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評說人物不能以后來論當初，也不能以當初論后來。畢竟人是會變的，李登輝就是典型。他曾加入共產黨，后又加入國民黨，而后又叛黨；他從堅決反對“臺獨”到成為“臺獨之父”，于此可見一斑。

        李登輝是一個復雜多面、變化多端的人。

        說李登輝變化多端，一點也不過分。

李登輝曾加入共產黨

        李登輝有著濃厚的“日本情結”，用他自己的話來說，“22歲以前是日本人”。他的日語說得非常流利。他出生在臺灣淡水，當時正處于日本統治之下。他從小接受日本教育。18歲時考入臺北高等學校，畢業后前往日本，在京都帝國大學求學。

        李登輝早年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這是李登輝“保密”了多年的政治秘密。直到他成為臺灣地區領導人之后，在1990年被臺灣媒體曝光，一度引起轟動。只是內中的詳情，直至2000年3月李登輝從臺灣地區領導人寶座“下崗”之后，才逐漸透露出來。講述詳情的是當年與李登輝在臺灣并肩從事地下工作的中共黨員陳炳基，他在2002年接受記者采訪時，講述了幕后的秘密。

        陳炳基后來在中國大陸工作。1996年5月，他獲準從中國大陸前往臺灣探親。當時，正值李登輝在臺灣地區領導人直接選舉中獲勝，獲得連任，并在5月20日舉行宣誓就職典禮。就在典禮舉行前夕，李登輝得知陳炳基來到臺灣，主動約見老朋友，這使陳炳基感到十分意外。李登輝與陳炳基一口氣就談了幾小時。

        陳炳基后來回憶說，李登輝在日本留學期間，受到馬克思主義者、日本教師鹽見薰先生以及同學楊廷椅的影響，對馬克思主義產生興趣，仔細研讀了日本馬克思主義政論家河上肇所著的《社會主義問題》及馬克思的《資本論》。

        1946年，李登輝回到臺灣，在臺灣大學就讀農業經濟系。他先是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新民主同志會”，后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臺灣共產黨是1928年9月15日成立的。當時臺灣處于日本統治之下，嚴厲鎮壓共產黨，所以臺灣共產黨的成立大會是在上海舉行的。臺灣共產黨當時是日本共產黨的臺灣支部，而日本共產黨又委托中國共產黨對臺灣共產黨給予指導。因此，臺灣共產黨受日本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的雙重領導。由于當時的日本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都還處于不成熟的階段，所以臺灣共產黨也不成熟。臺灣共產黨只存在了3年。1931年隨著臺灣共產黨領導被日本當局一網打盡， 臺灣共產黨也就不復存在。

        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臺灣回歸中國，中國共產黨在臺灣設立了“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從此臺灣重新有了共產黨組織。李登輝在臺灣大學認識了陳炳基、李熏山、李蒼降、林如堉，5個人一起研讀馬克思著作，成立了“新民主同志會”。其實，這時候陳炳基、李熏山已經是中國共產黨在臺灣的地下黨員。不過，由于當時從事秘密工作的紀律非常嚴格，陳炳基知道李熏山是中共黨員，而李熏山并不知道陳炳基是中共黨員。李熏山是臺灣大學工學院第一屆畢業生。

        當時，李登輝十分積極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學生運動。1947年1月9日，在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的領導下，臺北爆發了學生游行，抗議美軍士兵輪奸北大女學生沈崇的暴行，反對國民黨的內戰政策。李登輝走在臺灣大學游行隊伍的最前列扛大旗。 緊接著，1947年2月28日，臺灣發生國民黨鎮壓臺灣民眾的著名的“2?28 事件”。李登輝參加了反對國民黨的行動，并負了傷。

        經過了多次考驗，1947年10月，由李熏山擔任介紹人，李登輝、李蒼降、林如堉一起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當時李登輝在黨內的直接領導人叫吳克泰。更上一級的領導人叫徐懋德。與李登輝一起工作的還有劉照枝。

        隨著蔣介石在中國大陸節節敗退，籌劃把臺灣作為后退基地，加強了對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的打壓。國民黨特務張清杉由于曾經在菲律賓當過車夫，蒙騙了劉照枝，打進了中國共產黨臺灣大學地下組織。劉照枝是陳炳基小學同學，也當過車夫。

        1948年10月25日，國民黨特務同時前往李熏山、陳炳基、林如堉、劉照枝家抓人。除了陳炳基逃脫之外，李熏山、林如堉、劉照枝被捕。此外，李蒼降后來也被捕。林如堉、李蒼降被國民黨槍決。李熏山被關押多年，在1956年刑滿獲釋。陳炳基則輾轉前往中國大陸。唯一幸免于難的是李登輝。

        李登輝為什么沒有被列入國民黨特務的追捕名單呢？ 陳炳基說，一是在1948年2月起，李登輝由于與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同志意見不合，已經不參加中共的活動；二是李熏山、林如堉、劉照枝在被捕之后，都沒有供出李登輝。

        陳炳基還回憶了一個重要情節：他在受到特務追捕時，逃到了李登輝的淡水家中。那時候，國民黨的白色恐怖非常嚴重，李登輝讓陳炳基在他家閣樓里躲了一個多星期，逃避了國民黨特務的追捕。正因為這樣，陳炳基后來得以離開臺灣，來到中國大陸。

        盡管李登輝有驚無險，但是臺灣當時正處于蔣介石的政治高壓政策之下，李登輝埋頭于業務，借以躲避國民黨特務的視線。

        1951年，在臺灣大學擔任助教的李登輝考取“中美基金會”的獎學金，前往美國愛荷華大學研究農業問題，并獲得碩士學位。回到臺灣后，李登輝在臺灣大學擔任講師，并兼任臺灣省農林廳股長。他埋頭于專業，從講師到副教授、教授。1965年，已經42歲的李登輝教授，仍不滿足于自己在專業上的成就，他獲得美國洛克菲勒農業經濟協會及康奈爾大學的聯合獎學金，前往美國康奈爾大學攻讀博士學位。1968年，45歲的李登輝，獲得了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獲得當年美國農業經濟學會的最佳論文獎。

言必稱蔣經國

        李登輝回到臺灣之后，引起了蔣經國的注意，使李登輝再度從專業走向政治———這一回不是加入中國共產黨，而是加入中國國民黨。

        那時候，蔣經國出任臺灣“行政院”副院長，力主臺灣不能只是發展工業，而是應該“農工兼蓄”。蔣經國召見了這位有著教授、博士頭銜的農業專家李登輝。

        李登輝第一次被蔣經國召見時，只騎自行車前往，使得蔣經國對他的第一印象極好。在與蔣經國談話時，李登輝從南北朝賈思勰，直到清朝的袁枚，一口氣背了好幾首有關植物的詩詞、典故，表現出在中國文化方面的修養，使蔣經國非常喜歡。當然，當李登輝談起農業問題，更是行家里手。這樣，蔣經國多次找李登輝咨詢農業問題。每一回，李登輝總是拿出一大疊剪報、文件，上面有他閱讀時所畫的記號，他引用諸多數據加以分析，觀點新穎，立論扎實，使蔣經國心悅誠服。再則，李登輝見蔣經國時，畢恭畢敬，總是只用半個屁股坐在椅子上，半傾著身子向蔣經國匯報，也給蔣經國一種謙虛、忠誠的感覺。

        不久，李登輝加入國民黨。1972 年5 月，正在新西蘭出席農業會議的李登輝，突然接到電報，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院長，他被提名為“行政院”中的“政務委員”。

        從此，李登輝在臺灣官運亨通，先后出任臺北市市長，國民黨中常委、臺灣省主席等。

        李登輝在臺灣能夠如此平步青云，全靠蔣經國大力栽培。那時候，蔣經國經常到李登輝家看望，且多次暗示李登輝：“要做大事的話，臺灣省政府主席的職位是最合適的。”果真，在幾年之后，蔣經國把李登輝送上了臺灣省政府主席的寶座。

        在臺灣，有一個流傳甚廣的政治笑話：1984年，臺灣地區領導人換屆，蔣經國連任是毫無疑問的，只是副手人選尚未確定。當國民黨中常委在討論人選時，秘書長蔣彥士問蔣經國提名誰，正值蔣經國要上洗手間，答道：“你等會！”秘書長蔣彥士把蔣經國那“浙江官話”聽成“李登輝”。當蔣經國從洗手間回來時，國民黨中常委已經根據蔣經國的“提名”通過李登輝為副手候選人。

        其實，蔣經國選中李登輝的原因，除了年輕、高學歷（臺灣那時候也注重干部年輕化、知識化）之外，很重要的一點，因為李登輝是“本省人”。

        1984年，在李登輝上任之后，蔣經國借接受美國雜志采訪之機，公開聲言：“蔣家人不接班。”當時，蔣經國之弟蔣緯國的接班呼聲甚高，蔣經國此言一出，明確表示接班人是李登輝而非“蔣家人”。

        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病逝，李登輝“名正言順”地繼任臺灣地區領導人位置。然而，以宋美齡為代表的國民黨“元老派”，極力反對李登輝出任國民黨中央主席。宋美齡屬意于“行政院”院長俞國華。

        俞國華雖然不姓蔣，其實是“不姓蔣的蔣家人”。他原籍浙江奉化———蔣介石的老家。俞國華的父親俞鎮臣（俞作屏）是蔣介石少年時的同學，后到廣東與蔣共事，死于1924年的東征之役。這時，俞國華只有10歲，由蔣介石撫養，與蔣經國一起就讀于奉化城里的“錦溪學堂”。后來，俞國華于1934年從清華大學政治系畢業，便擔任蔣介石的機要秘書。此后，俞國華作為蔣介石的機要秘書，隨同蔣介石經歷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又陪同蔣介石出席開羅會議……俞國華前往美國留學深造歸來后，多年擔任國民黨政府高官，掌握經濟大權。1984年，當李登輝被蔣經國提名為副手的同時，俞國華被蔣經國提名為“行政院” 院長。

        蔣經國去世之后，李登輝繼任臺灣地區領導人已成定局，但是宋美齡不愿讓李登輝獨攬黨政大權，所以寫了親筆信給國民黨中常委，力主俞國華出任國民黨中央代主席。無奈李登輝在國民黨中常委中已經得到多數支持，而且國民黨中央副秘書長宋楚瑜在會上慷慨陳詞，陳述中央主席非李登輝莫屬的種種理由，最后聲稱：“我以一個黨員的立場對俞國華同志今天這樣的表現感到非常失望，現在我就退席！”言畢，宋楚瑜拿起桌上的文件包揚長而去，四座皆驚。國民黨中常委會終于推選李登輝為國民黨中央代主席，給了宋美齡以沉重的一擊。

        李登輝上臺之后，繼續執行蔣經國的“民主化”、“本土化”政策，實現蔣經國的遺愿。

        李登輝下氣力振興臺灣經濟，推行“建設六年計劃”、“十二項建設計劃”、“振興國民經濟方案”，努力要使臺灣成為“亞太運營中心”。他在臺灣經濟建設上， 特別是在發展臺灣農業上，多有建樹。

        李登輝還發起“禮貌運動”、“排隊運動”，提倡“音樂季”、“藝術季”、“體育季”，努力提高臺灣民眾文化素質。他本人是小提琴愛好者，網球高手，為民眾樹立榜樣。

        李登輝早在蔣經國時代，就堅決反對“臺獨”。他獲得蔣經國的信任，這一點也是原因之一。他擔任臺灣地區領導人之后，在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就明確地說：“中華民國的國策，就是只有一個中國的政策，而沒有兩個中國的政策。” “自己雖然是臺灣人，但也是中國人。臺灣無論在歷史、文化及客觀條件下， 都沒有獨立的理由與可能。臺灣的前途在大陸。”

        李登輝還言必稱蔣經國，聲稱自己是蔣氏父子政策的忠實繼承者。

        應當說，李登輝擔任臺灣地區領導人12年，尤其是前期，政績是顯著的。

        我向來主張對于人物不能以后來論當初，也不能以當初論后來。人是會變化的，不要肯定一切，也不要否定一切。我讀到莊禮偉先生的一篇題為《透視蔣經國神話》的文章，十分贊同他對蔣經國與李登輝的客觀、中肯的分析：        

        可以說，“蔣經國時代”是由半個蔣經國和半個李登輝共同完成的，即由蔣經國“執政”后期和李登輝“執政”前期共同構成。泛藍陣營（引者注：指國民黨以及從國民黨中分離出來的親民黨、新黨，又稱“泛國民黨陣線”，由于國民黨的黨旗是青天白日，藍色成為國民黨的“特征色”，所以也稱“泛藍陣營”）借謁陵（引者注：指2003 年1月13 日蔣經國逝世十五周年謁蔣經國陵）來否定“李登輝的十二年”（1988年至2000年），而推崇蔣經國的十三年（1975年至1988年），似乎沒有看到蔣經國十三年前期的“蔣介石特色”， 也似乎沒有看到李登輝十二年前期的“蔣經國特色”，這是對歷史事實的漠視。        

        雖然蔣經國在島內外受人景仰，但我們不能忘記他緊跟其父蔣介石在臺實行白色恐怖的種種行為；雖然李登輝已經是千夫所指的“臺獨”分子和“媚日”分子，但我們也應當對于他執政前期執行蔣經國政治轉型路線所取得的成績，從實事求是的角度，給予一定程度的肯定。

“別鬧了，登輝先生”

        隨著李登輝權力的鞏固和膨脹，變化多端的李登輝日漸背離蔣經國路線。

        李登輝利用矛盾，各個擊破，施展手腕，逐一清除了蔣家重臣：“行政院”院長俞國華、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李煥，“參謀總長”郝柏村。他讓自己的親信連戰擔任了“行政院”院長，讓與自己“情同父子”的宋楚瑜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 眼看蔣家王朝不復存在，作為蔣家掌門人的宋美齡也無法在臺灣待下去，終于離開臺灣，飛往美國紐約當“寓公”。

        李登輝翻手為云，覆手為雨，既削弱了國民黨“主流派”蔣家重臣的勢力，又排斥了“非主流派”，逼得他們從國民黨中分裂出去，在1993年8月10日成立新黨。接著，他看到宋楚瑜的勢力扶搖直上，又借用“興票案”打壓宋楚瑜，使國民黨四分五裂，終于在2000年3月的大選中敗于民進黨陳水扁之手———正是李登輝分裂國民黨，造成得票甚高的宋楚瑜從國民黨中退出來以“獨立候選人”的身份參選，使國民黨選票大為分散，給民進黨以可乘之機。因為連戰加上宋楚瑜的總票數，遠遠超過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人們諷刺說：“李登輝對于國民黨的‘貢獻’，就在于他使國民黨分裂為三個黨———國民黨、親民黨和新黨。”大選的失敗，使國民黨眾多的黨員看清了李登輝的真面目，不僅迫使李登輝辭去國民黨中央主席之職，而且把李登輝開除出黨！

        變化多端的李登輝另一變化，那就是從蔣經國時代堅決反“臺獨”，自稱“我說了一百三十多次不搞臺獨”，卻來了個急轉彎，成了臺灣“獨派”的領袖。

        李登輝公然拋出“兩國論”，他說：“中華民國在臺灣”，“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臺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李登輝在2002年12月接受電視媒體訪問時聲稱，“沒有”九二共識！ 李登輝說，“九二共識”是怎么來的“也不知”，他在任內“從未聽過”有這回事！

        2002年9月，李登輝在宴請臺灣團結聯盟“立法委員”時說道：“臺灣要有‘脫古’的思考，要擺脫中國歷史、文化的制約，與中國脫鉤”，這樣“臺灣才能走自己的路”，否則“就有很大的危機”。李登輝倡導“脫古”，就是要臺灣擺脫中國的歷史與文化，也就是“去中國化”。

        最令人驚訝的是，2002年9月，李登輝還竟然宣稱：“釣魚島是日本領土”！ 此言一出，引來海峽兩岸一片譴責之聲。就連臺聯黨也難以為“精神領袖”李登輝辯解，只好宣稱李登輝“話說得太快了”！其實，這是李登輝強烈的“日本情結”的自然流露而已。

        關于李登輝，臺灣著名資深記者陸鏗先生推出了新著《別鬧了，登輝先生》一書，在臺灣引起廣泛注意。

        陸鏗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他對臺灣政壇的連戰、宋楚瑜、諾貝爾獎金獲得者李遠哲以及蔣經國的兒媳蔣方智怡等作了多方采訪，揭示了李登輝的真面目。

        《別鬧了，登輝先生》一書寫及臺灣政要們與李登輝關系的轉折：        

        宋楚瑜：從“情同父子”到“反目成仇”

        連戰：昔相攜，今相別

        郝柏村：從“肝膽相照”到“肝膽俱裂”

        李遠哲：與李登輝的一場高能對撞

        王作榮：愿做寶筏，渡李回頭

        戴國輝：信而見疑，忠而被謗        

        然而，李登輝卻依然在“鬧”。李登輝還會“鬧”出什么新名堂，尚不得而知！李登輝從加入中國共產黨，曾經冒著生命危險在反蔣游行隊伍前扛大旗，卻“鬧”到背叛中國共產黨的地步；李登輝從加入中國國民黨，曾經在臺灣地區領導人任期內作出相當不錯的政績，卻“鬧”到背叛中國國民黨的地步；在被國民黨開除之后，李登輝又繼續“鬧”下去，“鬧”到成為“臺獨”總代表， 以至“鬧”到成為賣國賊、漢奸的地步。

        難怪臺灣不久前會有人對孫中山是不是國父提出質疑，追問“國父是誰”？不過，臺灣朋友笑道：李登輝號稱“臺灣之父”，陳水扁自稱“臺灣之子”，倒是結成了一對異姓“父子”。其實，準確地說，李登輝不是“臺灣之父”，而是“臺獨之父”！

        自稱“臺灣之子”的陳水扁不久前在為李登輝新著《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一書所作的序言中，這么寫道：        

        “登輝先生與阿扁”，“無論對民主改革的宏觀理念，或對國政經營的總體方略，本源一體，并無二致”。

        “從大選揭曉的那一刻起”，李即“特別多次與阿扁會晤，提示要項，傳承經驗，用心至誠，期待更深”。        

        李扁情深，溢于紙上。

        然而，在陳水扁弊案風潮爆發之后，李登輝又急于與陳水扁“切割”，而陳水扁也一再“揭發”李登輝國外洗錢，李扁反目，如同仇人。

        歷史將會如何評價變化多端的李登輝，還有待于時間。不過，我在臺灣的時候，從《聯合報》上讀到一份對于臺灣民眾對歷任臺灣地區領導人的歷史評價的民意調查，其中33%的民眾認為李登輝對臺灣社會的傷害最大，超過了蔣介石（14%）。也許，這份民意調查，正是反映了臺灣民眾對于李登輝晚年分裂國民黨、臺獨、媚日這三大倒行逆施行為的反感。

        （本文摘自《歷史的側影》，中華書局，2014年。版權歸中華書局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