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慶市政府最近發出限期停止土葬，實行火葬的政令，引發一些高齡老人選擇了自殺，以求能在大限之前安然土葬。       

        為什么非要土葬？這和古人對于喪葬的習俗和認識有關。臺灣學者蒲慕州在《墓葬與生死》一書中說：“生死之事是每一個社會都必須面對的問題。社會中一個成員的死亡……不但具有社會意義，也具有宗教意義。……人死之后，經過一套喪葬禮制的施行，便離開生者的社會而進入另一個世界。喪禮為生者替死者所施行的一套儀式，以結束他與這世界的關系，并且保證或引導死者進入另一個世界；而埋葬則將死者的身體以一種生者認為恰當的方式加以處理。”      

        所謂恰當的方式，包括火葬與土葬。古代并非沒有實行過火葬。比如宋代，就是火葬最為盛行的時代，這主要受到以下幾個因素的影響，一是佛教的世俗化，比如宋代火葬最盛行的浙江福建一帶，佛教影響極盛，在五代就被稱為“東南佛國”。二是因貧困導致為節省喪葬費用而采取火葬。三是由于宋與遼夏金的民族融合，受到北方少數民族喪葬形式的影響。但需要指出，當時主流喪葬形式還是土葬，而且除了官方，主流輿論也是極力反對火葬的。《禮記》說：“眾生必死，死必歸土。”這一觀念到了宋代已經深入人心，所以程頤、王安石、朱熹等人均對火葬極為反感。在他們看來，只有大奸大惡之人，才會受到焚尸揚灰的懲處。我們也確實能找到實例來佐證他們當時的說法。南朝劉宋時期，宋文帝劉義隆的兒子劉邵在侍女王鸚鵡的蠱惑下，采用巫蠱術詛咒父親，最后弒父自立。劉邵失敗后，王鸚鵡和巫婆嚴道育被處死之后，還要焚尸揚灰于江中。這一做法顯然有巫術祛除巫魅的意味。       

        明清時期火葬習俗仍有留存，不過還是集中于東南地區。《雙槐歲鈔》卷一“禁水火葬”條說，朱元璋定都南京之后，與學士陶安登上城樓，聞到城內外焚燒尸體的味道，很不舒服。陶安說：“古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于枯骨。近世狃于胡俗，或焚之而投骨于水。孝子慈孫，于心何忍？傷恩敗俗，莫此為甚。”朱元璋對陶安的看法很認同，此后，明軍北伐、西征，“見枯骸，必掩埋之而后去”。洪武三年還下達圣旨，禁止浙江等地采用水葬、火葬。民間辦喪事死喪，必須埋葬，“如無地，官司設為義冢，以便安葬，并不得火化，違者坐以重罪”。只有那些死于外地，子孫無力運送棺槨回鄉的，才允許火葬。       

        余英時先生在《東漢生死觀》中指出：中國人“普遍視死為精神離開軀體或生命由世間轉到來世”，而墓葬正是古人眼中來世的居所。保護尸體在墓葬中的安穩，以保佑子孫后代，這是極為重要的責任。有時候，為了保護祖先的墓葬與尸體，甚至會做出極端的行為。著名的通俗小說《二刻拍案驚奇》第三十一回，講述的就是孝子為了保全父親的尸體不因為打官司而受勘驗，寧可求死的故事。志怪文學作品中有大量因為墓葬、尸體受損導致祖先托夢給后人的故事，雖是虛構的作品，但顯然反映了古人對于土葬的重視。       

        梁恭辰的《北東園筆錄三編》卷六“火葬”中，還介紹了鬼魂對于火葬的看法：清代諸暨縣令王耘，因公事去杭州出差。因為天晚，城門關閉了，他就在錢塘江船上過夜。半夜時分，忽聽外面有人哭泣，下船一看，見有夫婦倆在那里抱頭痛哭，旁邊還有一個老人在勸解。老人說：江邊有個瑜珈會，你們不如去那里喝杯酒，散散心。夫婦倆回答說：“明天就有烈焰焚燒之慘，想起來心里就難過，哪有心思喝酒啊？”王耘正想上前搭話，三人忽然不見了，只在旁邊路上看到了三具棺材。第二天，王耘進城辦完公事出來，發現三具棺材中，有兩具已經火化了。原來，杭州當時有火葬的習俗，老人去世后，親人將尸體焚化，將骨灰放在壇中再安葬。他想起昨晚的情形，心里難過，于是上疏請上司嚴禁火葬。       

        1949年之后，殯葬改革提倡火葬，這也許無可厚非，但是對于傳統的喪葬習俗，保持必要的敬意和尊重還是理所應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