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紅樓夢》第五十回中有這么一個場景：這年冬日，李紈因賈母讓他們制燈謎，對園中姐妹說了自己編的兩個謎語，一個是“觀音未有世家傳”，一個是“一池青草草何名”。兩個謎語的謎底都在《四書》之中。最終，林黛玉猜中了第一個，謎底是“雖善無征”；史湘云猜中了第二個，謎底是“蒲蘆也”。

        倘若不熟悉《四書》，其實猜中這兩個謎語是頗有難度的。第一個謎底出自《中庸》，“征”是“證”意，全句意為先王之禮雖好，可是無從證實。而同時“征”也有“納征”之意，是古代婚禮的“六禮”之一。最具善名的觀音，因無人向其納征而沒有子孫后代——謎面謎底正相吻合。第二個謎底也出自《中庸》：“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蘆也。”蒲蘆，即蒲葦。此句是說以合適的人立政，正如以地種樹，政治就像蒲葦那樣，易生易成。所以“一池青草草何名”之問句，射“蒲蘆也”之答句，內容與形式完美相符。

        大觀園中李紈、黛玉、湘云等皆熟習《四書》，以之猜謎射覆，自然在雅致的生活中平添了幾分情趣。不過，我們也可從下文薛寶釵的言語中得知，這些謎語并非“淺近的物兒”，因而不能“雅俗共賞”。

        以經書文句猜謎射覆，在中國古人那里，自是常見之事。中國古代的學士大夫，甚至包括出自名門的許多閨秀，在幼年時大都經歷過諷誦經書的階段。先將經書熟爛于心，然后思考體認，是中國古代讀書人所遵循的一般徑路。在這一徑路下，許多人對諸多典籍都能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謎底范圍已經設定的幾個謎語自然是難不倒大觀園中聰慧的女兒們的。

        經書與古人的生活本就是一體的，許多學士大夫常在生活中與經書為伴，而周圍之婢女奴仆也都盡受濡染。最有名的故事莫過于東漢鄭玄家中的兩個婢女的對答。當時鄭玄懲罰一位做事不稱心的婢女，叫人將之拖到泥中，恰逢另一位婢女走來，問道“胡為乎泥中”（《詩經·邶風·式微》），被懲罰的婢女答言“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詩經·邶風·柏舟》）。經學大師鄭玄的家中，連婢女之間的對答都這么浪漫詼諧，恰如其分，讓人不得不佩服古人的高雅的生活情趣與語言藝術。

        這種在日常對話中引經據典的例子，其實并不罕見，尤其是宋代以后，文義相對淺近的《四書》系統取代了《五經》系統，更在讀書人的思想上留下了深刻印跡。明清的絕大部分讀書人并不會深入研究《四書》，然而盡管這樣，自少苦吟暗誦的經歷已經足以讓他們在生活中自如地引經據典。

        明代的大學士李東陽是一雅愛戲謔之人。據《皇明世說新語》記載，他曾在京城中設宴款待會試貢士，酒過數巡之后，諸人起身告辭，此時李東陽嚴肅地說有一道試題希望相商：“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諸人面面相覷，不知何意，李東陽在一片寂然中說出了四字——“只是待湯”。原來李東陽挽留諸人的原因，乃是只飲了酒，尚未喝湯水。然而李東陽卻借用了《孟子》中儒家圣王“商湯”的故事來表達如此生活化的意思，難怪在場諸人皆為捧腹。

        清朝的同治帝在少年就傅之時，喜愛嬉戲。“傅諫不聽，繼之以哭”，沒想到同治帝取《論語》中“君子不器”一語，用手指掩住下面的兩個“口”字，“使傅讀之”，后者遵命照辦，于是不得不破涕為笑。

        明清以降，社會上一般的讀書人及其家人其實也常常在生活中自如地運用《四書》，下面所引《清稗類抄》中的一則故事頗可以反映這樣的現象：

        某學究年假歸，以所得束修陳于幾，驕其妻曰：“此乃從‘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來者。”妻聞言，亦從柜中出錢若干陳于幾，與之相炫。學究見妻之所陳，較己束修多十倍，問所從來。妻曰：“此乃從‘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來者。”學究大怒，與其妻爭。其父在門外聞之，乃曰：“此細事，何必爭，‘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這一場兒子、兒媳與父親之間的對話，各自運用《論語》表達了自己的意思，雖然與鄭玄家婢的對話相比，言語稱不上高雅，然而也可從中窺探《論語》文句使用的生活化。類似如此的記載，甚至難登大雅之堂者，在《清稗類抄》中所在多有。從這些記載可以得知，《四書》其實在相當程度上進入了一般人的生活，援引《四書》以恰切地表達感情、態度與思想，明清以來是頗為常見的一種現象。不論是皇帝、士大夫還是一般讀書人，對待圣賢教訓，其實并非如我們想象的那樣嚴肅端方，他們完全可以以之戲謔，以之調侃。

        不過，我們也可以發現有一些人認為圣經賢傳不可侮弄。晚清宗室盛昱曾延請的一位塾師，便是這樣一類人。盛昱是肅武親王豪格的七世孫，是一喜好清談雅謔之人，一次宴請賓客，他在席間添酒之時，漫引《中庸》“其至矣乎”，卻故意讀為“豈止一壺”，引得那位塾師神情莊重地避席，指出這是在“侮圣人之言”。一時之間，四座愕然，面對塾師的義正詞嚴，身為宗室的盛昱亦不知如何是好。

        上述數例，展現了古人閱讀、運用《四書》的一個側面。不論對《四書》采取什么樣的態度，在生活中以之戲謔、猜謎也好，或者堅定地維護其神圣性也好，其實都可以反映出《四書》與明清時期人們日常生活之間的關聯。在某種意義上而言，古人生活在經典之中，經典對于他們正如水對于魚，而我們今天的人們似乎不是這樣。

        倘若我們連理解古人生活中的猜謎射覆、幽默詼諧，也就是達到古人“常識”水平還有點難度的話，那么回歸經典的路似乎還有很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