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年黃海大戰結束后，“定遠”諸艦懸掛紅旗返回旅順，以示血戰而歸。事后，臨陣脫逃的“濟遠”號管帶方伯謙被逮下獄。看在多年同學的份上，“鎮遠”號管帶林泰曾想與“定遠”號管帶劉步蟾聯名為之說情，但遭到后者的斷然拒絕：“此吾不與也。且大東溝一役，彼固知全軍將覆，而欲脫身事外，袖手以觀我輩之淪亡，彼于大局何？”最終，方伯謙被軍前正法。

        方伯謙系福州船政學堂一期畢業生，北洋艦隊成軍后任“濟遠”號管帶。據軍中洋員回憶，方伯謙喜歡表現，好議論，在軍中屬于比較活躍的將領。另外，方伯謙私生活上也很會享受，北洋艦隊所到之處如煙臺、威海、福州等都建有寓所，而且每處都納有妾侍，這與獨居軍艦、軍旅生涯中僅回過3次家的“致遠”號管帶鄧世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方伯謙的生活態度與其個性有關，同時與北洋艦隊的待遇有著密切關系。作為“濟遠”管帶的方伯謙，其年薪接近4千兩白銀，這在當時無疑并不多見。仕途上，方伯謙也是春風得意，盡管比不上學業更優秀的劉步蟾、林泰曾，但在同期學員中畢竟穩居艦隊管帶之職，其在戰爭爆發前還屢次上條陳給李鴻章，奏請速添快船，改善裝備，將艦隊聚零為整，“有事則全隊出北洋游弋，若遇倭船，便于邀擊”，可見其見識并不算差，而其能與李鴻章直接往來，足以證明其在艦隊中的地位。        

        至少在豐島海戰前，方伯謙的表現還算正常。有推測說，“濟遠”號大副沈壽昌在豐島海戰中腦部中彈，腦漿鮮血噴了旁邊的方伯謙一身，后者由此失魂落魄，似乎跟變了個人似的。更離奇的是，有多位目擊者證明，方伯謙率“濟遠”號西撤時，除掛白旗外還懸掛了日本國旗。或許有人要問，其日本旗從何而來？怎么會想到攜帶日本旗呢？        

        懸掛他國國旗以迷惑對手的戰術，日本艦隊也采用過，如其軍艦即掛過英國旗，開戰前才換成本國國旗。但是，提前準備并懸掛敵國國旗，就未免有些讓人匪夷所思了。當然，在以一敵三的不利局面下，方伯謙在豐島海戰中畢竟率“濟遠”號全身而退，保船而歸，掛旗或逃跑之事也就沒有被深究。孰料在黃海大戰中，方伯謙竟然不顧大局，率艦先行脫逃，這無論如何，都不能為國法所容、為軍法所宥。        

        事后，李鴻章在參奏逃將時稱：“茲據丁汝昌查明，‘致遠’擊沉后，該管駕方伯謙即先逃走，實屬臨陣退縮，應請旨將該副將即行正法，以肅軍紀。”可笑的是，方伯謙竟以為自己是總兵銜，而清朝歷史上極少有處死總兵的先例，其自認不過革職而為之心存僥幸。直到清廷命令下來，方伯謙這才痛哭流涕，追悔莫及。這時，他還設法央求毅軍老將宋慶為之求情，后者冷冷道：“我恨無海軍生殺之權。自我操，則七月間已在軍前正法，尚復令爾重誤國家大事耶！”當年9月24日，方伯謙被押至旅順黃金山下處斬，時年42歲。     

        方伯謙被正法后，曾有人以《冤海述聞》為之喊冤。多年以后，其后人仍有為之鳴屈的。盡管在細節與動機上可能有些許出入，但總體而言，方伯謙之案事實清楚，處刑得當，算不得冤案。若說冤，北洋艦隊提督丁汝昌可能更冤一些。      

        黃海大戰中有一種說法，“定遠”主炮首發巨炮時，艦橋因年久失修而被震塌，丁汝昌因此被摔成重傷。但真正的事實是，日艦擊中“定遠”后，丁汝昌的左腿被破碎的甲板壓住，炮彈引發的大火將其燒傷。盡管如此，重傷后的丁汝昌仍坐在主炮后方的甲板上，以此鼓舞全艦將士們的士氣。艦上洋員泰勒即在其回憶錄《中國紀事》中說，“提督坐一道旁，彼傷于足，不能步立；惟坐處可見人往來，見則望之微笑并作鼓振之語。”同樣受傷的泰勒“用半通之華語及英語，互相勉力。終乃與作表示同情，崇敬，且欽佩之握手，凄然前行，心中尤念及不幸之丁提督所處地位之可哀。”       

        很多人認為，丁汝昌是騎兵出身，沒有海軍經驗，讓他擔任北洋艦隊提督完全是個錯誤，是李鴻章為控制海軍而任用私人所致。這種說法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對丁汝昌本人來說未必公道。當然，海軍是高技術兵種，非經長時間的學習訓練不能勝任，但當時的中國海軍屬初創時期，又上哪里找具有海戰經驗的高級將領呢？對那些學堂出身、毫無軍事經驗的年輕將領，李鴻章又如何能放心得下？畢竟，沒有經歷過戰陣的軍校生，很難稱得上真正的軍人，像方伯謙這樣的不就很快垮掉了嗎？持平而論，以知識相對欠缺但有實際戰爭經驗的丁汝昌為北洋艦隊提督，只能說是相對不壞的過渡性選擇，如過分苛求未免有些脫離實際了。        

        北洋艦隊覆滅后，丁汝昌順理成章地成為整個海戰失敗的替罪羊，死后也不得安生。當丁汝昌的靈柩被運到煙臺后，李鴻章上奏朝廷，稱其“誓以必死，孤忠慘烈，極可憫傷。懇將丁汝昌所得處分開復，以示大公”，并請求朝廷將丁汝昌和劉步蟾、張文宣同等從優賜恤。        

        但是，山東巡撫李秉衡卻上奏朝廷說：“丁汝昌以旅順失事，奉旨革職，拿交刑部。其歷次罪案，已在圣明洞鑒之中。戰敗死綏，僅足相抵。”由此，劉步蟾、張文宣等人都獲得朝廷優恤，而對丁汝昌的諭旨卻成了“毋庸議恤”，刑部還下令將丁汝昌的棺柩加上三道銅箍捆鎖，棺材和銅箍都用黑漆涂抹，以示戴罪。   

        對此，很多正直之士都為之不平。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夏，威海、榮城、煙臺、旅順沿海紳士商民，京外官梁世烺、劉宗漢、潘慶瀾等300多人，甘肅提督姜桂題、浙江按察使王仁寶等10人，廣東水師提督薩鎮冰、直隸候補道曾兆錕等114人，都先后呈請北洋大臣袁世凱為丁汝昌伸雪。袁世凱據以入奏，稱其“始終艱難委曲之情，亦為天下中外所共諒”。后來，連大學士孫家鼐也奏請為丁汝昌昭雪。      

        就這樣，丁汝昌的靈柩一放就是十幾年。直至1910年，清廷為籌辦海軍，海軍大臣、貝勒載洵奏請為丁汝昌平反，朝廷才以“力竭捐軀，情節可憐”為名批準其奏請，將丁汝昌開復已故前北洋艦隊提督原銜，以示昭雪。由此，丁汝昌的靈柩才得以解除銅箍，入土為安。        

        死了的人不能放過，活著的人也不好受。被“康濟”艦送至煙臺后，北洋艦隊剩余將領葉祖珪、邱寶仁、林國祥、程璧光等人被遣回原籍，聽候朝廷的發落。不久，朝廷發布諭旨，將這些人和牛道臺等島上官員全部革職，聽候查辦。再后來，除“康濟”艦改缺為差外，清廷干脆將北洋艦隊的所有武職，從提督到總兵，從千總到把總，加以徹底裁撤。換言之，北洋艦隊在編制上已被一筆勾銷。當時在北洋艦隊中擔任二管輪的黎元洪，也是在這時棄海登岸并改投老領導張之洞門下，由此飛黃騰達并當上民國大總統的。       

        自此后，北洋艦隊便永遠的成為了歷史。那支曾經龍旗飄揚的艦隊，那些雄視亞洲的軍艦，那些勇敢英武的艦長，那群忠誠活潑的水兵，都永遠的消失在歷史的深處。和這支艦隊一起消失的，則是國人曾經的艦隊夢和強國夢。如今，夢想破碎，痛徹心扉！      

        幾乎所有的海戰，都是以一方的全軍覆沒作為結果，而慘痛的失敗足以讓人忘掉那些海軍軍人們曾經戰斗的英勇。在殘酷的戰爭中，北洋水師的將士們曾勇往直前，義無返顧，以至于戰死或者自殺殉國的將領竟占到高級指揮官的半數以上，這在整個世界海軍史上也是極為罕見的。然而，北洋水師這一切的奮戰和犧牲，在世人的眼中，他們仍舊沒有資格說“雖敗猶榮”這四個字。       

        北洋艦隊14名管帶中，“致遠”管帶鄧世昌、“經遠”管帶林永升、“超勇”管帶黃建勛和“揚威”管帶林履中，均在黃海大戰中壯烈殉國。四人中，除“經遠”管帶林永升當場陣亡外，其他三名管帶都是座艦沉后不顧救援而決意與艦同亡。“鎮遠”管帶林泰曾則因座艦不慎受傷而自責過度，自殺身亡。“定遠”管帶劉步蟾是在炸毀自己座船后，在極度悲憤的情況下自殺身亡。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在山窮水盡之下，生服鴉片自殺。同晚，護軍統領張文宣也以同樣方式自盡殉國。之后，“鎮遠”號繼任管帶楊永霖用步槍自殉。帝國的海軍精華，一時俱去。這是何等的慘烈！

        

        （本文選自《重讀甲午：中日國運大對決》，金滿樓著，人民日報出版社2014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