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我落筆之際，大量細節便流向過去。毫不奇怪，當我試圖儲存它們時，我的記憶總是高度選擇性的。如果這一點已經涉及個人記憶，那么，一個群體無論規模大小，他們在儲存共享記憶時，其選擇性必定會強得多，這種選擇性過程的結果就被稱為經典。

由于我們有充分理由假定選擇過程通常以評價為基礎，因此，經典是個人或者群體共享價值的客觀化。由此，它們在更大的文化框架內擁有相當高的聲望。在20世紀的最后幾十年里，一群批評家（大部分是美國人）一致意識到情況就是如此，對“經典”發起了猛烈的抨擊。這些批判表明，當集體價值觀念發生變化時，經典的有效性也可能受到極大的影響。

通過個人體驗和歷史我們可以了解到，價值層級的變化并非罕見，這些變化的客觀指標就是隨著時間推移能觀察到的經典切換。因此并不奇怪，在經典研究領域，最開闊的方向一直是“經典”的概念史，以及這些文學經典實際如何形成的歷史。鑒于變化的可能性以及同一文化中經典相互競爭現象的出現，我們似乎可以把經典理解為某段時間內一個文化中的各個群體所共享和推動的價值評估的結果。

另一方面，經典是為了傳承而被解讀的，經典的生成歷史也表明，盡管困難重重，但它們依然擁有超長的生命力。這跟它們在塑造和支持文化記憶方面的至關重要性有關。1988年，揚·阿斯曼發表了一篇開創性論文《集體記憶和文化認同》，將文化記憶界定為“反復得到使用的文本、圖像和儀式的特色存儲，在培育這些東西的過程中，每個社會和時代的自我形象都輸入其中并穩定下來。一種集體共享的偏好于（但并非完全專注于）過去的知識，在此基礎上一個群體得以形成其團結意識和特征”。

由于這種團結功能日漸發揮作用，不可或缺的是，集體記憶當中應該保留足夠數量的來自過去的有價值的東西。跟傳奇歷史的神話和敘事一樣，經典也是確保這一點的最有效的手段。也正是因為經典與文化記憶之間存在著密切聯系，最近有關經典的爭論中，研究者最為關注的首先是追溯經典的歷史變化，其次就是經典在文化中的嵌入及其各種文化功能。它們將以往事件的無限性和成就轉變為一種“可用的過去”，除此之外，尤為值得提及的是羅杰·沙圖克的看法。他試圖捍衛經典，他說人們不僅僅“期待著在宏觀的文化領域——習俗、制度和藝術品——發現連續性［……］”，而且期待著“在我們所發展出來的感知和想象的連續性當中，去發現有關人類之偉大的數量有限的版本”，“連續性和偉大在傳世的藝術品或者精品杰作當中得到了有效的傳遞和慶?！薄?/p>

《如何讀，為什么讀》

然而，參與經典爭論的大多數批評者卻贊同霍華德·菲爾佩林的觀點，即“經典依賴于高度政治化的持續的文化談判，在此過程中它勢必得到不斷的重塑”。畢竟，集體經典在許多方面決定著一個社會的文化記憶中哪些東西得到保留，而這又會影響到人們對于現在和過去的看法。政治取向的一個典型例子就是，約翰·蓋爾利利用皮埃爾·布迪厄的“文化資本”這一隱喻來探討《文學經典的生成問題》，甚至哈羅德·布魯姆在預測西方經典的未來時，也坦然承認“經典總是間接服務于西方社會每一代富裕階層的社會、政治乃至精神關切”。這就不難理解，在渴望一個平等社會的旗號之下，會有人主張消解所有集體性的經典制作：“我們都在制作自己的經典：每一個教育者都是自己的牛頓。［……］也許，不勝枚舉的英國文學經典的出現，就是適宜的后現代解決方案（或多個解決方案）。經典死了：各為所用萬歲?！?/p>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有關經典的爭論集中于文學經典方面，盡管文化記憶構成的經典涉及眾多領域的文化活動——例如繪畫、音樂、戲劇和哲學。對此，杰西卡·蒙斯的評論已經提供了一個理由：在美國，文學經典被等同于大學里的課程內容，嚴重依賴于少數權威性的文學作品選集，后者占據著相應的市場。這一等同并不那么不得要領：經典只有在世代相傳時才能對文化記憶的運行具有某種價值，而教育機構在該過程中起著首要作用。然而，除了教學經典之外，還有許多別的經典——例如，全國性和國際性的文學名著，尤其是一部不僅僅靠印刷、翻譯流傳的經典，有“高雅”文學經典，也有“流行”文學經典，還有代表特定國家的民族精粹的廣義經典文本，正如許多國家的文學史所表明的那樣。

尤其是在美國，當女權主義者和少數族群都主張在集體記憶中得到更公平的再現之時，教學經典不可避免地具有的高度選擇性，以及經典作為“文化資本”至少具有的假定影響力，在所謂經典之戰中激起了深厚的情感和許多論戰。1984年，羅伯特·馮·哈爾伯格出版了一部很有影響的批評集《經典》。正如他在該書導言中所說的：“這里一個關鍵問題就是［……］，經典作為一個社會群體或階層利益對抗其他群體或階層利益的表達，是否能夠得到充分理解?！比藗儽仨殞Ω锻粋€社會中同時存在的好幾種“記憶文化”，而不僅僅是一種記憶文化（也不僅僅是在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中）。就這一事實看，這些記憶文化跟作為其檔案的經典之間當然存在競爭。幾乎毋庸置疑的是，在美國的教育體系中，正如芭芭拉·史密斯在著名的反經典論文《價值的偶然性》中所言，那些“在負責編輯選集、準備閱讀清單的人，顯然就是那些占據某種文化權力的人，他們的評估行為——表現在他們排除了什么、收錄了什么——不僅構成了價值的推薦，而且構成［……］價值的決定因素”。不過，這一點不怎么適用于歐洲的情況，它表明文學經典和基于《圣經》神圣啟示的宗教圣典之間缺少區別。后者確實能成為文化權力的一個經典范式，而對歷史的考察將表明，文學經典總是具有開放性，并且容易受到復雜的文化過程帶來的變化的影響。

一旦我們不是以化約的方式將文學經典等同于教學經典或者課程內容，就會意識到許多因素都有助于文學經典的生成和維系。后來的作者從早先的作者那里借鑒了形式和主題。文學史家和文藝批評家圍繞特定的作品和作者而寫作，從而使其受到人們關注；文學史的編撰者為其留下了或大或小的空間，或者完全不理它們；編輯和出版工作者制作了作品，使其能夠被人獲得；人們多少會購買，有時甚至會閱讀這些作品，尤其是出于老師和教授的敦促、出于朋友或評論家的說服，或者是在剛剛看過電影版本的時候。就接踵而來的復雜性而言，西蒙·溫科建議把經典的生成理解為一種“不可見之手”現象——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提出了這個術語，用以描述某種很難辨別其實際起源的東西，因為這種東西的形成出于眾人之手，盡管人們并不必然意識到這一點。至少我們可以說，文學經典作為文化記憶的存檔，絕不只是由批評家創造的，因而，反經典主義的批評家和理論家要想消滅經典，這種希望似乎相當渺茫。

雖然經典所包含的文學作品也許具有卓然不群的特征，但經典本身并非如此，因而上述情形越發明顯。在一個社會當中，經典控制著何種文本能在集體記憶中得到保留，得到“認真”對待，以某種特定方式得到闡釋。例如，翻閱一下19世紀英國的英語文學史，它們幾乎都會揭示如下內容：各個層級的英語文學經典，都旨在傳播道德價值以及強烈的民族自豪感，以便增進民族統一和認同。至于在20世紀，簡·高拉克已經表明，“經典承擔著如下功能：國家政治的載體，通過批判性先鋒提出的文化獨立宣言，創造性成就的細微差別的校準工具，百科全書式、神話或者歷史敘事的源泉”。經典給文學遺產提供了常新的詮釋和效力，因而有能力協調傳統和當下的需求。由此之故，它們對文化變遷具有強大的適應性，以至于似乎能夠確保自己長盛不衰。

真正的問題在于，最近對于經典的選擇性和“壓制性權力”的負面影響的集中關注，令它們可能的功能蒙上了陰影。其中之一就是文學經典提供給作者的動機和取向。用查爾斯·阿爾提艾瑞的話來說，“經典使人們注意到可以在文學媒介內部做些什么。經典是一座發明的寶庫，也挑戰了我們進一步發展某種類型或者風格的能力［……］”。此外，經典也劃定了文學研究的領域，并為其提供定性指導?；跉v史偶然性的標準，它們從數以千計的既存文本中挑選出那些稱得上“文學”的作品，這個過程實際上就產生了“文學”的概念。對每個人——無論是作者、批評家還是“一般讀者”——而言，經典都起到了最基本的、不可或缺的功能，也就是把太多的存世文本變成一種“可用的過去”、一個能在集體記憶中得到保留和進行檢索的文本庫。

值得注意的是，經典即便僅僅被視為啟發性的工具，它們也仍然可以發揮上述所有這些功能。不過，由于它們在教育體系中可以被賦予一種強烈的規范功能，因而可以理解的是，它們也能引起同樣強烈的反對之聲。我們在文學史當中發現的經典比教學經典要廣泛得多，而在許多歐洲國家，大學課程傳統上沒有受到嚴格控制，因此，在美國的經典之爭當中，人們只有明白了本科課程教學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為某種“引入的”主導選集的使用情況所決定，才能理解“開放經典”這一戰斗口號的意義。該爭論所揭示的是，對于經典的評判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受制于個人經驗以及由文化決定的職業實踐。例如，令人驚訝至極的是，由于在美國大學的教學過程中，人們幾乎只是在選集中碰到“經典”，文學史上的經典甚至幾乎不被提及，雖然它有著在集體記憶中保存文本的最長久的傳統。

因此，經典之爭日益轉變為歷史的、系統的文學經典和經典生成研究，主要在更廣闊的文化記憶研究框架內進行，這是一個重大的改進。不過令人詫異的是，經典的范圍這個問題——到底有多少遠古或者近代傳承下來的文本值得在文化記憶中加以保留——卻根本沒有得到很好的探討，盡管這個問題對于經典性的其他各個方面而言都具有核心意義。為了跳出純粹術語層面的區分，我打算以英國民族文化記憶中的寫作史再現情況為例，證明存在著多種選擇的可能性。理想情況下，最全面的檔案應該包括所有古英語和中世紀的手稿，以及印刷術引入之后的全部印刷文本。人們嘗試著建立盡可能完整的版本目錄，至少對于近代早期而言，已經有了波洛德、雷德格雷夫和唐納德·溫編纂的《英文印刷書籍簡明標題目錄》。亨利八世時期，修道院被解散，修道院的圖書藏品隨之散落于各處，一部分被毀壞。面對民族文學傳統丟失的危險，16世紀中期的兩位古物研究者約翰·樂蘭德和約翰·巴勒編纂了關于英語作家和作品歷史的第一批著作，旨在盡可能完整地保留文獻。從1540年代初期開始，樂蘭德編纂的四卷本編年體英國作家傳記合集，即已提供了相對廣泛的經典作品，316涉及各種寫作風格，總共包含674名作者，其中有的出于推測，有的得到了確認。而新教改革家約翰·巴勒做得更好，他在1557—1559年間編纂的《大不列顛著名作家目錄》收入了1400條目錄，此后兩百多年里一直是此類著作中最簡明扼要的一種。1748年，主教托馬斯·坦納推出了自己的《英格蘭愛爾蘭圖書目錄》，這部九卷本的作家傳記合集，意味著17世紀早期之前的所有作家都被囊括在內。

當然，根據當時學術作品的習慣，早期的綜合性著作都是用拉丁文寫的；如果說這樣做事先限定了它們的影響范圍，那也必須承認，相對晚近的《英文印刷書籍簡明標題目錄》也只是給專家們留下了信息來源。然而，同樣應該弄清的是，所有這些廣泛的經典作品，恰恰是更寬泛意義上的文化記憶存檔，因為它們代表著書面文化的全部范圍，而不僅僅是文學文本或者（用古老的說法）“詩歌”。然而，正如特里沃·羅斯已經能夠表明的，早在16世紀末17世紀初，就出現了制作英國詩歌經典的各種嘗試，盡管這些努力仍然相當不成熟。

威廉·溫斯坦利

1687年起，威廉·溫斯坦利開始出版《最著名英國詩人的生平》一書，這是最早出版的大部頭英國文學史，涵蓋了從12世紀到17世紀的大約150首“詩歌”經典。因此，大多數文學史家認為英國文學經典最初確立于18世紀，這個看法是錯的。如下事實則是正確的：西奧菲勒斯·西伯從1753年開始出版《大不列顛和愛爾蘭詩人生平》，包含了從喬叟到瑪麗·錢德勒在內的202位經典作者，他們按時間先后排列；甚至塞繆爾·約翰遜1781年開始出版的《最杰出英國詩人的生平》，也依然采用了與溫斯坦利相同的結構模式。約翰遜的著作有一個重要的創新，即收錄了對于特定作品的批判性評論，但他開列的54位“杰出詩人”僅僅涵蓋了從莎士比亞到利特爾頓這一時期。

結構上真正的創新，是托馬斯·沃頓在1774至1781年間出版的《英國詩歌史》，該書首次以宏大敘事再現了英國文化史和文學史。該書過于野心勃勃，廣泛涉獵文化史的眾多領域，以至于全書寫到16世紀早期即力不能支，戛然而止，但其中連貫性的敘述指明了文學史寫作的一個新方向。不過，關于經典的發展，19世紀以后直至20世紀初期幾乎所有的英國文學史論著，其模板都來自愛丁堡歷史學家和出版商羅伯特·錢伯斯，后者從1836年開始出版《英語語言和文學史》一書。錢伯斯意欲向更多讀者展現“民族心靈”的卓越，因此在定性和定量經典之間達成了一種簡潔的妥協，而這兩種經典此前被分開來處理，只有托馬斯·沃頓那種漫無邊際的敘述是一個例外。錢伯斯的著作明顯將文學作者置于優先地位，但也包含了“隨筆作者”“玄學作者”“歷史批評和神學作者”“百科全書和雜志”“傳記作者”“旅行家”“政治經濟學家”“大眾出版物”，乃至“科普作者”，從而達成了這種妥協。將更加狹義“文學”意義上的定性經典與在各種話語中代表著民族國家書面文化的更加廣義的經典結合起來，這種方式即將成為英國民族文學史撰述的主導傳統。20世紀初期（1907—1916）出版的15卷本《劍橋英國文學史》即為該傳統的縮影。應該補充的是，這一傳統至今依然存活，它不僅見于已經出版的大部頭著作《新編劍橋英國文學史》和新的《牛津英國文學史》，也見于安德魯·桑德斯的《劍橋英國文學簡史》之類的單卷本著作。

該傳統的典型是一個相當穩定的“核心經典”陣營，其成員包括喬叟、斯賓塞、莎士比亞、彌爾頓、德萊頓、蒲柏、約翰遜博士、華茲華斯、狄更斯和丁尼生，20世紀又增添了簡·奧斯汀、喬治·艾略特、T． S． 艾略特、喬伊斯和貝克特等人。位居經典邊緣、被認為依然很杰出的作家，其范圍更廣，更容易受到文學批評思潮變遷的影響。更多的變化發生在更低一個層級的作家身上，他們至少得到了某種評論。在最低的關注層面，或許只是粗略地列出了作者的姓名和作品的名稱——這個層面的作家的作用，顯然只是提醒我們書面文化中還有許多值得注意的東西。

因此，對于“開放經典”的需求，我們能說的是，傳統英國文學史的經典就此而言永遠大門敞開。然而如下指責也無法回避，即經典已經成為“民族、種族和性別優勢的一個載體” ，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尤其如此。不過我們也可以說，從《英國語言中的文學領域史》、《麥克米倫英國文學史》以及《朗文英國文學系列》等著作開始，更加晚近的英國文學史的經典確實認識到了后殖民文學的存在，有的力度還很大，同時也接納了更多的女作家——318這主要是出于女權主義歷史學家和批評家的出色工作以及他們施加的壓力。

弗蘭克·克默德

或許文學史家真的更樂意追逐傳統，因而跟那些總想站在“前沿”、擅長理論思維的批評家們相比，對文化變遷的回應更加遲緩。然而近年來的事實表明，情況并非必然如此。隨著邁克爾·亞歷山大的《英國文學史》（2000）、約翰·佩克和馬丁·柯伊爾的《英國文學簡史》（2002）的面世，一些新的文學史在英國相繼出版，它們所呈現的經典幾乎都只致力于狹義的“文學”。在即將到來的文化主義似乎對想象性寫作在文化記憶中的優勢地位構成威脅之際，正是這些文學史家抵制了這一趨勢。由此進一步表明，在一個不斷變化、充滿活力的文化中，到底是更加古老還是更加晚近的過去能夠確保自己在文化記憶中據有一席之地，圍繞這個問題的競爭，在作為文化記憶存檔庫的經典之爭那里體現得最為明顯。放棄經典即意味著拋卻文化記憶。甚至批評者們也都似乎重新意識到了這一點。2004年，一部題為《愉悅和變遷：經典的審美》的著作問世，該書代表了弗蘭克·克默德對于經典的更加新近的看法，而在十年以前，這種事情幾乎是不可想象的。因此，盡管時不時有激烈反對經典的觀點冒出來，但經典不會死亡。經典化的愿望強烈至極，文化記憶的經典化極為有用，文學史家和文化史家不斷重寫經典之舉極受追捧。

本文選自《文化記憶研究指南》（[德]阿斯特莉特·埃爾 安斯加爾·紐寧/主編，李恭忠 李霞/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2月版），澎湃新聞經出版社授權摘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