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許會成就又一場影響中國經濟改革的“老青對話”。

        “危機是改革的第一動力”，“如今的改革，更多的是一種日常工作而缺乏了激情”，“改革計劃經濟的時間比計劃經濟本身的時間還要長”……

        ?6月21日，“莫干山會議”30年后，數位莫干山會議的與會者們再度聚首，共論改革，其言辭之犀利、觀點之精辟仍不輸當年。如何促成新的思想解放和社會共識，從而推動改革，是以經濟學家張維迎為代表的莫干山親歷者們的一致看法。

        經濟學家、民間學術團體人文經濟學會理事長茅于軾對澎湃記者表示，與1984年的“莫干山會議”相比，時下的中國改革，最缺乏的是解放思想的勇氣。

400位青年師生與會

        6月21日，以“莫干山：1984的創新與動力”為主題的2014搜狐財經夏季峰會，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舉行。

        此次會議的主辦方，除搜狐財經外，還包括以茅于軾為理事長的人文經濟學會，以及林毅夫曾擔任主任（院長）的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

        參加會議并發表演講的，除周其仁、張維迎等當年莫干山會議的親歷者外，還包括茅于軾、陳志武、姚洋等學界代表，以及劉永好、梁建章等商界精英。

        姚洋，現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劉永好和梁建章，則分別是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和攜程網創始人。

        會議觀眾約400人，絕大部分是在京各高校和研究機構的青年師生。此次會議涵蓋兩項議程，分別是“思想市場與改革動力”和“中國下一個30年”。兩項議程中，除嘉賓發言和演講外，還安排有觀眾互動環節，主題分別是“有改革才有中國夢”，以及“哪些改革迫在眉睫”。

        “莫干山會議”，是經濟學界對1984年9月3日至10日，于浙江省德清縣莫干山上召開的“全國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的通稱。“莫干山會議”是在城市經濟體制改革踟躕不前的背景下召開的。會議提出的價格雙軌制方案，為中國經濟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經由此次會議走上中國改革前沿的青年群體，更是在此后的中國經濟改革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足跡。

“危機是改革的第一動力”

        “危機是改革的第一動力。”“莫干山會議”論文選稿者石小敏這樣認為。

        石小敏，現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石小敏稱，因為當年在原國家體改委工作，“身份不自由”，1984年他未能參加“莫干山會議”。石小敏認為，社會發展是有慣性的，只有各種社會危機積累到一定程度，才會導致重大社會變革的發生。

        為此，石小敏將重大社會歷史事件與地震震級做了一個類比。

        “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都有其內在的因果邏輯，這好比是地震的前震和余震。”石小敏指出，當社會危機積累到一定程度，領導人自然會直面危機，因勢利導，做出推動改革的重大選擇。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危機是改革的第一動力”。

        在石小敏看來，1984年的莫干山會議就是這種情況。“當時是中央領導和中青年學子的‘蜜月期’”，莫干山提出的價格雙軌制改革可謂水到渠成。回到當下，石小敏認為十八大以來中央各項全面深化改革的措施“非同凡響”，特別是打擊腐敗不打折扣。他相信，當重大挑戰到來之時，中央領導會做出新的歷史性決策。

決定性作用：市場還是權力

        不過，針對地方政府貫徹中央全面深化改革政策的現狀，陳志武和姚洋都提出了質疑，認為他們“沒有真正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

        從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到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陳志武認為政府對市場的認識和定位進一步深化，“市場的全新時代到來了”。但陳志武發現，地方政府在落實市場作用的過程中，很快就走了樣。

        “一遇到穩增長的挑戰，省長們就開座談會，鼓動大家重新加大投資，上馬高鐵、水利、能源等項目。這究竟是市場在起決定性作用還是權力在起決定性作用？”陳志武發問。

        姚洋的觀點與陳志武類似。以中美兩國不同的新能源汽車產業政策為例。姚洋指出，中國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大力扶持新能源汽車產業，地方政府更是直接提供大額補貼，但中國的新能源汽車依舊發展緩慢。反觀美國，在沒有一分錢補貼的情況下，美國公司特斯拉的電動汽車卻發展迅速，就是因為其加大研發豪華車型，走高端路線，以高定價覆蓋電動汽車的電池成本。

        “凡是政府干預多的地方，往往也就是產能過剩的地方。”姚洋表示。

        如何減少政府對市場的不當干預，經濟學家、當年的莫干山與會者周其仁，對此也有同樣的困惑。“我最近常常在思考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們改革計劃經濟的時間，為什么比計劃經濟本身的時間還要長？”周其仁問道。

        “計劃經濟持續的時間，不算文化大革命的話不過20年，而改革已經進行了30多年，為什么到現在不僅沒改完，反而還越改越難？”以農村土地流轉為例，根據周其仁的研究，即便在人民公社時期，農民的宅基地都是可以自由買賣、自由轉讓的。

        禁止農村宅基地自由買賣和轉讓的法規，恰恰是發布于改革啟動后的1990年代。1999年開始實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于非農業建設”。

        “就是這條法律，導致了目前的農村土地流轉困局。但它卻是制定和實施于改革開放開始后。”周其仁指出。

        在周其仁看來，不能把所有新政策的出臺都理解為改革，“只有與市場經濟方向相一致的措施才能叫改革，而逆向措施則不能稱為改革。”

無法判斷下一個“莫干山會議”何時到來

        和周其仁相比，對于改革之難，張維迎的體會同樣深刻。

        張維迎認為，改革大政的制定和實施，有賴于思想市場的廣泛傳播和社會共識的高度達成。

        “一切變革的實現，都是以一種新的社會理念去替代舊理念。而新理念的產生，則是以社會思潮在思想市場的廣泛傳播為基礎的。”張維迎指出。

        張維迎對澎湃記者表示，1984年的“莫干山會議”確實可以視為中央領導與中青年學子的“蜜月”。

        當時“文革”過去不久，高考也剛剛恢復，廣大青年急欲表達滿腔熱血。而下至地方上至中央的政府官員，也對新思想、新思潮充滿渴求。對他們來說，改革不僅僅是工作，更是一種生命激情。整個社會具備了各種新思潮、新觀念自由碰撞的良好氛圍。

        據《莫干山會議真相》等文章披露，莫干山會議前后，曾有兩次時任國務院主要領導與青年學子的直接對話，業內稱之為“老青對話”。

        張維迎在回答澎湃記者提問時指出，30年時間里，之所以始終未能產生與當年“莫干山會議”同等分量的青年學者和改革理論，青年人的自身原因固然是一方面，但更多的還是社會大環境使然。

        茅于軾也對澎湃記者表示，他無法判斷下一個“莫干山會議”會在何時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