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有研究幾乎一致性地視亞太地區二元結構（安全靠美、經濟靠中）為消極的。但任何事情都既有消極面，也有積極面。就亞太地區二元結構而言，其積極面或許可以從國際公共產品的“消費者—供應方”視角加以考察。根據這一視角，亞太地區二元結構事實上是一種公共產品提供的比較優勢結構，中國在為地區提供經濟類公共產品方面更占優勢，而美國的優勢則在為地區提供政治、安全等公共產品。

        盡管人們普遍認為，中國的經濟性崛起，特別是中國為地區提供替代性經濟類公共產品的能力、意愿和接受度的上升，可能導致中美權勢轉移甚至霸權戰爭。但現實發展卻是，亞太地區的中間國家或公共產品消費者，既未在中美之間“選邊站”，也未對中國或美國提供的公共產品選擇免費搭車，相反，卻是通過積極努力使中美雙方的比較優勢都得到了強化。

亞太公共產品供應體系三階段

        從國際公共產品的“消費者—供應方”視角看，亞太地區公共產品的供應體系已經歷了兩個階段的發展：一是中美地區公共產品供應比較優勢結構的自然形成階段；二是消費者對這一初生的比較優勢結構的接受和有意識強化。

        目前，亞太地區公共產品供應體系的建構正邁向第三個階段，即中美共同承認、接受并有意識地鞏固這一分工協作架構。

中美應確立領導權分享思維

        首先，從亞太地區公共產品的主要供應方的角度看，中美雙方應放棄傳統的權勢競爭邏輯，共同推進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構建。

        美國正“嚴肅”思考中美權勢轉移的可能及其應對方案。美國認為，中國的經濟性崛起可能產生遠超出經濟之外的戰略性后果，中美未來的危機可能遠超出冷戰結束頭20年所經歷的，并使人們的注意力必須從先前討論的控制中美軍事沖突升級，轉移到控制軍事沖突之前的危機的升級。

        必須指出的是，美國的恐懼很大程度上都是想象的而非真實的。即使依據權勢轉移理論的標準，中國也遠未成長到“威脅”美國的水平，中國的經濟實力遠未達到美國的80%，中美權勢轉移很大程度上仍處于準備期，而非即將成為現實。如果再將中國反復宣示的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決心納入考慮，可以發現，美國以亞太再平衡戰略應對中國的地區公共產品供應能力、意愿和接受度的上升，犯下了基本戰略取向的錯誤。

        與之相對，中國所倡導的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理念，很大程度上符合當前亞太地區公共產品供應的比較優勢結構的發展。

        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核心是不沖突、不對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贏，旨在“從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把握兩國關系，以積極態度和發展眼光推進對話合作，以相互尊重、求同存異精神妥善處理分歧矛盾，不斷充實合作伙伴關系的戰略內涵。”應用于中美在地區公共產品供應體系的建設中，就是要求中美雙方首先確立雙邊關系的共識，促進亞太地區公共產品供應的合理分工與協作，避免供應方之間的相互惡性競爭。

        其次，中美雙方應主動接受地區公共產品供應體系的前兩個階段的成果，放棄傳統的領導權競爭思維，確立領導權分享思維。

        需要指出的是，當前地區公共產品供應比較優勢結構，是以公共產品消費者的主動行為強化的，尚未得到中美兩個公共產品供應方的有意識的明確接受，特別是美國方面更是錯誤地以亞太再平衡戰略來應對這一事態發展。美國試圖憑借其在政治、安全領域的公共產品提供優勢，在鞏固上述優勢的同時，通過以TPP為主的經濟手段，重新贏得其為亞太地區提供經濟領域的公共產品的主導權，將中國“推回”到先前的從屬地位。

        但領導權競爭思維顯然已經不可能：亞太地區的公共產品供應機制的地理性競爭或壟斷已難以實現，同時，領域性競爭或壟斷已經成為事實。

        實踐上，圍繞朝鮮核問題的六方會談內部事實上建立了某種領導權分享機制，這在第三輪會談后逐漸明確，這可為雙方未來在亞太地區公共產品供應體系內的領導權共享模式，提供重要參照。

        第三，中美應圍繞地區形勢的快速發展，加強協調，并及時根據地區公共產品供應的比較優勢結構變化而對其加以動態調整。

        當前國際關系發展的最大挑戰不只是事態的發展過快，更是變化的速度本身在變快或“速度變化的速度”。

        就當前的中美地區公共產品供應能力、意愿和接受度來說，其未來發展的確充滿重大的不確定性。

        一方面是中美雙方的能力和意愿限制。中國作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實體和亞太地區大多數國家的第一大貿易伙伴，意味著它不太可能被邊緣化，更別說被遏制。同時，盡管美國是否擁有足夠資源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仍具有高度不確定性，但短期內美國供應安全類公共產品的能力仍難以被撼動。當然，也不排除美國的精力或資源因其他事態發展而不得不被分散，進而呼吁補充性甚至替代性的安全類公共產品供應方的可能，特別是如中東、俄羅斯中亞地區的地緣政治挑戰。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美雙方應強化協調力度，就潛在的公共產品供應體系的調整進行討論，確保亞太地區公共產品供應體系的穩定性和合理性。

        另一方面，中美也需要相互協調確保亞太地區公共產品的“消費者—供應方”互動的正常與合理。

        在中美雙方尚未實現戰略思維的根本性調整之前，亞太公共產品的消費者——亞太其余國家——往往選擇在供應方之間待價而沽，這也是亞太地區二元結構往往被消極看待的最重要原因。的確，盡管更支持中國的經濟類公共產品供應能力建設，但多個亞太國家仍加入與TPP談判，以確保自身未來的戰略靈活性。類似地，諸多亞太國家也對美國提供的安全類公共產品持保留態度。

        例如，越南既試圖通過提升與美國的防務關系抗衡中國，同時又需要中國來推動其國內經濟改革并避免來自華盛頓的人權和政治改革的壓力。

        又如，印度在許多美國人眼中是個重要性越來越大的天然盟友，但卻在許多問題上與中國有著相似的戰略立場。

        再如，澳大利亞作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最可靠盟友，但其國內對自身戰略未來也存在重大爭論，呼吁在華盛頓與北京之間采取更平衡立場的聲音也很強大。

        盡管中美在亞太地區的公共產品供應比較優勢結構的強化、甚至機制化，符合亞太地區各國的最大利益，但亞太地區各國在促進中美緩解零和思維的同時，自身也從現實主義角度準備戰略策略，不僅旨在避免未來陷入戰略困境，更有可能以此作為戰略籌碼，挾持中國或美國的地區戰略。

        就此而言，中美協調并非是要建立公共產品供應方的壟斷結構，而是要避免公共產品消費者的騎墻戰略的潛在消極后果，確保地區公共產品供應體系的健康和穩定發展。

        （本文節選自作者6月29日在第六次全球問題青年論壇“周邊地緣環境新趨勢：理論分析與戰略應對”上的發言，原題為《國際公共產品的供應競爭及其出路——亞太地區二元結構與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建設》，論壇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主辦。本文經作者授權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