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慶市沙坪壩區沙坪公園西北角的盡頭，有一個墓群被鐵門長期緊鎖。

        鐵門右前方一塊黑色花崗石上的鎏金字體告訴來往的人們，這個被鎖住的墓群叫紅衛兵墓園，是重慶市文物保護單位。

        這是全國唯一一個保存完好的文革武斗死難者墓群。研究該墓園十多年的民間學者曾鐘統計，其中能確認的墓穴有127座，400余名武斗死難者埋葬其中。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10天之后，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紅衛兵，紅衛兵運動迅速遍及全國。在《決定》出臺48周年之際，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通過數月尋訪重慶紅衛兵墓園死難者親友、見證者，以及與曾鐘的對話，試圖還原墓園中19座墓碑上23名死難者的人生。這些逝去的生命，最年輕的只有15歲，最年長的已過知天命之年。

        死難者的遭遇，是個人和時代不幸的交織。曾鐘認為，墓園不應在鐵門緊鎖中被遺忘，我們應該記住那段血與淚交織的歷史留下的深刻教訓。

結識墓園

        重慶文革武斗對于曾鐘來說，恍如一幕倒帶的影片。影片中，他可以是主角，也能是配角，同時他還是一名冷靜的觀察者和記錄者。

        曾鐘今年63歲，是重慶市沙坪壩區教師進修學院的一名退休教師。

        1966年文革運動在全國轟轟烈烈開展時，時年15歲的他，是重慶二中一名初中生。對于最高領袖發起的這場運動，曾鐘表現得很積極。“那時為了革命，好幾天都不回家，母親曾到處找人。”

        但是，因為父親曾是國民黨銀行的一名高管。出身重于一切的年份，一心干革命的曾鐘常被排擠。由于出身不正、成份不好，曾鐘只能參加“外圍組織”，但曾鐘覺得“很光榮、很神圣”。

        打擊曾鐘的事兒接二連三。

        1966年8月下旬暑假期間，為響應“返校鬧革命”，積極趕回學校的曾鐘卻被校門口拉著的一幅對聯刺痛心底。這是學校紅衛兵貼出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天生如此”。

        準備踏入校門滿腔熱忱投身革命洪流的曾鐘被釘在原地。

        好在學校高年級的紅衛兵迅速貼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背叛，理應如此”，這才讓曾鐘有勇氣走進學校。

        紅衛兵曾鐘的革命夢想很短暫，在返校不久就迎來破滅。

        他和學校的紅衛兵組織在圍攻母親工作所在的重慶幼兒師范學校時，被重慶幼師熟悉家庭情況的紅衛兵認出，對方大呼曾鐘是“黑五類”。

        曾鐘所在組織的領導掛不住臉面，一把將掛在曾鐘肩上的紅衛兵袖章撤掉。

        隨后，他再也沒能回到紅衛兵組織。他說：“或許那是幸運的，如果不是因為這樣，我很可能像我的學長一樣，冷冰冰地躺在這里。”

        曾鐘所說的學長，分別是重慶二中的蔡親銳、朱榮凡，他們都將自己年輕的生命葬送在文革武斗中。

        能知道學長們長眠在紅衛兵墓園，完全是因一次偶然事件。至少在那之前，曾鐘對紅衛兵墓園一無所知。

        那是2003年的一天，家住沙坪壩區小龍坎正街的曾鐘，在一個手術恢復期閑得無聊。鑒于此，出國游玩的妻子回國途中買回一臺便攜式攝像機，交給曾鐘走走拍拍，有點兒事做。

        沙坪公園離曾鐘家不遠，那時，還是重慶第一所主題公園，進出需要門票。這座老公園，1992年響應上級號召，仿造深圳世界之窗改造并更名為“重慶世界風光公園”。 香港某公司投資3000萬元，花了近一年時間，按照1∶100的比例，精心修建了巴黎圣母院、悉尼歌劇院、吳哥窟、自由女神等亞、歐、非、美洲特色“微縮景觀建筑”49處。

        于是，曾鐘無聊的時候，就會端著攝像機到沙坪公園轉悠、攝影攝像。

        攝像過程中，曾鐘不知不覺闖進一片墓地。“當時大門是敞開的，不像現在大門緊閉。”曾鐘信步走進去，墓園很清靜。

        但視覺上的震撼，對心靈的沖擊是巨大的。看到墓碑上的“815”火炬標志，曾鐘頓時回到那個滿腔熱血的年代。

        不過，墓園的狀況觸目驚心。他回憶說：“墓地荒草叢生，樹木倒下來壓在墓上，墓碑上是厚厚的青苔，兩邊的草有一人多深，非常荒涼，想看那些墓碑，非得要扒開濃密的荒草。”

        看到那些墓碑以后，曾鐘心情很沉痛。“這些死者中，很多是跟我同齡的人，有的是我同學，他們在“文革”中，無端獻出年輕的生命，其墓碑今天依然冷寂地佇立在這片陵園之中，碑文中“烈士”的稱謂和現實中被有意無意的漠視，凸顯出他們的身份在歷史定位上的尷尬和無奈。”

        “作為那個年代活著的人，應該本著自己的良心、本著同學之情為他們做點什么。”于是，曾鐘下定決心，要力所能及地搜集、整理墓地死難者的資料。

墓地

        紅衛兵墓園其實很有來頭。曾鐘發現，歷史上，這里原本是叫做復元寺墓地。這個名字的來源，主要是因為墓地的旁邊，原來有一座叫復元寺的寺廟。

        民國年間，這片土地成為著名女實業家饒國模的私產。

        1895年出生的饒國模是四川大足縣國梁鄉人。她的哥哥饒國梁，是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她弟弟是川軍將領，抗日戰爭期間率川軍外出抗戰。

        1922年，她隨夫攜子到重慶，因不愿在家當官太太而創辦三友實業社，成為重慶著名的女實業家。1930年，她買下重慶郊外紅巖嘴的土地開辦大有農場，并購置緊鄰沙坪壩復元寺的一片貧瘠的土地，建立公墓，即復元寺墓。

        后來，饒國模的弟弟戰死沙場，馬革裹尸還鄉后，其遺骨也曾埋在復元寺墓地中。后來，因為將自己的房屋租借給八路軍駐渝辦事處，饒國模結識了周恩來、鄧穎超夫婦。

        期間，周恩來的父親周懋臣、鄧穎超的母親楊振德先后到紅巖村養老，均得到饒國模的照料。這兩位老人逝世后，饒國模負責操辦安葬，并安葬在復元寺墓地中(現在周父、鄧母的墓已遷入重慶紅巖村革命紀念館)。

        或許是因為周恩來的父親和鄧穎超的母親埋在這里的緣故，八路軍駐渝辦事處抗戰期間罹難的同志也埋葬于此。

        新中國成立后，這片墓地一直是重慶地方黨政軍要員的墓地。埋葬著包括重慶市第二任市長曹荻秋的弟弟曹心哲、重慶市首任財政局局長湯俊成等。同時，軍隊的領導死后，也曾埋在這里。

        因此，這里也被稱為烈士墓。為區別于重慶歌樂山的烈士墓，沙坪公園的烈士墓被稱為“小烈士墓”。

        按上層授意的“文攻武斗”，重慶文革組織形成觀點對立的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他們都打著“捍衛毛主席思想、捍衛無產階級路線”旗幟，高呼“保衛毛主席”口號，互相批駁，從辯論升級為鋼釬、大刀等冷兵器，并于1967年7月進入坦克、大炮等熱兵器階段。武斗從1966年12月開始，直至1969年1月宣告平息，持續了兩年多，造成大規模的人員死亡。

        由于沙坪壩是重慶武斗組織“八一五”派的控制區，武斗組織認為，在武斗中死去的戰友，是為了文化大革命而犧牲，理應是烈士，而沙坪公園這里恰巧有一座小烈士墓。于是，“八一五”派就把大多數武斗死亡人員埋葬在其中。

        這就有了如今的紅衛兵墓園。

被接納的死難者

        對紅衛兵墓園死難者資料的調查、整理，并不容易。

        “2003年的氣候不像現在，死難者沒得到認可，家屬都認為那是一種不光彩的事兒。”曾鐘說，那時整個墓園100多座墓、400余人，能堅持每年來掃墓的，只有10余家。

        一年能夠收集信息的時間也非常短暫，墓園一般只有春節、清明會有人去上墳，其余時候基本沒人去。

        國營重慶空氣壓縮機廠文革武斗死難者廖大利的遺孀鄭少珍，從墓園開建以后，幾乎每年都會帶著兒子廖兵去給廖大利掃墓。

        廖大利是在圍觀文革武斗空壓廠戰斗時，搶救中槍同事時不幸中彈身亡。

        “他死的時候，兒子還沒出生。”鄭少珍說，每年帶孩子去掃墓，就想讓孩子能對死去的父親有個概念，也想讓死去的丈夫懂得她的心意。

        回憶往昔高大、帥氣的丈夫對自己的疼愛時，鄭少珍失聲痛哭：“他丟下我們孤兒寡母，沒人疼、沒人照顧，做個烈士有什么用？到頭來，就是個哈寶。”

        至于為什么堅持掃墓，鄭少珍覺得廖大利并沒有對不起她，死得不丟人。她說，有些家庭覺得上面沒認可，不好意思去看，但怎么說都是家屬嘛！

        曾鐘記得，有一個叫秦春菊的文革女性死難者，她的親屬在重慶火鍋界很有名。但在紅衛兵墓園未被重視前，家人一直都沒去掃墓。“這可能就是家人覺得不好意思的緣故。”

        起初的調查整理過程，復雜且艱難。“我去采訪，他們覺得我是看笑話，是在揭傷疤。”曾鐘說，他因此挨了不少死難者家屬的辱罵，有時甚至差點被打。這時，曾鐘基本會以這段勸慰對方：“墓地里的死難者多是歷史的冤死者，我們作為歷史的見證人，如果不將這段歷史記錄，隨著時間流逝，我們這代人逝去后，躺在這里的人們誰還記得他們。即使我們不能為他們伸冤，但至少應該讓人們記住他們。”

        曾鐘語重心長的勸說，最終打動了一些死難者的家人。墓園中死難者熊敦顏的孩子便是其中之一，原本對曾鐘兇巴巴的態度，轉為“老師您說得對，是應該讓歷史記住他們”。

        在調查墓園的同時，曾鐘還成為紅衛兵墓園的民間保護者。位于沙坪壩區中心城區的沙坪公園，曾多次被商人們看中。紅衛兵墓園的拆除計劃，也屢次被提上議事日程。

        曾鐘作為研究者之一，他多次向有關部門提出保護建議。屢次的“拆除與保護”，將原本沉寂在沙坪公園西北角的紅衛兵墓園炒成熱點，逐漸開始獲得較多的關注。

        一個重要的轉機在2008年出現，極大地改善了家屬和世人對文革死難者的接納程度。

        這年4月10日，在無錫召開的中國文化遺產保護論壇上，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提出，應對“公社運動、大躍進運動、文化大革命運動等時期的代表性、典型性的建筑物、構筑物采用正確的方法進行合理保護”。

        這意味著，文革的事物在一定程度上已開始得到包容。

        2008年下半年，紅衛兵墓園被納入沙坪壩區區級文物。2009年底，又被納入重慶市級文物單位。

        “如今，只有極少數的墓地沒人掃墓。”曾鐘說，在成為市級文物單位后，還曾出現不同死者家屬爭搶同一塊墓地的情況，但在他多年的調查后，為他們找到了正確的墓地。而他自己，也從這些家屬手中得到了更多翔實的材料。

        十一年的調查，曾鐘目前記錄的死難者眾多。這里面有“為了一家人生活補助浴血奮戰到死的代樹森”、也有“朋友之間開玩笑不慎走火而亡的烈士”，還有很多“莫名其妙死亡后卻被追記為“戰斗烈士””……

        在講述這些死難者故事時，曾鐘說，重慶紅衛兵墓園作為目前全國唯一一座保存完好的墓園，我們能把這樣一座能給人反思的重要歷史遺存列為文物，彌足珍貴。但這些死難者，歷史也應該給他們一個正式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