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載激流澎湃，半甲子滄海桑田。

        30年時間里，莫干山，成了中國經濟改革的代名詞。

        6月21日，中國經濟學界的幾位代表人物重新聚首，再論莫干山。

        只不過這次，會議地點不是莫干山，而是寓象征意義于他處的北京釣魚臺國賓館。

重聚

        6月21日，以“莫干山：1984的創新與動力”為主題的2014搜狐財經夏季峰會，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舉行。

        此次會議的主辦方，除搜狐財經外，還有以經濟學家茅于軾為理事長的民間學術團體——人文經濟學會，以及林毅夫曾擔任主任（院長）的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

        按照計劃，參加會議并發表演講的，除茅于軾、周其仁、張維迎、陳志武等經濟學家外，還有來自商界的代表人士，如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攜程創始人梁建章。

        上述學界權威和商界精英，將在此次會議上，“再度對中國改革做最大膽的建言”。

        本次會議涵蓋兩項議程，分別是“思想市場與改革動力”和“中國下一個30年”。兩項議程中，除嘉賓發言和演講外，還安排有觀眾互動環節，主題分別是“有改革才有中國夢”，以及“哪些改革迫在眉睫”。

        會議宣傳語仍然透露著1980年代的理想主義色彩：我們需要從歷史中尋求智慧，渴望在追尋來路的過程中得到啟迪。我們希望做些什么，推動整個社會去創造充滿無限可能的未來。

        事實上，這并非中國學界第一次再論莫干山。

        2012和2013年，經濟學界曾兩度再上莫干山，參加“中青年改革開放論壇（莫干山會議?2012）” 和“中青年改革開放論壇（莫干山會議?2013）”。

        2012年莫干山會議的主辦方，只有國家發改委國際合作中心一家單位。2013年則新增了一家：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

        莫干山為何如此重要？它又是怎樣與中國的改革“扯上”關系的？

起點

        在中國，莫干山于經濟而言，某種程度上并不亞于黃埔之于軍事。

        這是因為，莫干山會議的與會者，以及藉此次會議形成的莫干山精神，在此后30年時間里深刻影響著中國的經濟改革進程。

        如果說黃埔是中國現代軍事教育的起點，那么稱莫干山為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思想史的起點”也許并不為過。

        1984年，那群還沉浸在書生意氣中的莫干山參會者，幾乎都在中國的經濟改革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足跡。其中包括：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國務院副總理馬凱，全國政協副主席、央行行長周小川，財政部部長樓繼偉，中國國際金融公司原董事長李劍閣，經濟學家周其仁，經濟學家張維迎……

        莫干山會議，是經濟學界對1984年9月3日至10日，于浙江省德清縣莫干山上召開的“全國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的通稱。

        在會議籌備組副組長、時任國家體改委宏觀規劃組處長的徐景安看來，1984年的莫干山會議，既是“經濟改革思想史的開創性事件”，卻也是一次充滿著各種風險的會議。

緣起

        1984年6月12日，《經濟日報》發表了一條題為《本報等五單位將召開中青年經濟學術討論會，廣泛征集論文邀請入選者作為正式代表出席》的新聞。

        正是這條新聞，改變了中國一群年輕人的命運，同時也深刻影響了中國經濟改革的歷史進程。

        新聞全文如下：

        本報訊 《經濟日報》、《經濟學周報》、《世界經濟導報》、《中國青年》等報刊和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將于9月上旬在浙江省聯合召開“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討論的中心內容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從本月中旬開始，向全國廣大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廣泛征集論文。論文入選將作為正式代表應邀出席會議。論文寫明“九月征文”字樣，寄北京市《經濟學周報》社。論文不超過八千字，提綱不超過一千字，并請寫清作者姓名、性別、年齡和工作單位。

        新聞的發布者自身可能也沒有想到，這條短短200字的短訊，將會對中國的經濟改革產生怎樣的影響。

        1984年的中國，農村改革大有起色，城市改革卻舉步維艱。其中，圍繞如何建立合理的價格體系，經濟學界主張各異。有的主張“以調為主”，有的主張“以放為主”，誰也不能說服誰。

        據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常修澤回憶，當時正值十二屆三中全會前夕，《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處于起草過程。遇到的突出問題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問題，即到底是繼續按照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或計劃經濟體制的變形“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慣性運作，還是另辟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新路。

        也是恰在此時，幾位在政府智庫從事經濟研究工作的年輕人，萌生了舉辦一次只有中青年參加、不論資排輩、自由爭鳴，并直面當時中國重大現實經濟問題的學術會議的想法。

        這幾位年輕人是：朱嘉明，時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前身國務院技術經濟中心經濟師；黃江南，國務院技術經濟中心助理研究員；張鋼，《經濟學周報》負責人，中國經濟學團體聯合會聯絡人；劉佑成，浙江經濟研究中心研究人員。

        后來的歷史證明，正是這四人，成為莫干山會議真正的始作俑者。

風險

        在1980年代，盡管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起航，社會思潮也處處點綴著理想和浪漫色彩，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要召開一次主題如此敏感的學術討論會，卻仍然面臨著不確定的政治風險。

        這一風險的歷史背景是，1984年5月在安徽合肥召開的“全國改革者大會”，遭到了時任部分中央領導的批評。

        這個由民間組織的“世界新技術革命浪潮和中國改革研討會”，邀請了當時改革的先鋒人物——時任安徽鳳陽縣委書記翁永曦、浙江海鹽襯衫總廠廠長步鑫生、鞍山無縫鋼管廠廠長王澤普，意在把全國改革者聯合起來，推動社會進步，甚至有進一步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意圖。

        此會以一個響亮的名字流傳，叫“全國改革者大會”。

        會議鋒芒畢露，遭到了中央領導的批評：“憑什么叫改革者大會，難道說參加是改革者，不參加就不是改革者？”

        據張鋼回憶，“改革者大會后，草木皆兵，這時開會非常扎眼。為了增加合法性，所以才想到用多家新聞機構聯名發起的辦法。”

        經過籌備和運作，莫干山會議最終由 《經濟學周報》、《經濟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世界經濟導報》、《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雜志、《中國村鎮百業信息報》、《經濟效益報》、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浙江省經濟研究中心等聯合發起召開，并有幾位時任國務院主要領導的秘書，中宣部理論局、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以及浙江省官員出席。

        這些官方人士的參與，使得莫干山會議在很大程度上規避了政治風險。

        莫干山會議的宗旨是 “為黨和國家獻計獻策”，中心議題是城市經濟體制改革。

        會議的直接成果，是于9月15日就向中央上報的七份專題報告，分別是：《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與價格改革相關的若干問題》，《企業實行自負盈虧應從國營小企業和集體企業起步》，《沿海十四個城市對外開放的若干問題的建議》，《金融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發展和管理股份經濟的幾個問題》，以及《糧食購銷體制的改革和農村產業結構的變動》。

        9月20日，主管原國家計委和體改委的時任國務委員張勁夫批示，“中青年經濟工作者討論會上提出的‘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極有參考價值。”

        10月10日，國務院時任主要領導批示，“‘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很開腦筋。總題目是如何使放調結合，靈活運用；因勢利導，既避免了大的震動，又可解決問題。”

        上述報告，成為是年十二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的重要智力支撐。

        不僅如此，眾多莫干山會議的與會者，也藉此一舉成名，進入政府乃至中央高層視野，獲得了為中國經濟改革不斷建言的機會。

        比如張維迎，當時只有24歲，正處攻讀碩士研究生的最后半年。當年12月，張赴國家體改委報到上班。

        再如1985年4月，河南省政府組織河南省經濟咨詢團，時任省長劉杰親任團長，副省長何竹康任副團長，邀請莫干山會議骨干人員為政府咨詢顧問。

        而國家體改委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等智庫的成立，更是標志著“中青年”對于體制改革的研究越來越多地介入。“中青年”從此走上中國的經濟改革研究前沿，逐漸成長為一支不可忽視的政策研究力量。

        這些青年人，有著強烈參與社會變革的熱情和愿望，其“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抱負，絲毫不輸民國時期起于青萍草莽的大風英雄。

會風

        除成文的報告外，莫干山會議始終為后世稱道的，還有她那不拘世俗的會風和直面問題的勇氣。

        在會議召集階段，組織者就摒棄了論資排輩的傳統，能不能參會只有一個標準：論文水平。

        參加會議的正式代表124人，由會議籌備組從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的1300余篇應征論文作者中挑選而來。選拔過程中，不講關系、不講學歷、不講職稱、不講職業、不講“名氣”，只憑論文水平確定代表資格。

        正是這一標準，從起點上成就了莫干山會議的輝煌。

        此外，參會者不允許帶論文上山，“只帶身子來”，不許念稿子，杜絕泛泛而論。

        會議議題均為當時國家經濟發展和改革面對的尖銳問題，討論必須有的放矢、切中要害。議題掛牌討論，各組分散于各座小樓，成員可互相串，任意選擇自己感興趣的議題參加。

        開會時間分三段，會議開得熱火朝天，有時火藥味兒十足。白天不夠夜里繼續，討論、爭論不休。與會者精神亢奮，專注，高強度，不休息。會議結束時，竟有一大半人病倒。

        一張與會者在山路臺階上的合影顯示，因為天涼和生病，許多人套上了炊事員的白制服，形象頗為滑稽。

        也許，于這些即將登山中國經濟改革大舞臺的中青年而言，這種滑稽或曰放蕩，恰恰釋放了他們不吐不快的滿懷壓抑和縱橫捭闔的萬丈豪情。

        30年后的今天，不知當年這些莫干山會議的參與者們，心中是否與今人有一樣的疑問：下一個莫干山會議的歷史坐標，會在何時何地出現？

        （本文參考2008年10年25日經濟觀察報《莫干山會議真相》，及2013年9月10日東方早報《“莫干山會議”再尋改革新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