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時期落第士人群體研究》，黃云鶴著，中華書局2020年6月版，454頁，76.00元

一

根據網上公布的數據，從1977年恢復高考至2019年，中國高考的毛錄取率，已從3%激增至80%，高等教育似乎已漸近“天下無遺才”的局面。然而若以一本錄取率來看，除京津滬達到30%之外，安徽報考人數五十萬，錄取九萬四千人，錄取率為18%，浙江報考三十萬，錄取五萬三千人，錄取率17%，河南報考九十八萬，錄取十二萬人，錄取率為12%，不少中西部地區不到10%。1977年高考失利者為五百四十多萬，至2018年，被擋在一本線以外的考生則近八百萬。隨著985、211、“雙一流”標簽的輪番上陣，大學生這一群體，在數量急遽膨脹的同時，其內部也因政策與社會的影響在不斷分化。被擋在名校之外的考生，固然不能目之為失敗者，但在教育資源、畢業工作、乃至再度求學等方面仍遭受著諸多的限制和困難。以致有教師專門將其在二本院校的從教經歷集結成書，關注那些被排除在一流大學之外的普通青年的奮斗與日常。時至今日，高考已成為國家選拔人才的第一輪篩選，教育在促進社會流動的同時，也在不斷制造社會分層。

縱觀歷史時期，也僅僅是少數的讀書人能夠享有金榜題名時、看盡長安花的快感。大多時候的大多數人，或是哀嘆“浮生只如此，強進欲何為”，或是“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基本上接受“人生各有命，在余胡不淑”的結局。盡管帝王將相的時代早已過去，但仍少有為失敗者謳歌立傳。現代物理學表明，宇宙大部分的存在是我們看不到的暗物質，習慣于將焦點對準明亮與璀璨者，或許是人類的天性。故能夠著墨于那些被邊緣、被背景的群體與事物，無疑是可貴的。黃云鶴先生《唐宋時期落第士人群體研究》（中華書局2020年，以下簡稱《落第》）一書，便屬于此類。

二

《落第》全書計三十六萬余字，包括緒言、結語在內，共十二個章節。分別論述了唐宋時期落第士人群體的規模數量、落第士子科舉身份的制度保障、入仕途徑、社會出路、經濟生活、文化活動、地方影響以及婚姻感情等方面的內容。據作者自述，書中一些具體問題學界雖已有涉獵，但較為瑣碎，缺少系統化的關照，因此就唐宋落第士子作為一個整體進行考察，仍然有很大空間（第9頁）。

誠如斯言，在筆者看來，是書的最大貢獻，并不在于開拓新說，而是在歸納總結個案研究的基礎上，勾勒出唐宋時代，在國家制度的影響下，士人階層的群體分化的外貌與內部演進的邏輯。作為承前啟后的時代，作者關于唐宋的討論，對明清時期的研究頗有啟發與借鑒之處。第一章《唐宋時期落第士人群體規模量化與分析》在前人的基礎上，重新估算了唐至宋落第士人的規模與量級，不少數據可以直接拿來與明清時期的情況進行比較。第二章《唐宋時期落第士人再試取解、拔解、免解及特奏名等問題》，對于落第貢舉人再試取解的時間與地點做了系統梳理，從制度層面解釋了明清科舉士群身份分化的歷史邏輯。第五章《唐宋時期落第士人的經濟生活》，從國家與地方層面，對科舉落第后在地士人的諸多生活樣貌進行了描述，不少現象，在此后的明清時期“反復上演”，從一個側面揭示了宋明之際士人群體的連續性。第九章《宋代落第士人在基層社會中的作用》，從落第士人群體的這一角度，重新討論了宋代以降地方知識精英的興起，涉及到的則是明清鄉紳群體形成與出現的歷史脈絡。

今日學界，“眼光下移”之呼聲一浪高過一浪，但不可否認的是，士人群體仍然是理解中國歷史的一把鑰匙，除去該群體本身對歷史進程施予影響的考量外，落實到具體研究開展所需要的材料，可能大半也是出自當時知識階層之手。這就決定了不少史學核心命題，或多或少與該群體的研究有著聯系。

三

由該書引發的最自然聯想，當屬與唐宋變革有關的話題。如錢穆先生認為秦乃貴族社會、東漢至隋唐為門第社會，自宋以下，始是純粹的平民社會。宮崎市定在繼承內藤湖南的基礎上，進一步認定宋以后的中國進入近世，由貴族政治轉而為科舉士人政治，平民憑著科舉制度入仕，而鮮少政治世家。盡管表述各異，但學者們均認為，唐宋之際，社會組織和階級構成及其流動，確有根本之變化，其發生與科舉制度的實施密切相關，落實至具體表征上，便是產生出了一個龐大的新的士人群體，這一群體，又引導著社會文化風尚的轉移。柳立言就唐宋變革有一個認識論層面的概括：不同的領域，變革的起點和終點是不同的，有些發生在唐宋之交，有些在兩宋之交，有些則遲至宋元、元明之交；變革的意義也不盡相同，有些代表從中古過渡到近世，有些則是過渡到現代甚至后現代。特定的史實，研究者也會得出不同的史觀（《何謂唐宋變革》，載《中華文史論叢》2006年第1期）。如其所言，在目前有關唐宋時期士人群體的論述中，學者們也往往持有各自的印象。在筆者看來，這類論述大致可以分為理想型與地方型兩類。

理想型士人可以參見余英時、劉子健等人的討論。在《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中，余英時便提及其研究偏重于理想型的士人人格。盡管其也談到“從社會結構與功能方面看，從漢到清兩千年間，士在文化與政治方面所占據的中心位置是和科舉制度（廣義的如兩漢的察舉）分不開”（第6頁），但對于制度的著墨較少。又如其注意到“宋明兩代的士不容混為一談，不但活動取向不同，思想也有極大的分歧”（第4頁），著眼仍在于思想層面。劉子健注意到宋代向內在的轉捩，在于政治上的失敗，“許多知識分子不可自抑地轉向內省和回顧……內省讓他們將更多的注意力傾注在自我修養上，而較少關注國家大事”（《中國轉向內在：兩宋之際的文化轉向》，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126頁）。在關于兩宋士大夫政治文化的討論中，余英時注意到歐陽修多談吏事，張載在本鄉以禮化俗，呂大鈞兄弟立鄉約，范仲淹創立義莊等一系列地方建設的思想背景（《朱熹的歷史世界》第三章《“同治天下”—政治主體意識的顯現》，三聯書店2004年，210-230頁），但未予以展開。所以包弼德在該書的評論中，進一步指出了對宋代以降地方型士人精英關注的必要性（《對余英時宋代道學研究方法的一點反思》，載《世界哲學》2004年第4期）。其《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江蘇人民出版社，2017年）一書中，談到唐宋之際士人經歷了“從門閥向文官，再向地方精英的轉型”（100頁）。包弼德所代表的這一地方型取向，還可見郝若貝、韓明士等人的研究。

如果說余英時將唐宋之際士人的思想重新納入政治史的脈絡加以梳理，包氏等人便是將士人放入社會史的框架重新勾勒，但兩者均有將唐宋之際的士群視為超驗存在的傾向，而未將其產生的土壤作為需要正視的對象納入考量。這一點，在王德權對谷川道雄關于士人王權超越性觀點的駁正中亦有所體現，即“士人為何與如何成為地域社會里最具支配權力的角色”不應當僅僅從個案的主觀選擇化約為客觀現實的普遍闡釋，政治結構的轉換，即中古以來，隨著科舉制度施行后，“士人—鄉里”關系的脫嵌，方是解釋唐代以降，包括古文運動、地方重建等士人思想行為轉向發生的契機（王德權《為士之道：中唐士人的自省風氣》，中西書局2020年）。換言之，無論是聚焦精英知識分子的理想型研究，抑或是對哲學史寫作方式加以修正的地方型路徑（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課堂講錄續編》，三聯書店2012年，42頁），均沒有過多涉及唐宋之際一般士人群體的演進邏輯。

四

《落第》的研究，無疑使得上述議題的開展有了更為基礎性的參照。第二章中，作者考察的是制度層面，落第士子再次赴試的程序問題，即“取解”的有無。唐、五代，落第貢舉人，需再試取解，同時也存在著法外拔解之途，至宋，落第士子的免解現象逐漸普遍，遂為明代舉人無需重復鄉試的濫觴。這些變化，均源自國家取士政策的不斷調整。唐代士人入仕的起點，從地方轉移至國家，而宋代以降免解群體的擴大，又使得部分落第士人，毋需頻繁奔波至取解之地。免解士人群體的不斷擴大，必須由各級政府不斷確認的科舉特權，最終變為一種身份性特權，這無疑是明清地方性紳權出現的前提。國家制度對于士群的形塑，由此可見一斑。

伴隨著科舉身份的常態化，是落第士子經濟特權的擴大。作者在第六章中，詳細地梳理了唐宋國家對于落第士子賦役，尤其是徭役方面的優免。“天下黔首，不憚征賦，而憚力役”。除進入中央官學者外，唐代對于落第士子并無特殊照顧，至宋，優免之權逐漸由太學擴展至地方官學，這一做法，也為明代所繼承。南宋時期，落第貢舉人不僅可以免除身丁，職役也可募人代役，開啟了明清舉人、生員徭役優免權的先聲。免解與免役，相合而進，構成了唐宋之際落第士人群體“在地化”圖景的基本框架。

然而，上述特權的獲得，并不意味著落第士子享有優渥的生活。士子的相對貧困化是唐宋以來士群演進的一個趨勢。作者在第七章中指出，相較唐朝，因社會結構的轉型，缺乏家族的庇護，宋以后的士人愈發困難，原因之一，便在于昂貴的科舉成本。“千金之室，至以讀書破業者有矣”，雖非普遍現象，但也確實道出了科舉本身存在著致貧的風險。也正因為如此，落第士人群體的在地化，往往呈現出不同的社會面貌，勤勞本分者以農耕、教書、經商、行醫等方式治生，慵懶巧詐者則以興訟、游丐、干謁等方式寄生。因此，唐宋之際的落第士人中，既有為天地立命者，也不乏刁劣浮薄之人，既是地方精英，又是地方巨蠹。他們于地方基層之建設，民間文化之涌動，社會治理之變革等唐宋之際的轉型，影響深遠。

作者在書本最后的結語中指出，科舉以其強大的吸引力將無數讀書人卷入其中，但大多數者注定成為落第者。歷代政府也曾試圖最大限度將落第士子納入至政府的控制體系（407頁）。然而國家在面對巨大成本的消耗時，也不得不接受落第者成為在地者這一現實。宋明間，不斷被國家制造出來的免解者，終于分化成不同的社會階層，進而又強化了上述種種現象。從此意義而言，前述理想型抑或精英型士人的產生，與這一進程密切相連。

近年來有關士人群體的研究，限于資料，漸有前輕后重的局面。中古士人研究的眾多議題，均已討論的相當成熟，理論層累亦繁。是書的特點之一，不在相關概念上做過多糾纏，以盡可能簡潔典型的史料，平鋪直敘，闡明問題。群體研究，往往需量化性的描述，作者在提供具體數字同時，將匹配的大量表格附于書末，進一步提升了閱讀的流暢感，方便普通讀者和專業學者各取所需。加之每部分后作者都有小結加以概括，更方便讀者把握觀點。即使對于初涉該領域之人，閱讀此書，也不太會有入寶山而空回之感。但若就此視該書為登堂之捷徑，又未免風光狼藉，徒增見解，想必也絕非作者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