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緒被認為是一種內在感知，源于自我，也需要被自我控制。「情緒控制」被認為是一種能力，一種進入社會的能力。我們無法像嬰兒一樣肆意地外露情緒，將一切的不滿毫無時差地展現給他人，我們被要求保持穩定的情緒，憤怒、悲傷、激動、頹廢，這些極端的情緒在當下是不被肯定的，因為在大部分時間中，它是不利于生產的，是容易被利用的，是只能自我消化的。

如果無法成為情緒的主人，我們會被貼上負面的標簽，會被認為是失敗者，會被要求用藥治療。但情緒并不會消失，我們一樣會在現代科技中感到孤獨，一樣會在社交媒體中發泄怒火，一樣會在有限的閑暇之余感慨生活的乏味。學者Luke Fernandez 與Susan Matt在《Bored, Lonely, Angry, Stupid》一書中詳細地講述了情緒在人類歷史中的演變，以及科技是如何改變我們對這個世界的感知和對自身的看法。

憤怒的差異化：不被認可的女性憤怒與黑人反抗

在當下的社會語境中，絕大部分的憤怒是不被允許的，因為憤怒代表著沖突與矛盾，代表著行為將不受控制，代表著理性的喪失與潛在的暴力，對社會和諧造成威脅，不利于社會的有序與穩定。

但在19世紀的美國，男性的憤怒是被認可的，因為憤怒被認為是一種男性特有氣質，更準確地說，應該是白人男性特有的氣質。學會在必要的時機表達自我的憤怒是男性成熟的標志，代表著男孩到男人的成長。被外界欺負而無法憤怒回擊的男性，被認為是懦弱的，是軟弱無力的。

這一男性氣質也被延續到對待社會不公的政治運動當中，憤怒被認為是政治運動中的合法力量，象征著正義。憤怒與愛就像人的左右手一般，在人們追求正義與真相的過程中保持著平衡。

與此相對，女性的憤怒是不被理解的。因為憤怒被認為是與外界對抗的情緒，而對于長期留守在家中的女性而言，憤怒的出現代表著女性的失職。在19世紀，一方面，人們認為家應該是充滿愛的天堂，憤怒的情緒不應該出現在這一私人空間中；另一方面，舒適的家庭環境會讓心情愉悅，有條不紊的家庭空間會讓人遠離憤怒，因此女性不應該感到憤怒，甚至需要為出現在這一空間的憤怒負責。

女性的憤怒不被認可，而非裔族群的憤怒則被簡化與忽略。白人族群基于政治訴求的憤怒被稱為「Indignation Meetings」（憤怒的會議），這種情緒被認為是政治革命中必要且合法的角色。歷史學家Michael Woods估計在1830年到1900年間，每四天半便會有一場「Indignation Meetings」，人們認為這種憤怒的力量能夠將公民們緊密結合為一個道德高尚、高度團結的社群。

而當非裔族群帶著相同的情緒走上街頭時，他們的政治訴求被消解，被遮蔽，只有憤怒的情緒被留下。這樣的憤怒會被白人貼上「厚顏無恥」（Impudence）的標簽，會被認為是一種放肆、無禮、不尊重白人的行為，會被認為是對白人政權的挑戰。反私刑活動家Ida B. Wells記錄了在十九世紀末，非裔族群的憤怒是如何被打壓的，例如「與白人爭吵」（Quarreling with white men）和「發出威脅」（Making threats）等運動都被認為是死罪，并遭到私刑的懲罰。

非裔族群的憤怒無法得到白人社會的認可，這其中的偏見早在殖民時期便露出端倪。在文藝復興之前，憤怒被認為是上帝的特權，作為凡人，只有在特定條件下才能夠憤怒，除了必要的憤怒外，便是被上帝允許的憤怒。而非裔族群被認為是無法控制自我憤怒的群體，需要被他人管控。

宗教與資本，情緒的定義者

在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之前，宗教是影響人們對情緒認知的主要力量。

在圣經中，上帝為了不讓亞當感到孤獨，創造了夏娃。但在英文中，與「孤獨」相關的詞語（Lonely、Lonesome、Loneliness）直到16世紀才出現。很多人認為這與新教的出現有關，在宗教改革期間，新教徒否定了天主教的宗教儀式，社會學家Max Weber認為，這樣的改變使得人們“被迫獨自走上人生的旅途，去迎接一個早已注定的命運。沒有人能夠幫助他，沒有牧師、沒有圣禮、沒有教堂，最后甚至沒有上帝”。

因此人們認為孤獨是這個世界早已制定的秩序，是與生俱來的、生活的一部分，是罪惡的結果，他們所承受的是上帝的旨意。在這份孤獨的歷練下，人們最終能夠得到救贖，而這便是他們甘于忍受孤獨的原因。

但在20世紀早期，受到新思想運動的影響，許多教堂與信徒們開始接受積極主義，即認為個人應該要通過積極的心理去改善個人處境，提高個人品質。因此，孤獨被認為是一種消極的心理而找到排斥，「積極地避免孤獨」逐漸取代「被動地接受孤獨」。并且，出現對孤獨的個體指責，孤獨意味著個體意志力的薄弱，意味著缺少主動性。

資本的發展則加劇了人們對孤獨的厭惡。在20世紀早期，科技產品的發展為人們的生活帶來了便利性，電話、收音機、留聲機的出現，使得人們可以聯系遠方的親友，即使孤身一人在家，無線廣播節目也能夠讓家顯得不那么安靜。但在1910-1920間，商品的宣傳不再注重商品本身的功能或外觀，而是將商品定義為「治療孤獨的良藥」，只要消費者購買了相關產品，孤獨便能夠藥到病除。

「給你的朋友打電話吧，你能夠立刻得到回復，這能幫助你消除孤獨，為你帶來舒心與安全感。」這是1912年Bell牌電話的廣告。與之類似的，還有「如果你擁有一臺Edison牌留聲機，你不會感到孤獨！」「不要錯過Miracle牌收音機，沒有收音機的家是有缺陷的，這樣的生活是不完整的，為什么要讓你的鄰居享受到所有的快樂與幸福呢？」

商品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減輕人們的孤獨感，但他們將孤獨病化的同時，也將孤獨的挫敗歸罪于個體。因為孤獨被認為是一種很好解決的情緒，只要購買相應的商品便能解決，而無法緩解的孤獨，便是你自身存在缺陷。并且，由于社交變得便利，孤獨便與失敗相掛鉤。適應能力強的人是快樂的，他們善于交際，善于結交朋友，而尋求孤獨的人被稱為「loner」，這是帶有負面情緒的詞語，人們認為孤獨的人是處在社會邊緣的，他們被標記被異常，是令人擔憂與不安的。

資本的影響不僅僅是對孤獨的定性，同時也干涉情緒發泄的場域。在19世紀，憤怒是具有社會效益的情緒，是能夠對抗罪惡與不公正的力量，人們能夠自豪地在公共空間中展示憤怒，通過游行抗議等方式表達政治訴求。但在20世紀，隨著資本主義企業的發展，結構化的工作生活與市場關系限制了人們在公共空間中情緒的表達，只有一小部分群體被排除在外，那便是老板們。

憤怒情緒從公共空間轉向私人場域，私人汽車、電話、電視成為人們發泄情緒的重要工具。在1988年“道路憤怒”（Road Rage）成為一個新的社會問題，美國運輸部在1996年發現，在4萬例汽車事故中，有三分之二是憤怒駕駛造成的；而在1997年，這一比例相比1990年增加了51%。學者認為私人汽車是一個相對匿名的場域，并且容易逃跑，人們在工作場域中壓抑的情緒便在這一段時間內得到釋放。

科技所帶來的自我關注與淺層敬畏

喜劇演員Jill Shargaa在一次TED演講中抱怨，人們太過頻繁地使用「令人敬畏」（Awesome）一詞，來形容那些世俗平凡的情況與事物，她認為，敬畏應該要保留給更特殊的事件或經歷，例如登月、金字塔的建造、或是在身處大峽谷之中。

心理學家Paul Piff和Dacher Keltner則發現現代社會存在「敬畏被剝奪」的現象，因為人們無法像前幾代人一樣能夠親眼目睹璀璨的星空，或是超凡的自然美景；取而代之的，是人們發明的各種科技產品，人們更加注重于自我關注，而不再與自然萬物的宏偉所聯系。

敬畏、吃驚（Awe、Astonishment），這些詞語在過去用于形容人們對于大自然未知力量的畏懼。在殖民時期，人們認為不應該試圖去捕捉宇宙中偉大而令人敬畏的力量，因為這可能會引起神的憤怒。但到了19世紀中期，隨著科技的發展，人們的觀念開始轉變，科技讓馴服這一未知力量成為可能。但在轉變過程中，宗教與科技進行有著奇妙的化學反應。

在1844年，Samuel Morse向大眾介紹電報時，將電報與上帝相聯系，認為是上帝在幫助電報的信息傳輸，這是上帝賜予我們的禮物，人們認為可以通過電報與上帝進行交流；而電話也同樣被給予這樣的期待，除了上述中緩解人們孤獨的功效外，電話不僅可以撥通上帝的號碼，還可以與在天堂的親友進行聯系。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抱有這樣積極的心態。塞繆爾·莫爾斯電報公司的業務經理Amos Kendall曾在一份報告中記載，北阿拉巴馬州的人們在削減電報的使用，因為他們收到一位傳教士的鼓勵，認為因為電報的使用造成了天氣的干燥。“上帝派干燥的天氣來懲罰這個世界，因為人們太聰明了，所以上帝減少了對閃電的使用。”

科技的使用也沒有給人們帶來期待的生活。電報被認為是能夠幫助人類跨越距離與生死，與上帝、親友進行溝通的工具。但在實際操作中，因為每一份電報的價格較高，日常生活的交流與溝通很少能夠使用到，能夠被傳達過來的信息，只有親友的病痛與死亡。Mary Boykin Chesnut在日記中寫道，電報就像是一條響尾蛇一樣，收到電報只會讓你感到害怕，你會嚇得臉色發白，不敢打開；更糟糕的是，響尾蛇只會咬你一個人，而電報會告訴你又有多少人去世了。

新科技的出現能夠帶給我們帶來驚喜，對人類力量感到敬畏，但這樣的情緒持續的時間并不會長久，人們在使用一段時間后，便會習慣科技所帶來的新鮮感，敬畏之情也隨之消逝。并且隨著科技的快速更新，這一情緒被喚起的機率逐漸減少。學者Gregory Noel認為，出生在電子時代的青年對于科技的適應力更強，他們更少感受到敬畏的情緒，相反他們對科技有著更高的期待，他們無法忍受科技的短暫失靈，即使是一點卡頓，都足以讓他們焦躁不安。

我們沒有機會去感受深層次的大自然所賜予的敬畏之情，除此之外，科技也讓我們無法容忍片刻的空虛與無聊。我們在所謂碎片化的生活中無縫插入各式各樣的外界信息，我們無法接受在除了睡覺的時間內，出現感官的零刺激。無法看視頻便戴上耳機聽音樂，總有一個感官需要工作。

無限下滑的短視頻也降低了我們對無聊的容忍度，我們很難再坐下來看一個1小時的長內容，在有選擇的情況下，我們會快進，會拉進度條，會點擊退出。2015年的一項研究表明，人的注意力已經低于金魚，我們不再能夠嘲笑金魚九秒的注意力，因為我們的注意力甚至只有八秒。

情緒一直被認為是我們的內在感受，需要我們進行自我調節，但它真的由我們自己掌控嗎？誰又是情緒真正的主人呢？情緒衍變的歷史告訴我們，它并不是與生俱來的，不是天生的，也不是獨屬于我們自己的。我們很難通過個體的力量來定義與改變情緒，這樣的轉變必須是社會層面的，是集體發生的，因為情緒受到廣泛文化、風俗習慣的影響，它是社會性的，是政治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