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石》中的那種感覺淡了

        《奇石：來自東西方的報道》延續了彼得·海斯勒一貫的新聞報道式寫法，客觀地講述了他在中國、埃及、美國等地經歷的24個故事。

        最先發言的止庵說他非常喜歡這本書，“我最喜歡的是作者的態度，可以用兩句話來概括，就是關心而不迷茫，冷眼旁觀而不高高在上。”何偉無論是在寫中國，還是在寫美國、埃及或者其他地方，都秉持這樣的態度，“這個可以說在西方是很久遠的傳統，我們可以想到，比如寫小說的格林、毛姆，他們都是用正眼的態度看世界。在中國的作品里面，無論是小說還是虛構作品、非虛構作品，都比較少見這樣的態度。”其次，止庵覺得何偉在書中始終對真實或者本質的東西有一種洞徹的觀察，“這跟他的那種態度有關系。”

        梁鴻曾寫過《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等書，也都是非常好的非虛構類作品。她最近在寫一本關于晚清時期的中國的書，“外國人看中國的視角非常大、非常寬，不管是傳教士也罷，富人也罷，還是官員也罷，他們都在看中國。當然也包括之前的，比如羅素，很多外國哲學家、思想家都在看中國。你會發現，關于中國這個形象是一個特別大的概念。羅素說中國是靜止的國度，是一個沒有主觀精神的國度，它的象形文字就代表中國是一個停滯幾千年思維的國度。我當時覺得這樣的哲學家竟然認為我們的漢字是精神停止的象征，怎么可能這樣說我們呢！但是后來我發現，很多西方的哲學家研究中國精神的生成，羅素就認為中國這樣沉靜的性格恰恰使得中國免于很多的災難，并且使得漢族文化能夠包容一切，當然換句話說可能把所有都淹沒掉了。”這樣一個關于中國的概念，就是這個龐大的帝國進入世界之前或者之初給世人的一個印象。不僅外國人，中國人自己也有一個前視野，“我們這個視野可能也是受到很多影響的，包括魯迅寫《故鄉》之前，在日本他也看到寫的中國人的氣質，這個對他影響非常大，那里面談到中國人的性格，包括面子，包括各種各樣自我的一種概念性的界定。”

        過了這么多年后，再看何偉的《尋路中國》和《江城》，梁鴻覺得他是一個“不概念”的作家，“他很細致的，從中國內部看中國生活，來看中國的氣質”。她特別喜歡《江城》，“《江城》是他比較早的一個文本，比較新鮮，比較粗糙，但是那樣一種新鮮，這個國度又遠又近，他愛這個國度，希望了解這個國度的每一個表情，比如他去飯店跟老板說話、聊天，觀察老板的一舉一動，是特別愛的人，他沒有把西方前視野帶到文本里面，反倒是一個非常坦誠、新鮮的人。他希望了解，雖然他不知道怎么愛，但是他希望去愛。”

        “但是這本《奇石》比《尋路中國》中的那種感覺要淡。”梁鴻最近一直在看這本《奇石》。“這本書比較龐雜，不光是中國，還寫到埃及，包括寫和平隊——他是以和平隊的隊員身份來到中國，然后去做支教工作。他對和平隊的本身也進行非常大的反思，這種交叉的視野非常有意思，他總是把自己內部精神的生成和起源進行解剖。當然他也寫到美國這樣一個激進體系，怎么樣來弄錢，分析得非常好。”

        “當然我也有一點想法。我在看第一篇《野味》和《奇石》的時候，覺得他有簡化的傾向，有一點他不愛中國人了。我看完之后覺得，難道中國人這么不好，他不愛我們了嗎？《江城》那種愛多么新鮮、多么赤誠啊？”梁鴻說這是他讀《奇石》的一點見解，她強烈推薦大家讀《江城》，覺得何偉這三本書呈現了外國人在中國游走的情感變化。

        陸暉作為媒體人，從新聞寫作的視角談了他對于何偉幾部作品的理解。“何偉對于我們中國的記者來說，應該算是一個比較羨慕的對象，說得夸張一點算是偶像級的一個人物。我們記者首先羨慕的是他的這種狀態，很自由又很充實，還很寬裕。這樣一種狀態，對于記者來說很不容易，他可以自由地游走在中國廣大的土地上，而且很重要的一點是他的稿費非常高。我記得以前有一個段子討論，21世紀初的時候，他給《紐約客》寫稿，一個字稿費是一到兩美元，相當于一個字是我們的8-16元人民幣。他寫一個字就可以吃一碗面，寫一個句話就可以吃一頓大餐，寫一個自然段，一周的生活就差不多有著落了，他一年寫上兩三篇就不愁了。對于中國的記者而言，我們很少有人能夠做到他這樣的狀態。”

        陸暉說他也非常喜歡何偉，“他之前的三部曲《江城》、《尋路中國》、《甲骨文》——我買的是臺灣版的，這三本書我最喜歡的就是《甲骨文》，但是這本書沒法在大陸出的，這也跟我們現實非常一致，最好的東西往往你都見不著。好在《奇石》這本書把里面的一些內容摘過來，把一些相對來說沒那么敏感的內容摘過來放到這本書里面，所以我看到這本書的時候又重溫我當時看《甲骨文》的感動，我覺得非常好。”

        但《奇石》又與何偉之前的幾本書有一些不同。“其實他在《紐約客》寫的很多作品更像是新聞作品，《江城》、《甲骨文》和《尋路中國》都是他在這些新聞作品的基礎上擴展然后才寫成的書。《奇石》里面的文章更多地保留他作為新聞作品的那種狀態，為什么有的地方感覺到比較簡明或者明快，我明顯感覺到那是因為編輯加工的原因，這本書不光是何偉本人的東西，還能看到《紐約客》的編輯的一些功力。”

        陸暉覺得，何偉最初寫《江城》時，文本還是很粗糙的，但是后來越來越純熟、越來越精致，這都是跟編輯磨合的結果。當然這讓他的寫作更加職業化，但也失掉了初心。不過，他還是很羨慕，何偉至今還能對他的寫作保持非常熱愛的狀態，“這在中國的媒體人中間很難見到，也是我們非常羨慕，甚至有一點仰望他的地方。”        

新新聞寫作與特稿

        隨后，嘉賓們討論到何偉這些作品在體裁上該如何分類。出版社在宣傳何偉的作品時，總是說它們是非虛構文學。止庵認為，《奇石》不應該稱為“非虛構文學”，而應該叫做“新新聞寫作”，但是又跟美國1960年代興起的新新聞寫作不一樣。他提到，非虛構寫作和新新聞寫作是兩個東西，但是可以歸到一個大類里面。1960年代，美國出現新新聞寫作，主要是因為肯尼迪遇刺對美國人震動非常大，他們發現現實中發生的事情比想象的要戲劇性得多。“何偉這本書如果仔細看，全是他自己所見、所感。他沒有脫離他自己去寫任何事情，他沒見到的就不寫；他也沒寫過他以外的任何一個人，寫那個人在想什么。所以，我覺得這本書就是《紐約客》的一個基本傳統，就是寫自己經歷的故事，這個跟美國1960年代非虛構的寫法有差異的，他是一個很克制的非虛構文學，基本是在真實而不是在想象的層面上寫的。”

        陸暉說：“中國新聞界對何偉沒有成書之前的稿件，相對長一點的、比較有意思的稿件，有一個專業的術語叫做‘特稿’。特稿是與調查報道、日常消息、通訊這樣一些文體相對應的。在中國做特稿，現在已經出現了，也不少，但是整體來說還處于比較初級的階段，還在發育生長的階段。”這個過程，陸暉也算經歷過。2001年他剛進入新聞界的時候，做記者、編輯的每人手頭有一本必備的教材，就是《普利策新聞獎特稿卷》那本書，“我們看到大量跟國內新聞報道完全不一樣的報道題材，當時有一種感覺，就像打開了天窗。”而那時候中國報紙上的災難報道或者罪犯殺人的報道，文體還比較僵化，“現在來看特別沒有故事化寫作的模式，比較呆板的告訴你信息。”什么時候在中國媒體上寫出像普利策特稿獎那樣的作品，是陸暉一直的夢想，“而且當下新聞界有一些作品已經接近了。”

        “但是從另外一方面來說，我又感覺離這個夢想變得越來越遠。”因為陸暉覺得像《奇石》中那樣的題材，何偉那樣的采訪，難度不高，“在我們看來，這個新聞太簡單了、太容易了。我們部門的記者如果說他要寫這樣一個題材，我會毫不猶豫地告訴他不要寫，因為這個不值得一寫。”但是，他不得不承認，何偉的高明之處在于他寫這么一個在別人看來毫無意義、毫無價值的題材，能夠寫出趣味來。“這就是中國當下新聞的環境和美國的環境的極大區別，這個區別就是我們現在整體媒體的業態還在別人一百年前那個時代。當時美國有一個時代叫做‘扒糞時代’，中國現在就處于‘扒糞時代’的狀態。我們今天最重要的是把信息報出來，把一個內幕、黑幕報出來，至于你用什么文學性的手法去包裝它，那個不重要，那是第二位的。首先要把核心，也就是我們做新聞強調的猛料，爆出來。在國內爆料做得最好的是胡舒立團隊，但是在寫作上他們寫得太差了。胡舒立也跟我談過這個事，她也很苦惱，但是沒辦法，因為美國過了‘扒糞時代’，又過了二三十年代所謂的客觀新聞主義的時代，那個時代的新聞專業主義講究的是絕對的客觀，就是記者不在稿件中有任何自己的觀點或者任何的傾向性，所以平衡報道，一定要采訪正方的、反方的觀點，而且給他們同等的字數來報道描述。”

        之后，美國便出現了新新聞主義——陸暉繼續了止庵的話題。“基本觀點就是認為新聞不應該是客觀的，或者說不應該是純客觀的，這種所謂的純客觀只是一種偽客觀。因為你作為記者本身，作為一個人，去選材的時候決定寫什么、不寫什么，已經有了主觀傾向性。你在寫作過程中用這個采訪內容、不用那個采訪內容，用這個題材、不用那個題材，都有傾向性。”在新新聞主義理論的影響下，美國出現了大量的非虛構寫作，“后來我們所說的‘特稿’，只是這個潮流中的一部分，當然是比較重要的一個部分。從那時候開始，美國掀起了到現在為止還有的大量寫普通人的生活。比如普利策特稿里面提到寫一個大腦手術，完全文學化的方式來描述這個手術。有大量的寫作題材都是寫普通的人在生活中遭遇了磨難的故事，他們怎么樣跟疾病或者困難、災難做斗爭，然后人性得到升華。”這樣的新聞寫作，是陸暉那代新聞人的共同理想。“比如當時《南方周末》做了一個特稿專題版，當時的團隊有李海鵬、張杰等，他們有好幾個人到了今天的《人物》雜志，這個特稿版也出了很多很好的作品，比如有一篇是寫亞洲舉重冠軍，退役后來生活很凄慘的事情。這個版支撐了三四年時間支撐不下去了，被取消掉。我自己在《南方都市報》，當時有一個部門叫深度新聞部，希望把我們以前所說的揭黑的新聞做得高端一點、故事一點，當時每天強調故事化的寫作，也取得了相當多的成效，有很多好的作品。后來我離開《南方都市報》，這方面基本也沒有寫了。”

        “我們現在中國媒體的狀態還屬于爆料的時代。”陸暉說道。因此，何偉那樣的寫作無法獲得發展空間。一方面，不可能給記者很多的時間去寫，或者寫這樣一篇報道給他帶來很高的物質價值——稿費。當然稿費還不是最重要的，現在已經有很多媒體開始嘗試用高稿酬去獲得好作品。另一方面，寫這樣一篇報道的影響力遠不如寫一個強奸案、馬家爵殺人案，或者貪官腐敗、包養情婦的故事，這些可能花半個月、一個月就可以做出來所謂的獨家，而在這個過程中寫作已經是最不被看重的部分，“最看重的首先是能夠獲取信息、線索，第二看中的是能夠找到我想要采訪的人，最重要的人，他愿意跟我說，我能夠想辦法打動他，讓他開口，至于他說什么都可以，最后才是我怎么樣把這個稿子寫好。我只要如實地把采訪的東西記錄下來就是非常好的稿件，這就是中國當代的一個情況。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情況？因為我們現在的料太多，料太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