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2年底安倍晉三就任首相以來，歷史修正主義在日本政界成為一股強大的逆流，不斷挑戰東亞鄰國民眾的歷史情感。

        2013年12月26日安倍本人悍然參拜靖國神社，標志著安倍政府歷史修正主義的言行走到了高潮。與歷史修正主義立場相伴隨行的，則是安倍政府在外交安全問題上的一系列對中國充滿敵意的舉措。

        日本右翼的歷史修正主義言行不僅受到中韓等國的強烈反對，也引起西方主流輿論的關注和批評，梳理這些評論可以發現，西方主流輿論與日本右翼的價值觀存在裂痕，反映出獨特的安全焦慮。

西方與日本歷史修正主義的價值觀分歧

        對于中、韓等東亞國家人民來說，日本右翼的歷史修正主義言行讓人憶起日本軍國主義殖民侵略帶來無盡劫難和羞辱，并令人感到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的噩夢。與東亞國家反侵略、反殖民殖民視角相比，西方主流輿論更傾向于以契合其自身價值觀和利益的方式，對日本右翼歷史修正言論進行意義框定，與東亞國家存在明顯（但非絕對）的差異。這主要包含了人權、歷史正義、反對極端民族主義等視角。

        第一、人權視角。日本右翼歷史修正言行中，最易遭受西方輿論廣泛批評的涉及慰安婦問題。在西方，嚴重侵犯婦女的尊嚴和身心不僅違背人類“良知”，更是嚴重侵犯其人權價值觀的行為。日軍對慰安婦的身心傷害就屬于此類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梳理報道結果顯示，任何歷史修正主義者對慰安婦傷口撒鹽的言行，幾乎毫無例外地會遭受西方主流輿論的“圍剿”，并一再嚴重損害日本的國家形象。

        第二、“歷史正義”視角。對西方而言，日本右翼的歷史修正言行所挑戰的主要是西方的“歷史正義”規范。這一規范主張，沖突的施害群體依據真相承認歷史罪責，對受害者進行道義修補，并在此基礎上求得受害群體的寬恕，并由此尋求雙方走向和解。

        在對待歷史罪責的問題上，西方輿論常常將日本與德國這個“謝罪”模范進行對比，并要求日本將德國作為學習榜樣，承認歷史錯誤，向東亞國家公開道歉。安倍于2013年12月26日悍然參拜靖國神社之舉，在西方主流輿論尤其引發了廣泛的嚴厲批評。

        第三、反對極端民族主義。日本右翼歷史修正言論背后的“仇外型”極端民族主義讓西方輿論尤其警惕。2013年10月7日出版的美國《時代》周刊更以“武士歸來”為題發表文章，塑造了日本民族主義好戰、在中日之間制造爭端的形象。西方輿論還對否定東京審判、修正太平洋戰爭史觀的企圖保持警惕和高壓。

西方對日本歷史言論引發沖突的安全焦慮

        對于東亞國家來說，日本右翼的歷史修正言行是一種對國民身份認同和尊嚴的情感性挑釁，也令人想起軍國主義在日本的復活，而且還與領土主權糾紛緊密關聯，因此，被視為一種現實的安全挑戰。日本右翼歷史修正言論同樣引發了西方（尤其美國）的安全焦慮，具體而言，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擔心中日沖突升級，可能導致美國被拖入中日之間的戰爭。

        西方輿論憂心忡忡地關注著兩國之間圍繞歷史和領土不斷升級的緊張態勢。歐美媒體密集報道著中日之間外交和輿論戰，關注著兩國之間對抗的升級。美國輿論尤其擔心此種緊張導致“擦槍走火”，使美國被迫卷入中日戰爭。約瑟夫?奈和陸克文聯合撰文就此指出，“真正的危險并不在于國家領導人的意圖，而在于較低層次上的誤判的可能性，在于‘事件處理’方面的有限經驗，以及競爭性民族主義氣氛下的局勢升級”?？ㄅ硖卦谄湓u論中如此表達此種擔憂：“盡管日中之間的武裝沖突尚不太可能發生，但趨勢令人不安，目前甚至無法排除爆發戰爭的噩夢”。在美國領導人愚蠢地堅持日美安保條約適用于釣魚島的立場，“讓美國站在了日益加劇的中日對抗的前沿?！?/p>

        第二、擔心美國在東亞的同盟體系內部裂痕加劇。

        安倍政府的歷史修正言論同樣重挫了日韓關系。中、韓兩國則相互接近，通過多邊和雙邊途徑開展合作，在歷史問題上出現“對日共斗”局面。西方媒體關注著日韓關系的不斷惡化和中韓在歷史問題上的合作和接近，此種態勢讓美國尤其沮喪。安倍參拜后，美國企業研究所學者邁克爾?奧斯林如此評論：“如果連我們在這一特殊地區的兩個主要盟友都不說話了，那我們如何能開展行動？”

        第三、擔心美國的戰略再平衡受到負面影響。

        對歷史修正主義，西方輿論界在整個2013年都大體認為是一種性質惡劣的行為，而且對改善日本的安全地位并無助益，反而會對美國的亞太戰略帶來沖擊。到2014年初，美國輿論界發生了明顯的分化。在安倍參拜后，邁克爾?奧斯林和天普大學日本校區的杰夫?金斯頓都認識到此舉對日本與東亞鄰國之間關系的傷害，也都認識到參拜在安倍減輕日本國內安全政策改革阻力中的工具性作用，區別在于，前者將之視為有益于美國安全利益，并在一定程度上贊許了安倍的戰略謀算，而后者則仍將之視為美國的挑戰。

西方輿論的“護日”傾向

        意識形態敵意和安全利益的考量，使西方輿論表現出其偏狹和偏見：

        第一，基本回避自身（尤其美國）在東亞“歷史問題”產生過程中的責任。

        第二，“護日”傾向。

        在抨擊日本右翼的歷史修正言論同時，西方輿論也一再報道安倍的“對話”表態，而中、韓兩國政府卻顯得不依不饒。西方輿論很少分析安倍“對話”表態的虛偽性，基本忽略那些讓安倍政府“對話”表態成為“假唱”的跡象。日本國際形象受損尤其讓西方親日勢力憂心忡忡。一些保守派對日本則降低甚至放棄了“與我們一樣”的要求，選擇讓日本“對我們有用”。

        第三，對中國反制行動的意識形態和陣營偏見。

        從2014年初開始，路透社刊發多篇關于中國反制行動的文章，塑造了中國在聯合國和西方咄咄逼人地開展對日“宣傳戰”的形象。奧斯林除了從安全考量出發為安倍參拜辯護外，還專門在《華爾街日報》撰文攻擊中國，將中國在歷史問題上一系列反制措施稱為“外交憎恨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