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發現的珍貴史料

        有如神助天賜，好事兒居然配合著來，當我從威海檔案館看到方伯謙在劉公島房產的“絕賣契”沒幾天，我的朋友張黎源又給我傳來關于方伯謙房產的“訴狀”。這兩份材料的寶貴之處在于，二者都是與方伯謙劉公島房產有關的。

        “訴狀”來自于英國國立海事博物館（National Maritime Museum），檔案編號 ADL/Z/43，出自北洋海軍雇員嘉格蒙（jackman)，是向方伯謙的二弟方立卿追索方伯謙蓋建劉公島房屋所借欠款的；“絕賣契”來自于威海檔案館，檔案編號229-001-109-0495，是方立卿為償還洋債而出賣方伯謙劉公島房產的。

        嘉格蒙在“訴狀”中稱方伯謙為“王口口”，看來不是正式的，而是有人代擬的草稿，起草者不熟悉北洋海軍，因此將福建話的“方”聽寫成“王”。這份“訴狀”是準備提交給天津海關稅司的德璀琳（Gustaf Adoulf Detring），請求其照會登萊青道兼東關道劉含芳（青萊登道劉），將方立卿索押到案，以追討其所欠之款。嘉格蒙， 在丁汝昌檔案中可以查到片段的記載。光緒十年，北洋水師的洋員因中法戰爭而紛紛求避。丁汝昌喜歡嘉格蒙的“勤干”，且“槍炮、帆纜致用之法均稱洞悉”，希望其能轉到天津水師學堂任教等。        方立卿（1855-1924），字仲恒，后以字行，號東耕。方伯謙兄弟四人，方立卿行二，其長子方熹藩過繼方伯謙為嗣子。按照當年北洋海軍的通常做法，每艘軍艦上的文案、書識、支應委員等后勤崗位，一般都由艦長的兄弟子侄來擔任。“濟遠”艦按規定設三等文案兼支應委官一員，方立卿很可能就是在“濟遠”艦干這個活兒。據故福建省文史館員王鐵藩先生《方伯謙故居記》，方立卿與三弟方侗于光緒二十八年（1902男）壬寅科，同科中舉，方立卿授候補員外郎。此后，方立卿懸壺濟世，成為福州名醫之一。方立卿立“絕賣契”的時間，是“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二十八日”，顯然是在嘉格蒙追討債務之后。

        從這兩份材料中，我讀到了如下信息：一，方伯謙在劉公島蓋了28座房屋，共計“六十馀間”；二，方伯謙蓋劉公島房屋花費8000兩白銀；三，為蓋劉公島房屋，方伯謙向嘉格蒙借英銀6000元，也就是6000英鎊。

方伯謙的家室和房產

        根據方伯謙（字益堂）自撰的《益堂年譜》，方伯謙有兩妻、兩妾，情況分別是：同治十三年（1874）五月22歲時，娶許夫人；光緒十二年十二月34歲時，納妾李氏；北洋海軍正式成軍之年，即光緒十四年三月，納妾陳氏；也是這一年，即光緒十四年七月，原配許夫人病故；光緒十六年十月，在上海續娶葛夫人。

        我們不是對方伯謙的私生活感興趣，那個時代，男人三妻四妾是很正常的事，無可厚非，亦不可以此來證明他有生活糜爛的傾向。但要搞清楚方伯謙的房產，須從方伯謙的家室說起，因為男人總是需要養家糊口的，保證老婆孩子居有其屋，也是男人必須負起的責任。關于房產，方伯謙自撰年譜里，也有記載。

        光緒七年，也就是方伯謙留英回國的次年，二月奉調天津，五月移家眷來大沽居住；光緒九年四月，移家眷住煙臺；光緒十一年，買福州朱紫坊屋；光緒十二年十二月，移寓朱紫坊；光緒十三年，四月移眷住煙臺，五月蓋“威海屋”；光緒十四年，四月在威海蓋“福州式屋”，八月蓋煙臺住屋，十一月煙臺屋落成，家眷搬入住；光緒十六年，四月搬妾李氏及長女仙琪來煙臺住，八月眷移住威海，十一月，租上海“老閘錢江里四樓四底房作公館”，續娶葛夫人于此；光緒十七年二月，葛夫人到劉公島寓中。

        方伯謙自撰年譜，止于光緒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所記述的安家之所，計有福州、大沽、煙臺、威海、上海5地。安家，可以自建、自購、或租住。比如，福州朱紫坊的，為自購；上海的，則為租住，而大沽的，也應是如此。明確為自建房屋的，有煙臺、威海兩地。這些地方，都是軍艦長期或經常駐泊地。那么其他地方有沒有？應當還是有的，這在方儷祥《我為伯公方伯謙鳴冤》里有記述：

        “我幼年時，我的伯婆（大祖母）自旅順歸來，她是一家之主……。”“父親對我說過，家人都在南方，只伯婆一人隨伯公在旅順。以后伯婆回家，他說伯公二十三日晚去海軍公所，一夜未歸，二十四日差人打聽，未得要領，二十五日天未明已被殺害。”

        “差人打聽”，顯然是葛夫人差遣仆人前去打聽，而且時在旅順。這就是說，葛夫人在光緒二十年九月份之前，是在旅順居住的。旅順這一處居屋，究為自建還是租住？沒有證據，我們不便妄測。

        方伯謙福州朱紫坊的宅子，“規模宏大，富麗堂皇”，今天的剩余部分已經整理開放，游人可以參觀。方伯謙自建的房屋，煙臺的，我們目前未見描述；威海劉公島的這些房屋，占地10畝，28座 “六十馀間”，這不是個小數目。根據光緒十七年李鴻章的報告，劉公島水師學堂建成時，有“大小房屋六十三間”，“共用工料銀九千五百二十八兩有奇，購地銀四百二十兩有奇。”也就是說，方伯謙的房產，幾乎等于一個水師學堂的規模。這實在是一筆不小的家當和財產。

        前面我已經說過，弄清楚方伯謙的家室，是為了考察方伯謙的房產，也就是說，按照方伯謙的家室人口，光是威海劉公島的這些房產，方伯謙也是住不完的。那么，這些房屋，除了自己家人居住，還有什么用途？嘉格蒙在“訴狀”中稱，這些房子，由“伊弟王口口掌管收稅，以圖利息。”嘉格蒙的說法，還有來自曾參加大東溝海戰的“廣甲”艦管輪盧毓英的支持。在《盧氏甲午前后雜憶》里，盧毓英稱：“方所構之屋多系南式，人爭僑之。”“南式”，是方氏自稱的“福州式屋”；而“僑之”，即租住。這與嘉格蒙的說法，完全契合！

丁汝昌與房地產生意

        方伯謙的房產，與丁汝昌扯得上關系么？

        《北洋海軍章程》第二“官制”規定，北洋海軍提督“擇威海衛地方建衙或建公館辦公”，“另于威海衛、旅順兩處，各建全軍辦公屋一所”。“總兵以下各官，皆終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館”。

        總兵以下不建衙不建公館，不等于說，不可以結婚不可以有家庭生活。這些高階軍官也要生兒育女，也要傳宗接代，也得養活老婆孩子，更要給老婆孩子一處遮風擋雨的地方。“終年住船”，但這些軍官總還有規定的假期可休。當然，即使三妻四妾，房屋需要也不過三兩座。

        方伯謙的情況不同，他的房屋不是僅供妻妾居住的，而是用來出租“圖利息”的，也就是搞經營的。

        按說，海軍軍官的收入一向是蠻高的。《北洋海軍章程》第六“俸餉”，對副將的工資、津貼有明確規定，官俸1296兩，船俸1944兩。如果前述方立卿任“濟遠”艦“三等文案兼支應委員”的推測成立，那么每月還有月餉20兩。即使兄弟四人不分家，方伯謙的整個家庭生活，應該也是富裕的。作為長子有能力照顧全家，自然是好兒子、好兄長、好伯伯。可是，作為一名海軍軍官，可以這么大肆經營房地產么？這就不能不提到方伯謙的上司——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

        “因劉公島構屋之故，與丁爭地，方所構之屋多系南式，人爭僑之，丁所構之屋均系北式，賃之者少，故復銜方。”

        這是《盧氏甲午前后雜憶》里的一段話。以前，我對盧毓英的這段話是不大相信的，因為盧毓英一度被人視為方伯謙的同情者。現在，我依然相信，豐島海戰后，丁汝昌對方伯謙是回護的，甚至主動為方伯謙夸大了戰績，這是有案可稽的；大東溝之役方伯謙臨陣脫逃被正法，實屬法無可宥。過分強調丁、方恩怨，將方伯謙案說成是一場陰謀鳴冤，是強詞奪理。

        現在看來，盧毓英這段話透露出來的信息，是不可以不引起重視的。身為提督的丁汝昌，不僅沒有對下屬起到監督作用，而且未能以身作則。上行下效，方伯謙才會如此毫無顧忌地大力開發和經營房地產。這種情況下，北洋海軍的兩位總兵林泰曾、劉步蟾，還有與方伯謙同級別的5位副將，他們有沒有房地產？難道方伯謙的房產，僅是個孤例？

        最后還有一個疑問，方立卿所稱的“威海劉公島新村”位于何處？據已故威海史學家劉德煜先生說，劉公島上因為軍官聚集而形成的“新莊子”，位于海軍公所的后面。此說恐有小誤。據日本“西京丸”輪機員清水友政在占領劉公島時拍攝的照片，海軍公所后面房屋不多甚至幾乎沒有，而東側卻有著大片的房屋。方伯謙的28座房屋，還有丁汝昌的房產，是在這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