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本文作者李永晶系華東師范大學政治系副教授，曾在東京大學研究生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學習，先后獲得社會學碩士、博士學位。

“小泉旋風”

        小泉純一郎（1942-）是日本第八十七至八十九任首相，在任時間長度位居戰后首相第三位，長達近二千天。小泉出身政治世家，其祖父曾擔任大日本帝國的“郵政大臣”，其父親二戰后曾擔任“防衛廳長官”、也就是今天的“防衛大臣”要職。與這些相比，他因在任期間屢次參拜靖國神社，深受東亞諸國乃至世界的注目。對于小泉的看法，日本國內形成了兩派。一派深受小泉的造反精神影響，對小泉佩服得五體投地；另外一派則因政策見解不同，視他為眼中釘、肉中刺。小泉當政期間，進行了被稱為“構造改革”的大刀闊斧式的改革，從而引發了關于“新自由主義”是是非非的復雜爭論。

        不管怎樣，人們都認為小泉是一個極其成功的政治家。在民主政體所要求的政治家必備的口才上，他展示了與眾不同的才能，這是他大獲成功的首要因素。

        我對小泉的最初印象，來自于他的一次街頭演說，那應該是在二〇〇一年四月自民黨總裁選舉時的情境。讓人驚訝的是，競選自民黨總裁的小泉，竟然高呼著“粉碎自民黨”、“反對我的政策的人都是抵抗勢力”的口號。此次選舉，他顯示出了異乎尋常的硬漢形象，表明了強烈的改革意圖。當時小泉邀請了已故前首相田中角榮（1918-1993）的女兒、自民黨議員田中真紀子為他助陣。田中真紀子也是一位性格直爽、敢說敢做的議員。

        兩位極富口才的演說家搭檔競選，妙語連珠，引發了無數的掌聲。小泉當選后，投桃報李，任命田中真紀子為外務大臣。田中曾得意地說：“人們都說小泉是‘怪人’，我就是把‘怪人’培養成首相的母親。”

        日本國民對小泉的印象，當然也更多來自于電視報道。據電視評論員說，小泉是一個充分使用了電視傳媒來發揮影響力的政治家。小泉的演講通常簡潔、明快、有力，偶爾訴諸于感情。他通常將他要表達的想法凝結為一句話，在面對各種質疑之時，翻來覆去地加以重復。這是他的招牌技巧。有評論家概括說，他是一位“一句話”政治家。

        比如，在導致日本與東亞鄰國關系陷入緊張的靖國神社參拜問題上，小泉永遠強調的一句話就是：“參拜靖國神社，是一個心情的問題。”無論是在國內還在國際上，靖國神社都是復雜的政治問題，但卻被他簡化為個人的感情。如果被進一步追問，他也會對這一句話稍加解釋。因面臨來自中國的外交壓力，他就曾經多次自我辯解說：“我是一位日中友好主義者；歷史會證明我的做法是對的。”

        在任期間宣稱自己是“中日友好”論者，可謂空前絕后。

        參拜靖國神社是小泉競選公約中的條款。上任后他果然頂住了來自國內外的壓力，連續六年參拜。不過，在參拜時間上，他還是做了讓步。在競選公約中，他本來宣稱要在每年八月十五日、即日本昭和天皇發布《終戰詔書》的那一天去參拜，但除了二〇〇六年卸任前的最后一次外，他都選擇了其他日子。從結果看來，可以說他是煞費苦心，經常讓人感覺是“突然襲擊”。最富有戲劇性的一次是，二〇〇五年十月，中國“神舟六號”載人航天飛船順利升空，中國舉國上下一片歡騰。就在此時，小泉突然到靖國神社參拜。

二〇〇五年十月，小泉突然參拜靖國神社。

        小泉明白，中國所有媒體都沉浸在大國崛起的喜悅當中，全國火樹銀花，歌舞升平，自然無暇、或者說無法突然板起臉對他進行批判。結果也大體如他所料。幾次靖國神社參拜，讓人感覺他是在和日本媒體、和中國媒體等搞藏貓貓的游戲。

        當記者問他中國載人飛船成功進入太空有何感想時，他略作沉思后說：“這是好事嘛，希望他們能平安回來。”回想起來，這句話還曾讓我這個旁觀者微微感動了一下。當時日本大量的報道都會渲染說，中國發射宇宙飛船的目的是“發揚國威”，有著“軍事目的”。對于中國航天技術的進步，日本媒體自始至終都沒有出現“人類的進步”之類的高調。小泉這句話讓人感受到了一點“友好”：畢竟，保證飛行員的安全重于一切。

        由于日本政府一直將國民——居住在海外的國民被稱為“邦人”——的生命安全視為一切，小泉的這句話可能出自習慣。

        也就是這位小泉，在二〇〇一年上任后第一次參拜靖國神社、因而遭到中國政府的抗議之時，對北京搞了一次“突然襲擊”：對北京進行了兩天的工作訪問，并訪問了位于北京南郊的盧溝橋抗日紀念館，意在平息此事。此后小泉雖然似乎是“出爾反爾”，連續參拜靖國神社，但他從未對中國有過“惡言惡語”，這與他“日中友好主義者”的自我定位在邏輯上也完全一致。

政治家的使命

        提到“惡言惡語”，我想到了他的內閣成員。在他的幾任內閣中，一直都有幾位自民黨的鷹派議員的身影，中川昭一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中川出身雖非顯赫，但其父親、叔父都曾經是國會議員。

        中川昭一名聲大震，得益于中日關于東海油田的紛爭。二〇〇三年，他出任小泉內閣的“經濟產業大臣”這一要職，深獲小泉的信任。據稱，他是少數幾位被小泉以名字（“昭一”）直接相稱呼的國會議員。不過，中川引人注目之處，還在于他在處理對中國關系上的強硬態度。在中日兩國因東海問題鬧得不可開交之際，他率先向日本的帝國石油公司頒發了對東海石油的“試采權”，亦即一種開采許可證，這直接導致兩國關系走入危險地步。這一時期他頻頻發表強硬性的針對中國的言論，刺激了無數人的神經。一顆政治明星冉冉升起。

        日本政局變換不定，中川也有所沉浮。二〇〇七年九月，接替小泉政權將近一年的安倍晉三臨陣脫逃，突然辭去首相職位。在接下來的自民黨總裁選舉中，麻生太郎與福田康夫展開競爭，后者最終勝出。由于中川力挺麻生，他在接任的福田康夫政權中失去了所有的職位。不過，翌年福田辭職后，麻生太郎獲得首相大位，中川又出任“財務大臣”等要職。

        此間值得一提的是，福田康夫當政期間，中日兩國最終就東海油氣田問題達成協議。日本各界得到消息，保持了出奇的冷靜與克制——可能主流媒體與政治家均認為日本達成了自己的目的，還是少說為妙吧。在這種氛圍中，只有閑居在家的中川拋頭露面批判說：“這是一個不平等、喪權辱國的條約，就像幕末時期日本簽訂的條約一樣。”同年他還警告日本：“不出二十年，日本或許會成為中國的一個省。”中川一如既往地維護著他眼中的日本國家利益。

        以往，他類似的言論會得到媒體陣陣的追捧。但這一次，日本媒體對他的這番言論選擇了低調報道。中川的看法被普遍視為不合時宜。不過，這并不意味著中川不識時務或想出風頭；相反，他正忠實地履行自己作為政治家的使命——為日本國爭取最大的利益。

        其實，只要事關中國事務，無論是由來已久的所謂“臺灣問題”、“西藏問題”，還是新近被炮制出來的所謂“新疆問題”，他都要走上媒體，高調批評中國。同時，他還屢屢批評日本國內所謂“親中派”的政策和言論，盡管“親中派”純屬子虛烏有。早在一九九二年，他就曾率先行動，試圖阻止當時內閣著手的日本天皇訪華計劃。

        世事無常。二〇〇九年二月，中川出席在羅馬舉行的“七國集團”財政部長會議。在會議期間的記者招待會上，他被發現有醺酒跡象。回國后，在媒體與野黨的批判聲中，他不得不辭去大臣職務。禍不單行，在同年九月舉行的國會大選中，由于自民黨氣數已盡，中川在其接連當選八屆的“地盤”（北海道第十一選區）上失利，失去了議員資格。此前，許多評論家認為，若此次自民黨繼續獲勝，那么身居黨政要職的中川將有可能成為今后日本的首相。

        我對中川最后一次關注，則是二〇〇九年十月四日午后。當時我習慣性地瀏覽日本新聞網站，關注最近發生的事情。那天映入眼簾的是頭條標題是：中川昭一突然逝去。我急切地看了報道。

        說來有些奇怪，中川的死竟然令我這個遠在異國他鄉的人感覺一絲寂寞——或許是因為他說過太多刺激中國學生神經的話的緣故吧。或許我為一個如此具有魄力、如此愛國、如此具有遠大政治前程的人物的消失而感到遺憾？不管怎樣，我當時在想，如此關注斯人已逝的消息的中國人，是否只有我一個？

        其生也容，其死也哀。繼任的民主黨政權追加授予了他“正三位”的位階（官階）、“旭日大綬章”的國家功勞勛章。在其后舉行的追悼儀式上，日本天皇也賜贈了祭祀禮金。

        中川的突然死去，終止了我對小泉純一郎政權的所有記憶。不過，留下來的印象卻仍是鮮明——同為鷹派政治家的小泉純一郎對中國未嘗置一句“惡語”；他維持了他一直宣稱的“日中友好”論者的表面形象。與小泉不同的是，中川以及小泉內閣的其他要員則措辭凌厲，成功地將中國塑造成了一個傲慢、自大、野蠻的霸權國家形象。這也就是評論家所說的“中國威脅論”。

“小泉劇場”

        二〇〇五年，小泉開始全力推行郵政系統的民營化改革。從國有到私有，該項改革面臨的阻力極大，因而被視為他一手推進的一系列改革的“核心”。為此，小泉試圖在國會通過“郵政民營化法案”。此舉遭到了黨內許多議員的激烈反對，但小泉寸步不讓。不僅如此，在自民黨龜井靜香、平沼糾夫等實力派政治大佬的周圍，反對派議員集合了起來。在黨務會議上，小泉一派強行通過改革法案后，法案被提交到國會進行表決。在同年七月五日召開的眾議院會議上，自民黨議員雖然有三十七人投了反對票，但法案仍以微弱多數得以通過。

        問題是，日本的憲政體制規定，重要法案需要眾參兩院一致通過。在執政黨與在野黨議員席位差距極小的參議院，如果有自民黨議員當日“造反”，投了反對票，那么法案就將折戟沉沙。

        在關鍵時刻，小泉背水一戰。他公開放話說，倘若法案在參議院遭到否決——這意味著有自民黨的議員“造反”——，那么他將依據憲法賦予他的權力解散眾議院，訴諸民意，提前舉行大選。龜井靜香等黨內反對派認為，這不過是小泉的威脅而已，他根本做不到這一點。

        在八月八日舉行的參議院會議上，自民黨有二十二位議員投了反對票，法案遭到了否決。小泉得知結果后，不顧日本政壇各位大佬的規勸，毅然宣布解散眾議院，提前舉行國會大選。小泉將此次解散命名為“郵政解散”，將政治斗爭的焦點進行了簡化。由于法案是在參議院被否決的，首相對參議院無能為力，因此他反過來解散眾議院的做法，首先就調動起了國民的關注與熱情。

        在宣布解散眾議院、提前舉行國會選舉的新聞發布會上，小泉繼續展現無與倫比的口才與風范。但這一次，他還給人“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英雄氣質，情形動人。

        接下來在各個選區推薦候補議員時，小泉對反對派實行了封殺，一律不予黨內推薦。不僅如此，他還以空降的方式，將一些具有社會影響力的名人推舉為自民黨造反議員所在選區的候補，力圖奪得這些選區的議員席位。這些人被日本媒體稱為“刺客”，連日得到了大量的報道。在小泉的選舉口號中，是否贊同“郵政民營化”被簡化、進而等同為“是否贊同改革”。結果，在同年九月十一日舉行的大選中，自民黨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此前黨內造反議員也多數落馬，只有幾位領袖人物碩果僅存。

        新聞媒體將這一現象命名為“小泉劇場”——日本國民仿佛欣賞歷史劇中的風云人物一樣，高度興奮。

        隨著選舉的勝利，小泉登上了政治人生的巔峰。在接下來的特別國會中，“郵政民營化法案”得到了黨內一致的同意，在眾參兩院順利通過。不過，這仍然未讓小泉獲得躊躇滿志之感。

        與內政相比，在外交上小泉的手腕似乎并不那么靈光。除了在任期間突然訪問朝鮮，接回了幾位被朝鮮情報人員劫持的日本人質外，他的其他舉措乏善可陳。這或許是“小泉劇場”上演一年后，他執意主動交班的一個要因。

        卸下首相的職責后，他幾乎不再在媒體前面露面，也不再公開發言。與此前一些有名的首相退任后依然在政界保持影響力不同，這位被媒體稱為“一匹狼”、因而是獨來獨往的政治家，沒有回歸任何黨內的派系。相反，他刻意與媒體保持距離。不過，他偶爾的幾次無意的發言，還是獲得了媒體熱烈地追捧。二〇〇八年九月麻生太郎內閣成立后，他在選區公開宣布，不再出馬競選下一屆議員。這意味著他將隱退。在首相卸任后不繼續擔任議員這種行為，在日本政治史上頗為罕見。

        小泉的行為或許具有內在的一貫性。二〇〇一年四月，他贏得黨內總裁選舉、進而出任首相時，媒體稱之為“小泉旋風”；二〇〇五年“郵政解散”后的國會大選中，他的成功被描繪為“小泉劇場”。據此，有日本學者認為，小泉的做法體現了日本傳統武士道的精神。無論怎樣，這位日本政壇罕見的人物發揮出了全部的能量，為看似巍然不動的日本政治結構的打開了變化的缺口。從這個角度來看，二〇〇九年自民黨的下臺，可以說是小泉時期這種政治變革的一個結果。對于日本國民而言，政黨正式輪流執政的開始，具有劃時代意義。

        小泉也好，中川也罷，由于作為政治家他們都為日本的國家利益、為國民的福利打拼過，都在日本國民的心中享有屬于他們的榮譽。當然，這種榮譽與他們作為日本政治家“二代”、“三代”的血統也不無關系。政治哲人向往的貴族政治與民主政治的某種結合，各自優良因子的結合，在某種意義上正體現在今日日本政治家的身上。他們以政治為生，而非靠政治謀生。他們是國民的真正領袖。

        當然，這并非意味著日本政治家天生高人一籌，而是僅僅意味著，現代民主制度的理念與原則得到了較好的實踐，政治家的人性部分得到了馴化與教化。小泉的成功，是民主政治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