底，當德國憲法法院出人意料地支持了幾名氣候活動人士的訴求，判定現行的氣候保護法律因不夠長遠、給下一代人不公正的負擔而不合憲時，雖然除另類選擇黨外的幾個政黨都對此表示歡迎，但只有綠黨能夠驕傲地以此作為競選資產，其他幾個黨派的表態則都在輿論場上收到了“虛偽”的指責。

當然，縱觀更長遠的歷史，一個極右翼政黨能夠以10%的票數立足于德國社會，依然是需要不斷警惕、不能習以為常的危險；在以東部州為主的地方層面，聯盟黨、自由民主黨成員打破禁忌與之合作的例子依然時有發生。因此，德國政治與社會中的許多矛盾、分裂還將長期存在。用《紐約時報》一篇專欄中所總結的一樣，這種分裂的本質，是在“共情或仇恨”、“狹隘或世界主義”、“開放的或封閉的社會”之間的抉擇，而每個政黨、每個普通人、整個德國社會，都最終需要面對這個艱難的問題，并給出自己清晰的答案。

所有選前民調數據來源：ARD-DeutschlandTrend，ZDF-Politbarometer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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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Europeans -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Report: Refugees have not increased crime rate in Germany - Deutsche Welle

Germany has been unified for 30 years. Its identity still is not. - The New York Times

A Turkish-German couple may save us from the virus. So why is Germany uneasy? - The New York Times

Bavaria: Affluent, Picturesque - and angry - The New York Times

The man they call ‘Germany’s Trump’ - The New York Times

Liberal greens and far right make Bavarian election gains - The New York Times

Migration and the far right changed Europe. A German vote will show how much. - The New York Times

How Angela Merkel’s great migrant gamble paid off - The Guardian

Five years after the migration crisis, Merkel, not Trump, seems vindicated. - The Washington Post

Syrian children saved a German village. And a village saved itself. - The New York Times

This German city had few foreigners. Then refugees changed it in some surprising ways. - The Washington Post

How a sleepy German suburb explains Europe’s rising far-right movements. - The New York Times

Germany’s #MeTwo hashtag has the country asking: how racist are we? - The Washington Post

Pressefreiheit: Lage in Deutschland verschlechtert sich - BR 24

Merkel’s party to choose new leader, and possible successor as chancellor - The New York Times

Germany’s ruling CDU set to elect new leader - Deutsche Welle

Armin Laschet, Angela Merkel loyalist, is new CDU leader - Deutsche Welle

Katholisch, liberal, rheinisch: Armin Laschet im Portrait - BR 24

Beam me up? Bavarian governor eyes top job after Merkel - AP News

Greens thrive in Germany as the ‘Alternative’ to far-right populism - The New York Times

Wahlprogramm der Grünen: ein gewagter Spagat - ARD Tagesschau

Germany launches election year with losses for Merkel’s party in two states - The New York Times

Greens are the new hope for Europe’s center. For the far right, they’re enemy No.1 - The New York Times

Annalena Baerbock wird Kanzlerkandidatin der Grünen - BR 24

Eine, die aus dem Nichts kam - ARD Tagesschau

German Greens and Conservatives choose chancellor candidates - The New York Times

Zündet nun der Baerbock-Effekt? Grüne verzeichnen Mitgliederboom - BR 24

Wahlforscher sieht W?hlerprotenzial der Grünen bei 60 Prozent - der Tagesschau

She called police over a Neo-Nazi threat. But the Neo-Nazis were inside the police. - The New York Times

Black Germans say it’s time to look inward - The New York Times

Germany’s only black member of the parliament says the country needs to face its racism - The Washington Post

Germany needs an honest debate about racism - Bloomberg

Germany’s new political divide - The New York 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