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魏晉名士，我早就想寫點什么，寫出真實的他們，每個故事每番言論都有來歷出處，并盡量寫得雅俗共賞些，既饒有趣味，又不落淺俚，但這一切談何容易！于是就年復一年拖下來了，拖到冷雨敲窗，霜葉委地，洛陽年少成為江東翁嫗。

五代名士

        《世說新語·文學》篇講了一個故事，說是東晉時袁宏寫了本《名士傳》，拿給謝安看。謝安把書漫不經心翻了翻，笑著對滿座的高朋說：“我曾對人講起江北的事情，說著玩兒罷了，他竟拿來著書立說！”

        此事的真假不得而知，《名士傳》也沒保存下來，從曾經見過此書的劉孝標的注中可知，袁宏把他之前的名士分為三代：

        正始名士：夏侯玄、何晏、王弼。

        竹林名士：阮籍、嵇康、山濤、向秀、劉伶、阮咸、王戎。

        中朝名士：裴楷、樂廣、王衍、庾敳、王承、阮瞻、衛玠、謝鯤。

        “正始”是三國曹魏的一個年號。竹林名士的主要活動時間緊隨其后，也屬曹魏。“中朝”指西晉，與曹魏都建都中原地區的洛陽，故生長在南方的謝安稱之為“江北事”。這大概就是后世所說的“魏晉名士”的最初來源，但還缺少東晉。有人將東晉的名士稱為“江左名士”，或徑稱“東晉名士”，本書則在兩晉之際另分出一代，稱為“渡江名士”，也稱“中興名士”。他們在“中朝”便已“成名”，永嘉之亂渡江南下，參與了東晉政權的創建，即所謂“中興”。這里需要說明，袁宏《名士傳》的“中朝名士”中后來渡江的，如王承、衛玠、謝鯤，我則劃歸“渡江名士”。

        渡江名士之后，東晉（317-420年）大約還有八十年，但我只寫到謝安走出東山、走上仕途的那一天（360年），稱這一代為“江左名士”。他們有的隨父兄渡江時尚為幼童，有的干脆就生在江南，如謝安、袁宏。

        這樣，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渡江名士、江左名士，就是我要寫的五代名士。到此，我要寫的主題——“走向自然”，已經得到充分的展示，再寫，就是多余。

        倘問魏晉名士有什么特點，請讓我舉例說明。

        《晉書·王湛傳》說西晉王湛平時少言寡語，家人都說他癡。他有個侄兒王濟是位名士，也不把他放在眼里。有一天王濟見他床頭放著一部《周易》，問他有何用場，他說身體不適時隨便翻翻。王濟請他談談體會，他便“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都是王濟聞所未聞的，不覺肅然起敬，嘆道：“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

        可見在當時，能談《周易》便可稱名士。原來，從正始起，玄學流行，一直籠罩了整個魏晉。玄學推崇老莊道家思想，重視《老子》《莊子》《周易》，后世合稱“三玄”，因為它們的哲理 “玄之又玄”。魏晉人談論“三玄”，史稱“清談”。總之，魏晉名士的一個特點，便是善于清談玄學。這是思想方面。

        又，《世說新語》記載，有位名士曾經宣稱：

        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他的條件更低了。“常得無事”，遠離塵務，閑逸優雅，得老莊清靜無為之趣；“痛飲酒”可以放任自然，形超神越。至于“熟讀《離騷》”呢？可能因屈原《離騷》是發憤抒情之所作，而名士重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這三個方面總而言之，就是任誕。《世說新語》所記的這段話，正是在《任誕》篇中。這是行為方面。

        魏晉名士的前兩代，正始名士偏重清談，竹林名士偏重任誕。此后的兩晉名士，也是或偏重清談，或偏重任誕。當然，“偏重”而已，并不排除兼而有之。

        清談、任誕，熔鑄而為“魏晉風流”。是真名士自風流。什么是“風流”？我也說不清。我只能將春風的婉轉引薦給你，將流水的潺湲引薦給你，請你自己去領略，然后，然后我們心照不宣。

        不能小看了魏晉名士。他們之中，出了中國古代一流的政治家，一流的哲學家，一流的文學家，一流的書法家，一流的繪畫家，一流的音樂家。除了極個別者，他們皆是有善可陳的。你問我對他們的總體看法嗎？容我想一想。容我想一想后小心翼翼地回答：他們是——

        翩翩濁世之佳公子。

他們生活在那樣的時代

        他們正是生活在“濁世”，不過也不盡同，要分開說。

        正始名士、竹林名士生活的曹魏后期，是司馬氏陰謀篡權而且陰謀得逞的時期。司馬懿原是曹操的僚屬，已經嶄露頭角。曹操是權臣，他異常珍視自己的權勢，對此敏感而多疑。有一次他做了個不祥的夢，夢見“三馬食一槽”。“槽”，他覺得是暗示“曹”，那么“三馬”呢？他歷數朝中姓馬的官員，也沒漏掉司馬懿。多年以后，到了曹操的后代，這夢真的應驗在司馬氏身上，“三馬”就是司馬懿和他的兒子司馬師、司馬昭。

        至于“三馬”是怎樣啃食“一槽”的，且讓我們來看另一個故事。又過了許多年，到了東晉，太子司馬紹有一次與“名臣”王導、溫嶠聊天，他請溫嶠講講他的祖上當初是怎樣得到這份江山的。

        溫嶠大概有點為難，遲疑了一下，王導說：“溫嶠年輕，知道的不多，還是我來講吧。”于是一五一十詳細講述了這一父二子將近三十年間是如何絞盡腦汁，費盡心機，不擇手段，不顧廉恥，慘淡經營，前死后繼，終于如愿使第三代司馬炎黃袍加身，登上金鑾寶殿。

        他講得繪聲繪色，年輕的司馬紹聽得毛發悚然，不覺雙手捂著臉，伏在床上，說：“照這樣說，晉室的國運，怎么能長久啊！”

        這個故事可以充分激發人們的想象：連承受恩澤的后代都感到慘不忍聞，那么“三馬”當時的惡行，這里就不勞辭費了；當年在他們淫威下生活的名士們的處境與心境，也就不難想象了。

        “三馬”駭人聽聞的惡行是會遭到報應的，近在自身，遠在兒孫。果然，司馬炎篡位建立起來的西晉除開始較為平靜外，其他的漫長日子可用一個字概括：“亂”——賈后亂政，八王之亂，永嘉之亂，五胡亂華。中朝名士就在那種混亂中生活，也在那種混亂中被殺。

        渡江名士渡江以后以及江左名士所生活的東晉前、中期，則是另一番景象，這是一種前所未有也是后所罕見的獨特景象，用當時流行的話來說，是“王與馬，共天下”；用歷史學的術語來說，是“士族門閥社會”。后來，又有庾氏、桓氏、謝氏相繼興盛，輪番接力，可稱“庾與馬，共天下”、“桓與馬，共天下”、“謝與馬，共天下”。

        這種“共天下”的局面是皇家不能容忍的，他們曾試圖加以扭轉，卻激起王敦之亂，小朝廷險些覆滅，只得作罷。

        這種“共天下”的局面卻是名士們的黃金時代。“共天下”削弱了皇權，限制了專制獨斷，適合名士自由不羈的個性。與司馬家“共天下”的士族門閥與名士們屬于同一階級，他們的頭面人物本身便多為名士，正可“沆瀣一氣”。

        這便是魏晉五代名士所生活的時代，主要是政治方面的情況。我對各代的敘述，都緊貼當時的政治斗爭展開。

走向自然

        講了“名士”，講了“魏晉”，現在輪到“鏈”了。

        是的，這五代名士，猶如奧運旗上的五環，環環相扣，一個挽著另一個的臂膀，魚貫而來，在時間上相“鏈接”。

        說這是一條“鏈”，更因為在五代名士之間，有一條共同的線索貫穿著。籠罩整個魏晉的思潮是玄學，玄學的精髓是老莊道家思想，而老莊道家思想的精髓則可以說是：“自然”。質言之，“自然”便是將魏晉濟濟多士貫穿成“鏈”的一條紅線。

        “自然”，我以為是魏晉士風繞以演化的軸心，是我要寫的最關鍵的關鍵詞語。魏晉名士的所得所失，其功其過，或妍或媸，都緣于對“自然”的理解和踐行，因此，“自然”也是我繞以展開的軸心。

        “自然”一詞，在現代漢語中有兩種基本含義。一是用作虛詞，即自己如此，本來如此，平常說的“任其自然”、“自然而然”，便用此義。二是用作實詞，指主體以外的客體世界，如山川原野、草木鳥獸，所謂“大自然”、“自然界”。“自然”的這層意思是近代以來才有的，老莊和魏晉名士所說的“自然”，皆屬前者。

        老子是這種“自然”思想的開創者，在他的學說中，自然是與儒家的禮法相對立的。禮法是一種人為的約束和規范，后來發展為系統的“名教”。魏晉名士都不同程度地疏離名教，追求自然，名教與自然的關系成為魏晉玄學的主題。魏晉名士們在行為上任誕、放達甚至縱恣，他們覺得就是在追求自然。可以說，自然，就是自由。當代學者葉秀山《漫談莊子的自由觀》說得好：

        在老、莊思想中，“自然”就是“自由”，“自由”也就是“自然”。“自然”，就是“自如”，即“自己如此”，亦即“自由”。“自由”和“自然”本是統一的，同一的。

        所以，我要寫的主題“走向自然”，說白了，就是“走向自由”。

        另一方面，既然“自然”是自己如此，是非人為，那么還有什么比客觀外界的山川原野、草木鳥獸更天然，更天工，更天籟，更未經人化呢？所以，在長久的運用中，“自然”一詞也不知不覺帶有了前面所說的第二種意味，比如竹林名士阮籍在《達莊論》中說：“天地生于自然，萬物生于天地。”當代學者張岱年《中國古典哲學概念范疇要論》認為，這話“可以說賦予自然以新的含義。近代漢語中所謂自然表示廣大的客體世界，自然的此一意義可謂開始于阮籍”。

        再舉個人們耳熟能詳的實例：東晉大詩人陶淵明《歸園田居》（一）末尾說：“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其中的“自然”既可理解為“自由”（與“樊籠”相對），又可理解為“大自然”（與開頭“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的“丘山”相應）。你說是吧？

        在實際生活中，到了江左名士，這些追求“自然”（自由）的人們，把目光投向了實體自然，投向江南的明山秀水，憧憬隱逸、縱情山水蔚成風氣，王羲之宣稱自己終當在山水中快樂而死，謝安在東山盤桓了二十多年，直到四十多歲才不得已而出仕，似乎在“大自然”中才最有他們要的“自然”——自由。也就是說，魏晉名士的走向自然，包括精神上的（自由），也包括實體上的（大自然）。兩種意義的“自然”到此融合了，我要說的也便到此結束。■

        （《魏晉名士鏈》，蕭華榮著，即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