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禍論”，發端于歐洲，它源自蒙古人進攻歐洲時給白種人帶來的恐懼記憶。19世紀末20世紀初，“黃禍論”甚囂塵上，矛頭針對中國及日本。

        2013年12月臺灣《成大歷史學報》發表孫隆基論文《1908：黃禍論的一年——中、德、英三國文本的比較》，通過1908年中、德、英三國各自出版的一部科幻小說，對它們作出了歷史分析。在上海有作家夢想以中國取代日本，遣艦隊西征歐洲，至1999年成為世界超級霸權。一部德國的作品則想象在不遠的未來日本將侵占美國西部，華僑為其內應。在英國大文豪韋爾斯筆下，則出現對未來空權的預測，他幻想在德國空襲美東期間，被在航空技術上已趕超西方的日中大亞洲同盟從中插入，擊潰了交戰雙方，世界陷入普遍的空戰，人類文明因而解體。事實上，三個小說，評說的都是時事。

《二十一世紀》：沈志華解讀中國處理陸地邊界糾紛的方針

        沈志華在香港《二十一世紀》雜志第143期上發表文章討論冷戰時代中國如何處理與周邊鄰國之間的領土爭端。他首先分析冷戰時期的領土爭端背景，指出新中國政府要實現國家領土屬性的現代化轉型面臨著巨大困難。隨后他解讀這一時期中國處理國際關系的特點是“現實主義”。共和國初期，中共中央對中國與周邊鄰國邊界存在的未解決問題采取“暫維現狀的方針”。1950年代中期，為了穩定周邊環境、突破帝國主義封鎖和包圍，中國開始解決邊界問題，并在周恩來的主持下制定了通過和平談判、依據國際慣例解決邊界糾紛的基本方針。沈志華認為，中國政府最初確定解決邊界問題的基本方針和談判原則是比較合理的。

《近代史研究》：金沖及、羅志田等筆談“中國近代民族復興思潮”

        2014年第4期《近代史研究》發表一組筆談，探討“中國近代民族復興思潮”。導言中這樣說道：“‘民族復興’是一個求諸‘內’的目標，卻是向‘外’奮力求生的產物，是一種自外而內的自反與自信。正因如此，中國近代那些深創巨痛的危急關頭，尤其是像甲午、九一八、七七之類的嚴酷時刻，幾乎出現在每一位相關論述者的筆下。”

        筆談篇名、作者如下：        

《新史學》：看19世紀的日本與中國如何理解“共和”

        2014年6月臺灣《新史學》雜志發表臺灣大學歷史系兼任助理教授藍弘岳《十九世紀日本與中國政治思想之“共和”論述》一文。藍弘岳，東京大學博士，專研日本近代思想史、東亞思想文化交流史等領域。

        “共和”一詞源于漢文經典，但作為近代思想史所討論的“共和”，其詞匯和概念則是由日本傳入。藍弘岳在文中從政治思想史和社會史的角度，就幕末樹立雄藩聯合政權的行動與論述，及福澤諭吉的啟蒙論述和明治時期的自由民權論述，乃至就孫文與宮崎滔天的亞洲主義相關論述去探尋“共和”概念在近代日本思想史的意義。然后，在討論黃遵憲和梁啟超、孫文等清末知識人的“共和”論述基礎上，再就立憲派《新民叢報》與革命派《民報》的政治論爭，分析兩派對“共和”理解的差異，及“共和”成為近代中國思想史的重要政治概念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