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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和經濟學科建設
三年來,教育部和各高校都在熱烈討論“新文科”建設。這對推動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在新時代的繁榮發展,推動中國高校的“雙一流”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探討“新文科”背景下中國經濟學的學科內涵與時代意義。在下文討論中,首先介紹“新文科”的時代背景,特別是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和以大數據與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蓬勃興起,然后分別探討“新文科”背景下中國經濟學的理論內涵、研究范式的轉型,包括文理學科交叉和經濟學與人文社會科學其他學科之間的交叉等跨學科知識方法的融合,中國經濟學的國際化,經濟學人才培養的理念創新與課程設置變革等,最后是簡單的總結。
一、“新文科”建設的時代背景
“新文科”建設,一般是指人文社會科學和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交叉融合而形成的以交叉學科、交叉專業為主要內容的“新文科”這樣一個學科建設過程。“新文科”概念最早由美國俄亥俄州的希拉姆學院(Hiram College)在2017年提出,旨在對傳統文科進行學科重組、文理交叉,將新技術融入哲學、文學、語言等課程體系之中,實現跨學科的融合和交流。
事實上,任何一個學科都有它的歷史傳統,其發展具有歷史的連續性和路徑依賴的特點,因此,任何學科的改革、創新與發展都是建立在已有的歷史基礎上。但是,“新文科”一個最顯著的特點是它的時代性。我們現在正處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我們所處的時代有什么重要的特點?這些特點對人文社會科學建設提出了什么要求?我們如何應對這些要求?
(一)新時代的重要特點
首先是新信息技術革命的興起。互聯網、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機器學習、區塊鏈以及物聯網等新技術相繼問世,以這些新技術為代表的信息技術革命正在深刻改變人類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新信息技術和經濟的結合,正在推動新一輪工業革命,產生了“數字經濟”這樣一個新的經濟形態。隨著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數據成為最關鍵的生產要素,有人將數據稱為數字經濟的“石油”資源。以前我們講生產要素,一般是指資本、勞動、技術、管理,現在還要加上數據。數據作為一種新的生產要素,到底有什么新的特點、新的經濟形態、新的經濟運行規律,這些都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其次是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入發展。所謂經濟全球化是指生產要素,包括資本、技術、數據、勞動、管理等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空前大流動,形成了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也形成了人類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西方跨國資本流向全球的各個角落,在全球范圍內優化了生產要素配置,推動了世界經濟增長,更憑借其雄厚的資本以及先進的技術,賺取了超額的壟斷利潤。
中國過去40多年通過改革開放,主動融入經濟全球化,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充分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迅速成長為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是經濟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但中國跟西方國家不一樣,主要是依靠人口、經濟規模以及億萬人民的辛勤勞動而成為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特別是成為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全球產業鏈和全球供應鏈中心。
最后,中國面臨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第一,由于勞動力的比較優勢,中國出口大量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如紡織品)到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到美國這個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而美國的紡織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由于勞動力成本等因素,無法與中國競爭,導致中國與美國的產業工人群體產生了利益沖突。
第二,中國與一些發展中國家,如越南、墨西哥、印度等,開始爭奪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消費市場。與中國一樣,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比較便宜,其勞動密集型產品有競爭力,但是世界消費市場容量就那么大,因此出現了中國與一些發展中國家爭奪西方發達國家消費市場的矛盾。
第三,隨著經濟快速發展,中國積累了一定的資本,技術也有很大進步,中國企業開始走出去。“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企業在全球范圍內進行資產優化配置的一種重要方式,但這些國際市場原來是西方跨國公司的傳統勢力范圍,現在中國開始與它們競爭世界市場與世界資源,便產生了新的利益沖突。
第四,最近幾年,中美貿易摩擦以及中美地緣政治沖突愈演愈烈。美國為了阻延中國崛起,開始采取各種手段全面圍堵中國,如在高新技術上打壓中國高科技企業,實行“技術脫鉤”“禁止貿易”,在投資上設置種種限制,同時破壞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和全球供應鏈核心之一的地位。中美之間的貿易沖突與地緣政治矛盾,正在深刻改變全球政治經濟格局。
中國對外經貿關系出現的新變化,是中國經濟學家需要密切關注、及時跟蹤并提出有效對策的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中國經濟學家應該總結70多年來特別是40多年來的經濟發展經驗,構建反映中國經濟發展規律的原創性經濟學說,在新時代指導中國深化改革和進一步對外開放,并服務于中國經濟全球化的實踐。
(二)經濟學、人文社會科學人才培養面臨的挑戰
除了理論創新的客觀要求,新技術革命、新工業革命、經濟全球化也對高校經濟學和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人才培養帶來巨大挑戰。例如,在新工業革命浪潮中,出現較大規模的機器代替工人的現象。機器代替工人是馬克思《資本論》的一個經典命題,在他所處的資本主義時代,每次經濟危機之后都伴隨機器代替工人的現象。現在機器代替工人的現象,在新的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浪潮下,仍然在全球范圍內存在。這是人類技術革命的一個重要標志,因為社會生產力提高了,不再需要那么多勞動力,特別是低技能的勞動力。
目前在全世界外匯交易市場中,算法交易已占整個外匯市場交易的85%以上。機器學習也可以替代人工翻譯,包括同聲傳譯,以前很多高端學術講座需要聘請同傳譯員,費用很高,現在機器學習軟件可以替代人工同聲傳譯,雖然目前技術可能還不是那么成熟,但是這個趨勢已經展現出來。長期以來,會計專業人才在全世界非常搶手,但現在會計人員也開始面臨被機器學習替代的壓力。新聞寫作也是如此,已經出現機器人記者。甚至已經有人開始讓機器人做科學實驗、寫學術論文,并且通過了匿名評審。這些例子大多涉及人文社會科學的人才培養。我們現在必須思考,需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才能應對新技術革命和新工業革命的巨大挑戰。
高等教育人文社會科學如何應對人才培養方面的新挑戰?哈佛大學校長吉爾平·福斯特在美國西點軍校的一個演講中提到,“最近英國文化委員會一項調查顯示,在國際上,超過半數的領導人持有人文學科或社會科學的學位,而75%的商界領袖表示,最重要的職場技能都與人文學科有關,即分析問題的能力,人與人之間溝通的能力和寫作能力”。溝通能力、寫作能力,恰恰是中國高校人才培養中相對被忽視或者說沒那么重視的一個環節。
沒有良好的溝通能力、寫作能力、表達能力、演講能力,不但找工作會面臨困難,甚至男生要找女朋友也會碰到困難。我們常聽到一個詞叫作“理科男”或“理工男”,這個名詞應該是女大學生發明的。什么是“理科男”呢?就是智商很高,很聰明,但情商很低,比較內向、木訥,沒有幽默感。這其實是缺乏人文情感的表現,應該說與中國高校人才培養不太重視人文教育是密切相關的。
習總書記在2016年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一個沒有發達的自然科學的國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個沒有繁榮的哲學社會科學的國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這個論述彰顯了人文社會科學在國家發展中的重要地位。經濟學是人文社會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新時代,需要建設什么樣的經濟學科、培養什么樣的經濟學人才,才能應對新時代的各種挑戰,這是擺在中國高校經濟學科面前迫切的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
二、新時代中國經濟學的建設任務
(一)構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揭示中國經濟發展規律
在“新文科”時代背景下,中國經濟學的“新”,首先應體現在理論創新。回顧中國經濟學的70多年發展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前30年主要是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基礎的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理論,這一階段的中國經濟學深受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影響,主要是闡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經典著作。
改革開放之后,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理論逐步轉型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一些重要的經濟思想與理論觀點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有所突破和發展。隨著中國市場化導向的經濟改革與對外開放的深入發展,這段時期更多的是引進西方現代經濟學的一些理論方法,如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金融經濟學、計量經濟學等。
在這個時期,中國經濟學研究的規范化、現代化與國際化大大提升了,研究質量有了很大改善,國際學術交流日益增多,中國經濟學家在國際學術期刊發表論文的數量與質量也大大提高了。同時,在國際化進程中,中國經濟學研究,包括在國外學術期刊發表的論文,絕大部分以中國經濟問題為研究對象,中國經濟學濃厚的“本土化”底色一直沒有變化。
應該看到,中國經濟學教育與研究在過去40多年取得長足進步的同時,中國經濟學還處于“引進”“消化”“吸收”的階段,鮮有中國經濟學家提出重要的原創性理論,特別是受到國際同行普遍認可的原創性理論,更不用說引領經濟學國際學術前沿的研究。相對于40多年來中國經濟的成功轉型,中國經濟學的轉型顯得比較緩慢,中國經濟理論的發展落后于中國經濟改革和經濟全球化實踐,國際學術影響力和話語權還比較弱小。
進入新時代,中國經濟學在理論研究方面最主要的任務是構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揭示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規律。過去40多年,中國經過億萬人民的實踐,探索出符合中國國情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即“社會主義”加“市場經濟”。這種經濟模式是馬克思、恩格斯等經典作家從未設想過的。
在中國,“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結合是一個漸進過程,貫穿于40多年來經濟改革的全過程。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有市場,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在這種思想解放的基礎上,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初步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其最主要的標志是絕大部分商品的價格都由市場決定,市場已成為資源配置的最主要方式。
40多年來,中國經濟年均增長率達9.5%。這么大一個國家,能夠實現長期穩定快速的經濟增長,這在人類歷史上是極其少見的,充分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優越性。中國取得令人矚目的經濟成就,連我們的競爭對手都承認,但是現有經濟理論并不能解釋為什么中國經濟會出現這么一個奇跡。一方面,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理論不能解釋,因為中國經濟體制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特別是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已發揮了決定性作用。另一方面,西方經濟學是對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幾百年實踐的理論總結,這種理論也不能用來解釋中國的經濟增長,因為中國具有本質不同的經濟制度,即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市場經濟。如果中國經濟學家能夠創立一套理論解釋為什么40多年來中國取得了這么輝煌的成就,揭示中國經濟發展規律,這將是一個具有重大原創性的理論創新。
對中國經濟學而言,理論的原創性來自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獨特性,特別是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方面,中國是兩只手并用,即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與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有機地結合起來,而西方國家只有一只“看不見的手”。
如何從理論上講清楚兩只手并用比只用一只手更好,需要創立新的經濟理論,包括這個重要命題成立的前提條件。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獨特性淵源于中國制度與歷史文化的獨特性,比如2020年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國雖然開始是新冠疫情防控的主戰場,但也最早從疫情中走出來,并且最早恢復經濟增長,成為2020年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國家。這種抗疫模式成功的獨特性,與中國的政治制度、歷史文化以及使用健康碼等大數據技術有關。這種模式是西方國家所借鑒不了的,因為他們的人文歷史、政治制度決定了他們無法實行中國的做法。這是中國制度的一種獨特優越性。
以上這些意味著在原創性經濟理論方面,中國經濟學有一個很大的“富礦”可以挖掘。特別是在研究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方面,中國經濟學家擁有一個天然的優勢,即擁有一個豐富的基于中國實踐的“政策數據庫”。
與此同時,在構建能夠解釋中國經濟發展的原創性理論時,也需要注意將中國經濟學從特殊性上升為一般性的經濟理論。一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需要將中國原創性經濟理論上升為更廣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才能為更多國家所借鑒。另一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種特殊的市場經濟,即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市場經濟,我們也需要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進一步提升為一般市場經濟理論。
只有從中國特色中尋找共性本質,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規律提煉為一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形成更廣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中國經驗才能成為可借鑒可復制的經濟發展模式,中國經濟學才能產生廣泛的國際學術影響力。一個理論如果只能解釋中國經濟,對其他國家沒有可借鑒可復制的意義,那么這個理論的國際學術影響力將會受到很大約束。
(二)創新數字經濟理論
“新文科”背景下中國經濟學的另一個重要理論內涵是關于數字經濟的理論創新。與前幾次工業革命不同,在以數字科技為主要驅動力的第四輪工業革命中,中國在代表未來經濟形態的數字經濟的很多領域引領世界潮流。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正在推動中國經濟轉型升級,提升資源配置效率,極大促進了生產方式的變革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在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過程中,資本與數字技術的結合,涌現出一批代表最先進生產力的高科技公司,形成了嶄新的經濟形態,如平臺經濟、零工經濟、無人經濟等。同時,資本與勞動、數字平臺與消費者、大科技企業與中小企業之間的關系也在發生變化。比如,通過嚴苛的算法系統侵占外賣騎手的合法勞動權益,利用大數據信息優勢對消費者“殺熟”抬價以及損害消費者隱私權,通過壟斷造成不利于中小企業生存與發展的市場環境,產生數字鴻溝,以及出現新的收入與財富不均等社會問題。
因此,中國經濟學需要研究數字經濟的運行發展規律,特別是當數據成為一種關鍵的生產要素時,社會生產方式、生產力、生產關系、收入分配以及經濟全球化等將會如何演變。在數字經濟的理論創新方面,中國經濟學家與國外經濟學家大致處于同一起跑線上,并且在很多方面擁有更豐富的素材和大數據。
三、數字經濟時代與經濟學研究范式
與世界一流水平的經濟學研究相比,中國經濟學的差距更多地體現在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上。“新文科”背景下中國經濟學的構建,既要重視經濟思想,也要重視研究方法,尤其是需要與時俱進,重視研究方法的科學性與現代化。
(一)現代經濟學研究經歷“實證革命”
縱觀整個經濟學的發展史,經濟學的研究范式與研究方法一直在演變。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方法,發現了資本主義經濟運動發展規律。凱恩斯為了解決大蕭條經濟危機問題,采取問題導向的分析方法,研究宏觀經濟總量的數量關系,這也為以數據為基礎的經濟學實證研究(empirical studies)打開了一扇大門。現代經濟學實證研究最主要的方法論——計量經濟學這個學科,也誕生于20世紀30年代。
20世紀50-60年代,新古典綜合學派把新古典經濟學與凱恩斯理論結合在一起,在理性經濟人假設的基礎上,借助數學工具,構建了公理化的現代經濟學理論體系。到了20世紀80年代,出現了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等新興學科,放棄了理性經濟人假設,如假設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通過實驗手段與因果推斷等實證方法而非數學推導來研究經濟行為。
過去40多年,現代經濟學的研究范式經歷了一場深刻的“實證革命”。什么是“實證革命”呢?以數據為基礎,研究經濟現實問題,檢驗經濟理論是否正確,為政策建議的實施提供科學依據,這種以證據(evidence)為基礎的研究方式就是“實證革命”。
Angrist等在《美國經濟評論》發表了一篇文章,描述了國際頂級經濟學期刊發表的實證類論文占比,從40年前的30%提升到現在的55%以上,純經濟理論(不含計量經濟學理論)的研究比例下降到小于40%,實證研究已成為現代經濟學研究的主流。“實證革命”最主要成果是基于數據的“因果推斷”,能夠嚴格檢驗經濟理論的有效性和精確評估公共政策效應,使現代經濟學的研究更接近經濟現實,也讓經濟學家擁有更大的政策影響力。更重要的是,推動了經濟學研究更符合科學研究范式。
所謂科學研究范式主要是指自然科學,特別是實驗科學的研究范式,科學工作者提出的理論或者假說都需要進行經驗驗證。在自然科學領域,這通常需要用實驗方法來驗證,通過實驗產生實驗數據,驗證理論或假說是否正確。理論或假說還必須能夠經得起其他研究人員獨立、重復的驗證,即在相同的實驗條件下能夠獲得相同的結論,“實證革命”也因此叫“可信性革命(credibility revolution)”。《自然》(Nature)和《科學》(Science)經常撤銷一些學術論文,就是因為其他科學家發現沒有辦法在相同的實驗條件下重復驗證這些論文的結論。
在經濟學領域,現實經濟現象并非通過實驗產生,絕大部分經濟數據都是觀測數據,特別是數字經濟產生的大數據。經濟學研究為什么也需要采取上述科學研究范式呢?原因很簡單,一個經濟理論有多大的解釋力,取決于它能否解釋經濟現實,能否正確識別并精準測度經濟變量的因果關系。
例如,為了評估一個政策的效果,可讓其他因素不變,只實施該政策,如果發現經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我們就可以說存在從政策到經濟結果的因果關系,因為經濟結果的變化是政策引起的,其他因素已控制不變。這個問題對自然科學來說,可以通過可控實驗,保持其他因素不變,只讓干預變量發生變化,然后觀察結果有沒有發生變化。為此,可分為一個干預組、一個控制組,然后比較兩組的差別是否顯著。但在經濟學領域,經濟本質上是一個非實驗性系統,很多情況下沒有辦法進行可控實驗,所得到的數據大多是觀測數據,而不是實驗數據。在這樣的條件下,如何進行因果推斷呢?我們需要適合中國國情的方法創新,但仍需要符合科學研究范式。
過去幾十年來,經濟學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發明了若干重要的因果分析方法,如實驗經濟學、隨機控制試驗、自然實驗、觀測方法以及結構模型等。這些方法是不同學科特別是文理學科交叉的結果,已廣泛應用于經濟學、管理學、心理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歷史學、醫學、生物統計學等諸多學科。
例如,可以使用實驗方法研究具體的教育問題——如學生選課與教師授課的匹配問題,以改進上課效果,這其實是將實驗方法應用到教育學研究。事實上,經濟學有一個領域叫教育經濟學,此外還有法與經濟學、健康經濟學、環境經濟學、氣候經濟學等交叉學科。在國外,很多經濟學的定量實證研究方法已經廣泛應用于人文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但這些方法在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應用可能還不像國外那么多。我們需要搭建更多經濟學與人文社會科學其他學科之間的交流平臺,讓不同領域的學者能夠經常互相交流。
(二)大數據為中國經濟學實證研究提供豐富素材
在數字經濟時代,萬物皆可互聯,任何經濟活動都會留下痕跡,所有經濟現象都可以數據化或數字化,一切都可編程,因此,大數據為經濟學和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并使定量的實證研究成為可能。
以前做統計調研時,能夠接受訪問的調查者人數因各種原因可能受到很大限制;現在,通過手機、大數據,不僅可覆蓋整個中國,甚至還可以實時跟蹤。大數據正在改變經濟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范式與研究方法。大數據不僅可以是數字型數據,也可以是文本數據,包括各類政府政策文件、新聞媒體報道、社交網絡平臺(如微博、臉書、推特)信息等;不僅可以是圖形音頻視頻,還可以是函數數據等新型數據。
所謂函數數據就是曲線數據,比如某只股票每天開盤到收盤的價格變動,價格隨時間變化而形成一條曲線,這條線就是一個觀測數據。長期以來,很多經濟學家、金融經濟學家在實證研究中一直使用每天的收盤價,但是收盤價的信息肯定比一個時間段的函數價格變化的信息要少得多。大數據因此提供了能夠利用的更豐富的信息。目前,國外社會科學誕生了一門新興的計算社會科學(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就是采用基于大數據的定量實證分析方法研究社會科學,實現了從定性到定量研究的范式轉變。
長期以來,中國經濟學主要以定性分析為主,缺乏定量分析,導致在方法上落后于經濟學科世界一流水平。這有很多原因,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中國經濟學非常強調思想的重要性,但沒有那么強調方法。事實上,思想與方法是經濟學研究的兩大支柱,思想是提出問題的關鍵,而方法則是分析與解決問題的鑰匙。經濟學理論需要思想與方法一起才能形成一個完備的理論體系。
如果說中國經濟學過去40多年已取得一些主要學術進步的話,那么最大的進步之一就是研究范式的轉變,即從原來定性分析為主轉為定量分析為主,特別是定量實證研究。需要強調的是,定量分析為主絕不是說定性分析就不重要了,經濟研究在任何時候都需要經濟解釋,包括對定量分析模型與所使用的方法的解釋。
另外,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可以有機地結合起來。例如,經濟學有一個新興學科叫量化經濟史學,就是使用定量實證方法研究經濟史。這是對傳統經濟史的歷史分析方法的有益補充,而且,現在通過歷史文本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可以構建一些重要的歷史經濟變量(包括歷史制度變量),從而將定量分析和歷史分析結合起來。我們可以且應該提倡用數學方法研究政治經濟學(即數理政治經濟學),提倡用實證方法研究政治經濟學(即實證政治經濟學),特別是通過基于數據的實證研究,推動政治經濟學研究范式的轉變,提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國際學術影響力。
四、經濟學研究與學科交叉
除了研究范式與研究方法之外,學科交叉對經濟學研究的重要性也日益顯現。回顧自然科學與經濟學的發展史,可以發現,有些不同領域的理論的科學思想是非常類似的。比如,牛頓的“萬有引力”和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這兩個完全不同的理論的基本思想具有很強的相似性。達爾文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與市場經濟的自由競爭、優勝劣汰,其基本思想也是類似的。
長期以來,自然科學、經濟學以及其他人文社會科學,都是互相影響、互相滲透的。交叉學科和交叉方法與一個學科的發展歷史、發展水平與發展階段是密切相關的。例如,如果經濟學只停留在定性分析上,那就用不了數學。現在人文社會科學的不少學科,包括經濟學、管理學的各個本科專業,都要學習微積分、線性代數、概率論、統計學等數學知識。在“新文科”建設中,人文社會科學的學生也需要學習自然科學的基礎知識,以培養自身的科學素養。
(一)經濟學研究與理工科交叉
我們現在列舉經濟學中一些文理交叉的具體例子。比如,使用隨機游走模型研究金融市場的有效市場假說,這是1900年法國一位數學博士的博士論文最早提出來的,比愛因斯坦1905年提出布朗運動理論還要早5年。
有一門交叉學科叫經濟物理學(Econophysics),主要是將物理學的復雜性、非線性科學的方法應用于經濟學,如將混沌理論應用于經濟學研究。國際貿易理論中有一個經典的貿易引力模型,假設兩個國家的貿易額與他們的地理交通距離的平方成反比,這是牛頓的“萬有引力”思想的引申與應用。
數學方法在經濟學中的廣泛應用就更不用說了,如應用固定點定理證明一般均衡的存在,從而使瓦爾拉斯在1874年首先提出的一般均衡論在80年后經過阿羅和德布羅的證明而成為一個嚴謹的經濟理論體系。而最早應用于物理學的歐拉方程(Euler Equation)則已成為刻畫了宏觀經濟學的動態優化投資(或消費)過程的標準數學工具。在時間序列分析中,頻譜分析將數學的傅里葉變換應用到物理學的信號分析與處理中,這個方法也被應用于宏觀經濟分析,是研究宏觀經濟波動與經濟周期的基本方法。
什么是頻譜分析呢?一個隨機經濟變量(如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隨時間變化,可以將它分成很多不同頻率的線性組合,每個頻率有一定的隨機權重系數,其平方期望值就是所謂的頻譜密度函數,可用于刻畫每個頻率的強度大小。如果能夠找到頻譜密度函數的最大值,那么根據對應的頻率就可以確定經濟周期。形象地說,頻譜分析可以說是宏觀經濟的心電圖。
機器學習中一個重要的方法叫人工神經網絡(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最初是仿照認知科學中人腦接收與處理信號,最后形成一定的概念或產出的過程。信號進入眼睛、耳朵、鼻子、大腦等感官,通過大腦更深層次的綜合分析與處理,最后匯總形成產出。這就是模仿認知科學的一種數學建模方式,稱為人工神經網絡模型。
著名計量經濟學家哈爾伯特·懷特在20世紀80年代,從數學上證明了當樣本數據容量足夠大時,人工神經網絡模型可以一致估計出任何未知回歸函數,這是機器學習領域的一個原創性理論貢獻。今天人工神經網絡以及與之相關的深度學習在人臉識別和語言識別等領域有很成功的應用,其實30年前計量經濟學家懷特就已經在人工神經網絡模型的基礎理論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原創性貢獻。當然,對人工神經網絡模型作出重要原創性貢獻的還有很多來自不同領域的人。
(二)經濟學研究與人文社會科學交叉
以上所討論的學科交叉都是經濟學與理工科的交叉,如經濟學與數學、物理學、計算機科學之間的交叉等。第一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簡·丁伯根(Jan Tinbergen)是物理學家,由于其在計量經濟學的重要貢獻而獲獎,而數學家納什(John Nash)則由于對博弈論的重要貢獻而獲得199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下文我們討論經濟學與人文社會科學其他學科之間的交叉,這種交叉也同樣重要,因為經濟只是人類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從歷史上看,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擁有豐富的人文元素。例如,亞當·斯密最著名的著作是《國富論》,但同時他還寫了一本書叫《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亞當·斯密一方面主張自由競爭、發揮市場“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主張要有道德情操、人文關懷。1845年,在《共產黨宣言》發表之前,恩格斯寫了一本《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描寫了英國工人階級悲慘的生活、工作狀況。馬克思的《資本論》則被譽為“工人階級的圣經”。
目前,各種人工智能技術正廣泛應用于經濟、管理、社會、法律等諸多人文社會領域。朋友圈曾有一篇非常熱門的文章——《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討論外賣騎手和算法的關系,算法用于精確預測外賣配送時間,以提高外賣效率。餐飲公司根據算法預測看誰的配送時間最短,據此給予獎勵,這造成一些配送員不遵守交通規則,甚至出現交通事故。
機器學習現在也廣泛用于信用貸款審批。如果申請貸款的有大企業、小企業,那么很多貸款大概率不會貸給小微企業,因為小微企業的抗風險能力差、信用風險高。機器學習的優化行為意味著它所挑選的對象將是最優質的企業,因而小微企業得到貸款的機會會比較小,但這跟普惠金融的目標就可能出現矛盾。這些優化算法缺乏人文關懷的元素,而其主要原因是算法背后資本的逐利動機與行為。
上文提到了中國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發明了健康碼,能夠及時跟蹤一個人所接觸的對象以及所去過的地方,這涉及使用包括個人行蹤信息的大數據。在非常時期,這樣使用大數據問題不大,但在正常情況下,使用大數據可能會牽扯到侵犯個人隱私,這兩方面如何協調呢?顯然,如何在人工智能中加入人文關懷的元素,是經濟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經濟學需要以人為本,兼顧效率與公平、技術與人性、科學與人文,實現經濟社會物質與精神的和諧發展。這就需要推動經濟學與心理學、管理學、歷史學、社會學、倫理學、政治學、法學、傳播學等人文社會科學之間的交叉融合。
從歷史上看,經濟學和人文社會科學一直是密切相關的。例如,經濟學中充滿很多心理元素。心理因素在經濟活動中的重要作用,可以說是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最大的一個區別。眾所周知,誕生于19世紀70年代的經濟學邊際革命學派,將心理因素引入經濟學分析框架之中,研究邊際效用(即心理偏好)對需求的影響。凱恩斯有效需求不足理論誕生于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其邊際消費傾向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個心理概念,而其流動性陷阱概念就是講投資者的心理預期如何影響投資。
當代宏觀經濟學的一個核心理論是理性預期學派,研究經濟不確定性導致經濟主體對未來如何形成理性預期,以及這種理性預期如何影響經濟,包括在政策環境發生變化時。實驗經濟學通過實驗手段研究心理因素對經濟主體決策行為的影響。在神經元經濟學(Neuroeconomics)中,經濟學家使用實驗手段研究心理因素對經濟行為的影響,也是通過腦科學等現代方法研究其神經機理,比如,研究人對風險的厭惡是否跟其體內的荷爾蒙或者某些生物激素含量有關。這些新興學科都是交叉學科的產物,推動了經濟科學的發展。
一些心理學家由于其對經濟學的重要貢獻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例如,提出有限理性假設的197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和提出前景理論(prospect theory)的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
現代經濟學越來越重視情感因素在經濟學中的作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席勒所寫的Narrative Economics: How Stories Go Viral and Drive Major Economic Events一書于2020年被翻譯成中文《敘事經濟學》。他在書中指出,有些情況下,基于經濟數據的定量實證研究不見得會得到很多洞見,經濟學家經常忽略了重要經濟故事的傳播所形成的社會心理或情緒,以及它們對經濟活動的影響。重要經濟故事的傳播不單單指故事本身,還指故事傳播的深度、廣度、速度以及所形成的社會情感的強弱。
那么,如何將社會心理、情感元素納入經濟學的科學分析框架中呢?以前,經濟學家沒有數據可以測度社會心理、社會情感變量,因而這方面的研究大多是定性分析。現在有了大數據,特別是有了非結構化的文本數據,可以通過文本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來測度社會心理變量、社會情感變量。例如,可以通過梳理投資者在微博、推特、臉書等社交媒體上的一些反映投資者情緒或情感的關鍵詞,分析關鍵詞出現的頻率,構建投資者情感指數(investor sentiment index),以描述投資者情感強度。有了投資者情感指數,經濟學家便可以通過文本回歸(textual regression)研究情感指數對諸如經濟增長、資產定價以及金融市場波動的影響。
福利經濟學也有一個重要心理變量叫幸福感。長期以來,如何測度消費者或居民的幸福感一直是福利經濟學的一個難題。在大數據條件下,幸福感可以通過統計調研測度,也可以通過文本數據進行更準確的測度。通過主流報刊、社交媒體等文本數據,分析某些經濟政策關鍵詞出現的頻率,可以構建經濟政策不確定性(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指數,這個指數本質上是新聞從業人員關于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描述刻畫,因而可以將它歸類為社會心理指數。構建這些社會心理、情感指數之后,就可以進行文本回歸分析,研究心理、情感因素對經濟行為與金融市場的影響。
文本回歸分析不僅僅適用于經濟學研究,也適用于人文社會科學的其他領域。比如,若想了解法國文學家雨果《悲慘世界》所描述的那個時代,可以收集描述那個時代的社會情景的數字化歷史文本數據,構建當時的社會悲情指數,然后進行文本回歸分析。又如,要研究中世紀的黑暗指數,可以收集描述中世紀歐洲政治社會環境的數字化歷史文本數據,然后用定量方法加以測度。
中國科學院著名統計學家安鴻志教授是小說《紅樓夢》的業余愛好者,曾用概率論與統計學方法研究《紅樓夢》,并寫了一本《隨緣話紅樓》的小冊子。事實上,早就有人通過統計《紅樓夢》前80回中常用副詞的出現頻率和后40回中常用副詞的出現頻率來判斷這兩部分是否為同一作者所著,這是應用了統計學假設推斷中關于兩個樣本的統計檢驗。
五、經濟全球化和中國經濟學的國際化
新時代中國經濟學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是中國經濟學的國際化。40多年來,中國的經濟成就舉世公認,但絕大多數西方發達國家都不承認中國是市場經濟,這有很多原因,包括利益沖突與意識形態偏見,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經濟學家的國際學術話語權太弱,還不能從學理上說明中國是一個市場經濟國家,并讓國際同行所接受。毫無疑問,中國經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市場經濟,是市場經濟的一種。如何將這個事實從理論上說清楚,使國際同行能夠理解、接受,這一點非常重要。提升中國經濟學的國際學術影響力和國際學術話語權,是中國經濟學建設的最重要課題之一。
(一)以國際參照系為主要學術評價標準
經濟學“新文科”建設乃至經濟學世界一流學科建設,應該考慮以國際參照系作為一個主要的學術評價標準。經濟學“新文科”建設和世界一流學科建設的內涵、內容、途徑與方法可以也應該具有中國特色,這一點毫無疑義,但是基本的評價標準應該是國際公認的學術評價標準。采用國際公認的學術評價標準,才能知道中國經濟學科與世界一流水平相比,有哪些差距,差距有多大,當然也可從中了解我們有哪些優勢、哪些特色可以發揚光大。
(二)加強國際交流
為了提升中國經濟學的國際學術影響力,必須加強國際交流,沒有國際交流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國際學術影響力。而推動國際交流就需要使用國際同行能夠理解的語言來講述中國經濟故事,包括在國際主流經濟學期刊發表學術論文。在國際主流學術期刊發表論文,是不可或缺的國際學術交流的途徑與方式,這與將論文寫在中國大地上并沒有根本的矛盾。打個比方,如果交流對象是中國人,中文是最自然的交流語言;但如果是國際交流,對象是外國學者,則需要使用他們聽得懂的語言,即“國際語言”。
20世紀30年代,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在國際上宣傳中國革命,發揮了很多人甚至是所有中國人都無法代替的重要作用。他寫的Red Star Over China一書,中文譯名為《西行漫記》或《紅星照耀中國》,以一個西方記者的思維方式和獨特視角,介紹了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革命、中國工農紅軍和毛澤東及其他領導人。這本書在西方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讓很多西方人知道中國革命與長征精神。可以想象,如果讓一個中國人來寫,在國際上將很難達到這樣的宣傳效果。
(三)加強英文教學
過去一段時間,曾有些人對經濟學專業課程的英文教學有不同的看法,甚至質疑在中國高校教授經濟學專業課程時使用英文的必要性。現在是經濟全球化時代,哪怕不出國門,也需要與外國人打交道。如果能熟練掌握一門外語,對國際交流很有益處。在國內,中國學生恰恰沒有學習外語的自然環境。因此,在學習經濟學專業課時結合英文教學,這對提高中國學生的英語水平,特別是專業英語以及聽說與閱讀水平,將會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朱镕基曾說:“我絕對不是崇洋媚外,因為現在經濟在全球化,你不能跟外國人交流,又怎么能融入全球的經濟呢?我們的經濟發展就是靠改革開放,不會英語是絕對不行的,特別是管理。”他這里說的管理應該是指經濟與管理學科。
現在很多中國學生大學畢業甚至高中畢業后到西方發達國家留學,如在美國約有40萬中國留學生,但外國人卻相對較少自費到中國留學。這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外國留學生聽不懂中文課程。他們來中國留學,肯定愿意學習中文,但如果所有課程都用中文講授,那就吸引不了很多外國留學生,這是一個現實問題。國外名校大多會要求本科生要有一年或至少一學期的海外留學經歷,但他們的本科生相對較少到中國高校留學,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語言障礙。
(四)經濟學研究應使用“國際語言”
對經濟學研究來說,“國際語言”主要是指經濟學家群體所使用的、便于在國際上交流溝通的研究范式與研究方法。每個領域的學術共同體都有基本的話語體系,包括一些基本概念,如經濟學的帕累托改進、邊際消費傾向、全要素生產力等基本概念。研究范式、研究方法都是研究手段,外國人可以用,中國人也可以用。這類似市場與計劃都是資源配置的手段,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我們現在常講要構建中國特色人文社會科學話語體系。能夠建立自己的一套話語體系,并且得到國際同行的認可,這是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終極目標。
但是,在當今現實的國際環境下,特別是在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國際話語權還比較弱小的情況下,一套新的話語體系要在國際上被廣泛接受是很困難的,至少需要經過很長一段時間。此外,話語體系有沒有必要所有一切都需要我們自己獨創呢?
舉個例子,當代漢語的“干部”“革命”“進步”“退步”等很多詞語源自日語,由當時留學日本的革命黨帶回中國。1922年,中共二大制定的黨章就用了“干部”這個詞。中共十六大通過的黨章則賦予了“干部”新的含義,現在這個詞的含義已經跟原來日本的“干部”含義有很大的不同。我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共有24個字,其中的“自由”“民主”等詞語也是從西方來的,但我們賦予這些術語中國的含義。這樣,我們使用的語言與國外一樣,更便于推廣中國的價值觀與學術思想。
(五)正確對待國際化辦學
國際化辦學是否會導致中國經濟學的西化,這是不少人比較關心的一個核心問題。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理叫作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什么是社會存在?中國過去40多年主動融入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積極參與國際分工,迅速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并沒有成為西方經濟的附庸。相反的,現在連美國與其他經濟競爭對手都感到擔心。這是客觀的社會存在。作為這個社會存在的主觀反映,以中國經濟為主要研究對象的中國經濟學,也因此不可能成為西方經濟學的一個分支或附屬。基于70多年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建設成就特別是40多年來的中國經濟奇跡,我們完全可以通過理論創新確定中國經濟學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與理論自信。
構建中國經濟學原創性理論,有其必要性與重要性,但這并不是說不要學習、借鑒西方現代經濟學了。馬克思之所以能夠寫出《資本論》,就是在批判性地借鑒、吸收包括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在內的西方經濟學的有益成分的基礎上進行理論創新的。不管什么時候,我們都應該結合中國實際,批判性地借鑒、吸收人類在經濟學和人文社會科學上取得的有益理論成果,不能因為西方現代經濟學存在這樣那樣的缺點,就像潑洗澡水時,連同嬰兒一齊倒掉那樣,全盤拒絕。中國經濟學家應該在開放的國際學術環境下進行理論創新,而不是閉門造車。
六、“新文科”背景下的經濟學人才培養
通過以上對“新文科”時代背景、中國經濟學的理論內涵、研究范式與研究方法、交叉學科與跨學科理論方法、國際化等方面的討論,我們很容易得出如何在“新文科”背景下進行經濟學人才培養的結論。下文討論中國經濟學人才培養的理念與模式,包括課程設置、交叉學科與跨學科理論方法、國際視野與愛國情懷、道德情操與人文情懷、分析問題與解決問題能力等。
(一)及時更新、優化經濟學的培養方案與課程設置
為了應對新技術革命、新工業革命、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挑戰,需要及時更新、優化經濟學的培養方案與課程設置。
比如,經濟學基礎課程應該包含反映數字經濟最新發展的典型案例,如金融科技、數字貨幣、無人經濟、零工經濟、平臺經濟等。同時也需要開設一些新課程,特別是新興學科和交叉學科,如數據科學、機器學習、數字經濟學、人文經濟學、國際政治經濟學、新發展經濟學、政策經濟學等。大數據與機器學習現在已經是美國很多高校本科生的通識課程了。
人文經濟學可以使學生了解經濟學與人文社會科學如何互相影響、互相滲透,應該大力提倡,這是中國經濟學教育比較被忽視的一個領域。現在有了大數據和機器學習,經濟學家可以通過文本數據,采用定量實證方法研究人文經濟學。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還需要開設中國視角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目前,中國所面臨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重要變化,我們需要站在中國人的立場研究國際政治經濟學。過去40多年,中國成功的經濟發展模式,彰顯了億萬人民從實踐中探索出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優越性。這可以構成新發展經濟學的核心內容。
而為了更好地服務社會經濟發展的重大需求,我們需要科學地設計、制定、實施各種經濟公共政策,這就需要政策經濟學。在中國,市場“看不見的手”和政府“看得見的手”兩手并用并且有機地結合,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也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而政府發揮作用,一個重要方式是通過制定和實施各種經濟公共政策來實現的。
在未來幾年,誰率先更新反映時代需求的課程設置,誰將能夠在“新文科”建設中搶得先機。但是,這不是說只要設計好課程就大功告成了,還需要打造一支能夠從事學術前沿研究的國際化師資隊伍。課程設置必須能夠把握時代特點與歷史發展趨勢,如數字經濟的發展趨勢、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此外,還需要與現實經濟社會密切互動,準確把握現實社會的脈搏。但是,所有這些得以順利實施并達到預期效果的前提是擁有一支與時俱進的經濟學師資隊伍。
(二)重視交叉學科與跨學科知識方法
“新文科”經濟學人才培養需要重視交叉學科與跨學科知識方法。經濟學專業教育的重中之重是培養學生的經濟思維能力,包括如何從經濟學視角觀察問題、分析問題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特別是需要養成學生的經濟直覺與經濟思想。除此以外,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特別是定量方法要求學生需要學好微積分、線性代數、概率論與統計學等基礎數學課程。如何挖掘數學概念與數學公式的經濟含義,如何將數學工具應用于經濟分析,這也是經濟學訓練必不可少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大數據時代,學生還需要掌握大數據分析技術,包括數據科學與機器學習。此外,交叉學科也需要計算機科學、物理學、心理學、生物學等學科的基本知識。
(三)培養學生的國際視野與家國情懷
經濟全球化要求培養學生的國際視野與家國情懷。2020年,習總書記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對經濟社會學者提出了四個要求,其中一個要求就是樹立國際視野。目前全國正在努力建設國際化營商環境,全方位擴大對外開放,進一步推動經濟全球化,這就需要在對外經濟交往過程中熟悉國外文化,尊重國際規則,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與國際經濟治理。
經濟全球化在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導致了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不同群體的利益分化與矛盾。在這樣的國際現實面前,我們不能忘記自己是中國人,要有家國情懷。
經濟學是一門科學,具有很強的科學性;同時,經濟學作為一個社會科學,也有鮮明的價值性。
縱觀經濟學的發展史,任何經濟理論的產生都有其時代背景,都在一定程度上為特定的群體利益服務,如為特定的階級、國家或民族的利益提供理論支持。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是為了論證資本主義自由競爭制度比之前的封建制度優越,他主張自由貿易是為了英國能夠迅速地擴大海外市場份額。德國的李斯特(Franz Liszt)和美國的哈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主張產業保護與貿易保護,因為德國和美國的工業在他們分別所處的時代都比較弱小。
二戰結束后,美國成為世界霸主,便不再主張貿易保護,反而推行自由貿易,這是因為美國已經建立了由它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此時自由貿易符合美國利益。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美國在很多方面競爭不過中國和其他國家,又開始實行貿易保護主義。
因此,任何一種經濟學說都有它的科學性,又有其價值性,都在為一定的群體利益服務,這是經濟學和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一個重要特點,因此,需要培養學生的家國情懷。
(四)培養學生的道德情操與人文情懷
除了國際視野與家國情懷,道德情操(包括誠信)與人文情懷教育也是中國高校經濟學人才培養中需要加強的薄弱環節。在美國高校,特別是那些頂尖大學,本科生必讀的人文經典著作書單中有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這本書在社會科學類中排名第一。這份書單對培養學生的世界觀、人生觀與價值觀有重要的影響。經濟學是科學,但培養學生的道德情操與人文關懷也非常重要。例如,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常常會出現收入不平等、貧富差距等現象,因而需要關心弱勢群體。企業也需要履行社會責任,不能只是片面追求自身經濟利益最大化。
國際商業銀行商業貸款實踐中有一個“赤道原則”,是2003年由花旗銀行、荷蘭銀行、巴克萊銀行與德意志銀行等一批跨國銀行采用世界銀行的環境保護標準而制定的一套非強制性的準則,用來評估社會與環境風險,以進行項目融資管理。現在,“赤道原則”已成為國際項目融資的一個新標準。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中國企業“走出去”時,也需要借鑒、遵守像“赤道原則”這樣的國際規則。
在數字經濟時代,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廣泛應用,也呼吁培養學生的人文關懷。例如,機器人的大量使用,產生了“無人經濟”等新經濟形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出現了“機器替代工人”的現象。基于效率優化的機器學習,被應用于外賣管理、信用貸款審批等行業時,也會產生資本與勞動、效率與公平、機器與人文關懷之間的矛盾,這就需要培養學生的人文情懷。
(五)培養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各種能力
培養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各種能力,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在以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為代表的新技術革命浪潮下,大學生花在虛擬空間的時間更多了,他們從線上獲取大量知識,但是學生與教師之間、學生與學生之間的情感交流變少了。“新文科”建設需要考慮如何增加師生之間以及學生之間的情感交流,不能讓學生天天生活在虛擬空間里。
我們還需要加強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能力。以前學生的知識來源主要是課堂和任課教師,現在學生的知識來源非常多元,互聯網、朋友圈也是重要知識來源,知識碎片化現象非常嚴重。因此,需要培養學生的獨立判斷能力,特別是批判性思維能力。批判性思維是一種科學精神,馬克思《資本論》全名就叫《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其中充滿了對古典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批判精神。我們還需要培養學生的寫作能力、解釋能力、溝通能力、表達能力以及演講能力。
(六)培養學生理論聯系實際、學以致用的能力
經濟學教育提供分析與解決實際經濟問題的理論、方法和工具。在大數據時代,需要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特別是數據分析能力。現在教育部提倡建設文科重點實驗室,這是一個很好的舉措,因為在經濟學中,很多因果關系的分析方法均是類似自然科學的實驗方法。另外,文科實驗室如果能夠獲取實時的股票市場數據,學生就可以在真實的金融市場環境下研究投資者的投資心理行為等。而以數據為基礎的定量實證研究則需要收集與分析數據、建模、估計、推斷,這些也都涉及數據處理與計算編程,因而需要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
七、結束語
過去40多年,中國經濟學積極推動學科轉型、學科交叉與國際化辦學,實現了從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的研究范式轉變。面對信息技術革命、新工業革命與經濟全球化的迅猛發展,中國經濟學除了要與時俱進構建原創性經濟理論、進一步改進研究方法、提升研究質量外,還需要加強培養學生的經濟理論素養與經濟思維、國際視野與家國情懷、道德情操(包括誠信)與人文情懷,在這些方面,經濟學教育完全可以與思政課程和課程思政有機結合起來。
同時,也需要培養學生的各種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包括批判性思維的能力、動手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接觸和觀察現實社會的能力,以及寫作能力、解釋能力、溝通能力、表達能力、演講能力、抗壓能力等。這些能力是以前中國經濟學教育比較忽視的,現在必須補短板,這樣才能實現馬克思所說的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才能培養出世界一流的經濟學家與企業家。
“新文科”建設應該避免千人一面,沒有特色與個性。每個學校、每個學科都有自己的歷史、文化和優勢,應該弘揚歷史傳統,凸顯優勢與特色,揚長避短。需要注意把握新與舊的關系、個性與共性的關系、本土化與國際化的關系、理論與實際應用的關系、專業知識與通識課程的關系、科學與人文的關系、思想與方法的關系、知識體系與道德情操的關系等。
應該看到,中國經濟學乃至整個人文社會科學與世界一流水平相比,還有相當大的差距,這體現在理論體系化與原創性、研究范式與研究方法、國際影響力、服務國家經濟與管理重大需求、國際化人才培養等很多方面。
“新文科”建設給中國經濟學教育與研究提供了一個追趕并達到世界一流水平的難得契機。隨著中國的崛起,世界經濟中心正在由西向東轉移,而世界經濟中心的轉移必然帶來世界學術中心的轉移。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納德·科斯(Ronald H. Coase)曾說:“在過去,經濟學曾是英國主導的一個學科,現在美國成為了經濟學的主導。如果中國的經濟學家能有正確的態度,那么經濟學就會成為中國主導的一個學科。”實現這一宏偉愿景,需要全體中國經濟學家的共同努力。這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我們任重而道遠。
(作者洪永淼為中國科學院大學教授、教育部經濟學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本文發表于《新文科教育研究》創刊號2021年第1期,微信首發于公眾號“新文科教育研究”;因篇幅限制,注釋從略,澎湃新聞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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