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杰明·富蘭克林（1706-1790）

1747年末，本杰明·富蘭克林（1706-1790）做出一項重大決定：將他經營多年的報刊印刷業務整體轉讓給年輕的合伙人戴維·霍爾，自己則進入“半退”狀態——從而能夠擁有足夠閑暇進行“最感興趣的電學研究”。

1744年，霍爾經友人介紹，并經富蘭克林面試錄用，不久成為熟練工（journeyman），三年后擢為合伙人。1748年元旦，富蘭克林與之簽訂合同（僅兩頁紙，期限長達十八年），規定各自責權利：霍爾接管《賓夕法尼亞公報》（Pennsylvania Gazette）出版及其他各項印刷業務，同時持有《窮理查年鑒》版權——作為交換，他同意將盈利所得與富蘭克林對半均分。

事實證明，這是一種合作共贏的新型商業模式：1757年，富蘭克林在與友人書信中對此結果表示“相當滿意”——九年間累計收入六千零六十五英鎊，年均約六百七十英鎊——據約翰·亞當斯測算，這一數目大約是一位成名律師收入的三到四倍，更是一名普通職員工資的三十倍！由此，富蘭克林得以步入他心儀的科學和政治領域，而無后顧之憂。與此同時，霍爾的知名度節節攀升，產業規模也日益擴大，成為費城乃至全美極具影響力的印刷商。1766年，合同到期后，富蘭克林將股份全部轉讓，自己則徹底退出商界（“全退”），轉而投身殖民地各項公共事業。 

關于富蘭克林的“早退”，之前傳記作者往往語焉不詳（沃爾特·艾薩克森2003年推出《富蘭克林傳》，其中相關內容僅寥寥數語），直到歷史學家戈登·伍德（Gordon S. Wood）《富蘭克林的美國化》（The Americanization of Benjamin Franklin，2005）一書面世，這一狀況才有所改觀。一般而言，十八世紀的殖民地商人通常不會考慮退休問題，更何況是在四十出頭的年紀，因此這一“個案”引起了伍德的關注。遺憾的是，由于伍德該書著重探究富蘭克林的政治身份轉變——“富蘭克林何以成了美國人”（錢滿素語），故而對于“早退”問題研究并不夠全面。這也正是本文寫作的動因之一。

概而言之，伍德認為富蘭克林的“早退”原因有二：從內因看，富蘭克林對電學研究的興趣“壓倒一切”，早已癡迷到廢寢忘食的程度，“棄商從學”幾乎是一刻也不能等；另外，從外因看，費城印刷業競爭又異常激烈——富蘭克林本人從普通印刷工學徒到被賓夕法尼亞議會確認為政府委托的“官方”印刷商（1730），其間經過數年艱苦打拼（甚至不惜“干掉”以前的雇主并取而代之）。或許，富蘭克林從年輕的霍爾身上看到了自己當年的影子。根據這位歷史學家的推斷：霍爾業務嫻熟，為人機敏，富有進取心——假以時日，極有可能成為富蘭克林“最強勁的競爭對手”。富蘭克林此舉，既消滅了潛在的競爭對手，又保障了自己的權益，無疑頗具“現代商業意識”。

當然也有論者提出疑問：富蘭克林既無意于繼續從事出版印刷業務，何不將它整體打包出售？但這一問題顯然屬于“年代誤置”（anachronism），因為當時既沒有華爾街的投資銀行家或“金融大鱷”，也沒有谷歌或亞馬遜之類貪婪尋求收購/并購的“巨無霸”公司——換言之，富蘭克林想要賣掉他的公司絕無可能。在此前提下，與霍爾簽署合同則成為僅次于直接出售的最佳選擇：足以保證富蘭克林獲得長期被動收入（long-term passive income）。因此，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這一“制度創新”不單單是富蘭克林個人職業生涯的轉折點，也可謂是美國商業史上的一大創舉。

眾所周知，富蘭克林是偉大的發明家，但很少有人意識到他所創立的商業退休制度以及商業轉讓模式足以躋身于他的重大發明之列——這一發明不僅從根本上打破了中世紀以來固化的階層和職業觀，而且有助于形成職業多元化和產權明晰化的現代商業理念。在合同期內，這筆交易使霍爾獲得了富蘭克林公司一半的產權（所有權），可以自由支配和使用包括印刷設備以及報刊發行業務在內的一切有形和無形資產；同時，明確的產權界定也是一種激勵機制，為商業擴張增添了驅動力。

與殖民地其他行業不同，富蘭克林經營的印刷業本質上是一種地方性貿易，主要面向小企業和政府客戶，除了生產文具，其主營業務包括印制法律公告、商業發票以及政府文件等——當然，其中獲利最豐的，無過于紙幣印刷業務（1729年，富蘭克林發表《論紙幣的性質和必要性》一文，成功說服殖民地議會，也連帶獲得“印幣”的專屬權）。作為富有遠見的企業家，富蘭克林并未將眼光局限于費城一地，相反從兩方面入手打破了殖民地傳統的各自為戰的狹隘商業模式：作為《賓夕法尼亞公報》和廣受歡迎的《窮理查年鑒》的編輯出版人，他不但擁有大量的版權，更將他的讀者群拓展至全美各地；此外，他還為其他殖民地（紐約、新港、查爾斯頓，甚至安提瓜）抱負遠大的印刷商提供量身定制的印刷機，以機器入股的方式換取利潤分成——堪稱是當今風險投資家的先驅。

值得注意的是，商業競爭這一“外因”盡管是客觀存在，但顯然并非是富蘭克林“早退”的主導因素。其反面例證是：截至轉讓交割之前一年，富蘭克林公司的凈收益高達兩千英鎊——與殖民地總督的薪酬相當，更不用說各地分支機構及版稅等其他收入。在商界，通行的做法是當企業陷入困境無以為繼時，出于自保或“止損”的目的，業主可能會選擇轉手；然而此時富蘭克林本人年富力強，事業也處于蒸蒸日上之勢——在此情況下選擇半途而退，其背后顯然存在更為強大和更為迫切的“內因”。

此外，感情因素也必須加以考慮：作為早年的印刷學徒工，富蘭克林通過不懈努力先是成為嫻熟的技術工，隨后又成為一名印刷商，他對這一行業的感情極為深厚：他在費城組織以職業工匠及學徒——即所謂“皮圍裙”（leather apron）——為主體的“共讀會”（Junto），其中若干友人皆來自這一行業。后來奉命出使法蘭西，抵達后第一要務便是在巴黎近郊帕西（Passy）寓所架設印刷機，散布有關獨立戰爭節節勝利的消息。及至晚年，富蘭克林在遺囑中交代：向波士頓和費城兩地各贈予一千英鎊，以低息貸款的方式資助勤苦自勵且恪盡職守的印刷學徒工（二十五歲以下）。而他在自撰墓碑上銘刻的也只有一行字：“富蘭克林，一名印刷工”——不難想象其難以割舍之深情。

富蘭克林深知，印刷商這一職業，在十八世紀社會環境中具有相當的特殊性：由于通訊技術尚未普及，資訊渠道匱乏，書報行業幾乎是當時公共領域唯一的信息來源——掌握這一渠道的人自然也具備了影響公共輿論的“話語權”。富蘭克林以印刷商的身份，先是承攬賓夕法尼亞議會文件的印刷業務，隨后又被任命為議會秘書和書記員，由此逐步熟悉殖民地各項政治事務及其程序，也為日后步入政壇打下了堅實基礎。出人意料的是，此時盡管內心依依不舍，但富蘭克林還是毅然做出了“早退”的抉擇。

根據伍德等人的研究，事實上，早在簽訂合同半年之前即1747年夏，富蘭克林即已萌生退意，并在慎重考慮后將霍爾提拔為合伙人。當時的外部環境是英法兩國為爭奪海外殖民地打得不可開交，而北美殖民地不幸淪為雙方交戰的戰場。隨著時局日益惡化，富蘭克林愈發憂心忡忡。1747年11月，他在《公報》發表“樸素的真理”一文，倡導成立民兵組織，防衛法國（及其盟友西班牙）軍隊在特拉華河地區的燒殺搶劫。這可能是富蘭克林在轉讓交易前刊發于《公報》的最后一篇政論文章——在此之后，他一方面決意“投筆從戎”（通過輿論宣傳，成功動員近萬民眾自發組成民團，并以發行彩票的方式募集資金來購買武器和建造炮臺）；一方面的確擁有了更多閑暇來進行他最愛的電學研究。

與霍爾簽約幾周后，富蘭克林寫信告訴友人卡德瓦拉德·科爾登（Cadwallader Colden）：他新近購買了一種新型電氣設備，以便進行“極其快活的實驗”。1750年，他在與英國皇家學會會員彼得·柯林森（Peter Collinson）書信中最早提出安裝避雷針保護建筑物的構想。1751年，電力研究的相關成果在巴黎出版，奠定了他在啟蒙運動科學家共同體（或“文人共和國”）中的重要地位。1752年，通過風箏實驗，富蘭克林進一步發現雷電不過是自然的放電現象，并且推斷可以運用其蘊含的能量造福人類——比如借助于電擊療法來治療“偏癱”病人以及癔病患者。

根據華盛頓大學心理學教授斯坦利·芬格（Stanley Finger）的研究，富蘭克林某次無意中遭遇電擊，但一擊之下感覺精神狀態“極為愉悅”——除了偶發的輕微健忘癥這一副作用——這一發現讓他腦洞大開：何不嘗試采用“電療法”來對付抑郁癥等精神疾病？由此，富蘭克林開始了孜孜不倦的醫學實驗，并在這一領域做出了卓越貢獻。正如芬格教授在康奈爾醫學院（Weill Cornell Medicine）一次講座中所說：富蘭克林博士（Dr.）也是名副其實的醫生（Dr.）——盡管這一點鮮為人知。事實上，他在防治天花、治療鉛毒以及醫學營養學等領域皆有突出貢獻，同時他還發明了“音樂療法”，甚至還制作過醫學器械（假肢、導尿管等）。

相對于當時流行的熱敷、冰鎮和溫泉浴等“養生之道”，富蘭克林認為慢跑和舉重才是保持身心健康的有效方法。在他看來，衡量運動強度的關鍵是一個人運動心率的快慢，而非運動距離或運動時間——運動使人體內部產生熱量，這樣才能對身心有所裨益。此外，富蘭克林對運動心理學也頗有研究。他在“國際象棋的道德”（The moral of Chess）一文中詳述對局者的特質——如謹慎和遠見——完全可以應用到生活中的其他方面。更值得一提的是，富蘭克林首倡低溫室睡眠法，認為此法有助于肌肉康復——二十世紀的醫學實踐證明這是極富科學洞見的天才創意。

1752年4月，富蘭克林在寫給科爾登的信中，還曾專門談到空氣和光。他認為傳統的“光粒子說”未必正確，相反，他相信光也可以是“流動的波”——“假定宇宙空間充滿著一種微妙的有彈性的流質，當它靜止時，是看不見的，但它的震顫則影響到了眼睛的視覺，如同空氣的振動影響耳朵這種器官一樣。”——這一論點或許受到當時歐洲科學家“光波說”的影響，但是敢于對前賢昔圣（哪怕是牛頓！）的思想學說進行質疑，的確是富蘭克林典型的作派——他一向秉持理性的懷疑主義科學觀，從不盲從“科學”權威——這一點在與法國著名科學家布豐的論戰中體現得最為明顯。

布豐散布的“美洲退化論”——美洲人被理解為某種野蠻的低等生物——在歐洲乃至世界影響極為惡劣。英國議會據此認為，美洲人這種“低等生物”提交的抗稅請愿書根本“不適合被如此明智的立法機構接受和宣讀”。盡管富蘭克林所著《電的觀察與實驗》一書 1752 年在巴黎出版乃是布豐大力促成，但富蘭克林駁斥其謬論卻是毫不留情——事實上，富蘭克林可謂美國革命元勛中抨擊“美洲退化論”的第一人（杰弗遜繼之）——他自1750 年代起就開始搜集北美地區空氣中濕氣的數據（這一工作持續數十年），通過與英法等國數據的比對，最后得出結論：歐洲的濕氣含量比美國更高。而布豐此前曾斷言：美洲空氣中濕氣過重，導致生活在美洲大陸的四足動物和印第安人機能退化——富蘭克林的這一科學結論顯然是對布豐妄斷的有力反駁。

除了科學研究，富蘭克林極為關注的是教育問題。1749年10月，在《關于費城青年教育的建議》（Proposals Relating to the Education of Youth in Pennsylvania）一文中，富蘭克林提出創辦文實學校的若干設想。它的基本目標是建立一所以英語而不是拉丁語為教學語言的學校，要發展一種涵蓋科學知識和實用技能的課程并能培養出能夠將實用知識普遍用于社會、政治及本人職業的人才——即建立一種“正規教育與自我教育相結合”的教育模式。除了美麗的校園環境和必不可少的圖書教材，富蘭克林還要求這類學校必須配備實驗室和工作間，以及地圖、地球儀和各種實驗器材。

富蘭克林對教育的重視很大程度上受到喬治·懷特菲爾德（George Whitefield）牧師的影響。早在1739年，英國著名宗教家、“大覺醒”運動倡導者懷特菲爾德曾親臨費城進行為期一周的宗教宣教活動。在此期間，富蘭克林與這位宗教人士結下了持續三十余年的深厚友誼。后來懷特菲爾德在喬治亞募集資金籌建孤兒院，富蘭克林率先捐款。1750年代，響應懷特菲爾德的號召，賓夕法尼亞創建首個黑人子弟學校，富蘭克林為之多方奔走，最終土地獲批。同時，為了表達對懷特菲爾德的感激之情，富蘭克林等人還計劃在費城建立一所傳統宗教意義上的慈善學校——與文實學校宗旨相似：除了培養讀寫技能，更注重培養學生實踐和謀生的本領。

在文實學校的基礎之上，富蘭克林又提出籌建費城學院（即日后賓夕法尼亞大學）的設想，并當選為學院（籌）理事會主席。與哈佛、耶魯等傳統名校不同，費城學院更強調學科建設的“功利性”和“實用性”，比如將農業單獨列為一門學科——這是史上第一次，因為富蘭克林認為農業資源不應被浪費，而應巧妙加以利用。他堅信，農業不僅是一種生活方式，而且和商業一樣，也是一門高深的學問，即“農業科學”。在這一觀念指導下，富蘭克林敦促費城學院開設專門的農業課程，講授種植和園藝；并建議在全美植桑養蠶，像中國人那樣用絲綢代替毛料和麻布——因為牧羊和種麻都需占用土地，而桑樹則可以栽種在宅邊或道旁，既可美化家園，又可使過路之人在樹下歇足乘涼。

賓夕法尼亞大學

除了科學文教事業，“早退”后的富蘭克林更將大部分時間和精力投身于慈善事業，并被譽為美國真正的“慈善公益的先驅”。根據傳記作家艾薩克森的論述，富蘭克林認為行善“最能體現對上帝的虔誠”——與清教領袖溫斯洛普等人的觀點不同，富蘭克林堅決否認貧窮乃是神意（Providence）的安排，相反，通過個人努力和社會公益，完全可以消除貧困，“逆天改命”。與此同時，他主張傳統的慈善義舉（如授人以魚的施舍行為） 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窮人的命運，而他提倡的則是“授人以漁”的扶貧理念。此外，與英國自上而下的“強制慈善”行為不同，富蘭克林倡導采取民主自愿的方式實施“公益慈善”。

以賓夕法尼亞醫院為例：1751年1月，富蘭克林成功說服賓夕法尼亞議會通過私人捐贈和公共撥款籌建公立醫院，并帶頭捐款，民眾也紛紛響應。政府和民間合力齊心，僅一年時間，即1752年1月，賓夕法尼亞醫院便宣告正式開業——其效率之高，令人驚嘆。其他諸如公共圖書館、消防隊、城市道路及路燈系統等各項公益事業，也是通過政府倡議、全民動員的方式一一得以實施完成。在上述各項社會活動中，富蘭克林從來不是單槍匹馬，而是借助輿論宣傳發動民眾，因為他深深懂得：民眾自覺自愿的支持來自他們內心的認同，這就是民意——而公共事務從本質上說就應該與廣大民眾的私人利益相一致。可見，富蘭克林不但具有“超前的”公益慈善理念，而且也是這一理念的踐行者，是當之無愧的美國公益慈善的“守護神”。

正如富蘭克林研究專家桑代克（William N. Thorndike Jr.）所說，富蘭克林提早退出商界，以便全身心投入公共服務和慈善事業——這一模因（meme）日后也逐漸成為美國特有的模式，從卡耐基、洛克菲勒到比爾·蓋茨，概莫能外。這一模式的核心概念來自于富蘭克林的信念——他堅持認為“美國不應照搬英國僵化刻板的世襲等級制度，而應當將通過辛勤工作獲得成功的中產階級作為社會中堅力量”——而他所從事的各項公益事業，目的便在于為中下層階級向上的“流動”提供便利和幫助。日后在面對少數議員別有用心的質詢時，富蘭克林一再重申：他畢生的宗旨是“造福大眾”，別無其他。帕靈頓據此宣稱：“富蘭克林的精神是社會的。他關心的不是私人財產或階級利益，而是公眾福祉。”同樣，馬克斯·韋伯也認為，富蘭克林作為美國“新教倫理世俗化”的代表，其實質“不僅是從商的精明”，更是一種將基督教仁愛化為具體行動的“精神氣質”。

根據歷史記載，富蘭克林“早退”之后，扮演過科學家、政治家、外交官、作家等多重角色——他不辭辛勞地廣泛參與地區政治軍事外交等各項活動——“宛若一名苦行僧”：在退休當年，他進入費城市議會（1748），次年開始擔任治安官（1749），兩年后改任市政官（1751），隨后當選賓夕法尼亞議員；再兩年后被任命為殖民地郵政副總長（1753），負責整個北美地區郵政業務。毫無疑問，“退休后的富蘭克林與希拉里·曼特爾小說《狼廳》主人公托馬斯·克倫威爾（Thomas Cromwell）頗為相似：一個無所不能的多面手——進行談判，組建軍隊，興辦郵政，且無一不成功……堪稱革命時代的‘文藝復興人’（revolutionary-era Renaissance man）”。

照研究者的一致看法：“1748年是富蘭克林生命中的分水嶺”——除了簽訂轉讓合同，這一年間還有兩件大事值得留意：首先是他在《公報》發表的“給一位年輕商人的建議”（Advice to a Young Tradesman），其中的名言如“時間是金錢”“信用是金錢”以及“財富之路即市場之路”等早已成為商界共識，但鮮少有人注意到富蘭克林此處的“目標讀者”非是別人，正是他的商業合伙人霍爾——盡管他相信自家的眼力，也相信后者的人品，但終究心有隱憂，故而念茲在茲，反復提醒。當然，商業轉讓這一模式的成功創制說明雙方皆具有高度“契約精神”——這也是美國核心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

此外，本年度值得大書特書的還有富蘭克林的“畫像”。據傳記作者艾薩克森描述：退休不久，富蘭克林特意設計出一枚家族紋章（coat of arms）。這一舉動顯然是對歐洲（尤其是英國）貴族文化和紳士傳統的認同和模仿——世代工匠和農夫出身的富蘭克林并沒有資格擁有這樣的顯貴標記。與此同時，作為十八世紀上流社會士紳的“標配”，富蘭克林又雇請畫家羅伯特·費克（Robert Feke）為自己作一幅肖像畫。費克是當時殖民地首屈一指的名家，他創作的這幅中年富蘭克林肖像畫日后也成為美國繪畫史上的經典之作。畫面上富蘭克林面容沉靜（甚至帶有幾分溫柔），目光深邃，發型著裝（天鵝絨外套配一頭假發）也極為大氣——明顯“標志著他有意識的身份轉變”：由商人轉變為一名紳士。

或許這才是富蘭克林選擇“早退”的根本原因：離開商界后，他不僅改變了職業，也改變了階級——“他的退休使得他與其他革命領導人如名律師（亞當斯和麥迪遜）以及弗吉尼亞紳士（華盛頓和杰斐遜）處于同等地位，并最終能夠將全部精力投入到科學和政治事業中。”十八世紀的流行觀念是：要想成為一名紳士，他首先必須是一位“閑暇之人”（Man of leisure），而不能整日里忙于掙錢糊口。或許這正是肖像畫的另一層含義：其副標題“逍遙自在”（On the Loose）一方面顯示富蘭克林放下繁瑣商務（business）后“如釋重負”的輕松心情，另一方面也借此展示自己業已具備紳士的“閑暇”。

照當時的標準，紳士的身份除了家庭出身與擁有地產兩個標準之外，還需具備“文雅有禮”的文化和修養（politeness），同時也應有對公共事務的擔當——在富蘭克林看來，后者即意味著“位高者責重”（nobleness oblige）。經過前半生的打拼，他基本實現普通人渴望的“財務自由”，但這一自由對他而言也意味著更多的責任——甚至意味著他的生活和工作重心從殖民地本地事務轉向整個國家乃至國際事務（他將在倫敦和巴黎度過大半余生）。

富蘭克林的墓志銘

長期以來，富蘭克林一直被視為“資本主義精神最完美的代表”——對金錢的追求似乎超乎一切。同時，作為美國人的“原型”（archetype），《致富之路》（The Way to Wealth）不僅是他的代表作，甚至是他的化身——果真如此，他在1748年人生中點（時年四十二，他去世時年八十四）的“早退”也就無法解釋了。然而事實上，與后半生近半個世紀輝煌成就相比，他前四分之一世紀在商界的奮斗不過是人生的序章。很顯然，在富蘭克林眼里，與商業成功相比，公益和慈善事業更具永恒的價值和魅力——從此，美國歷史上少了一位商業大亨，卻多了一位名揚四海的“美國先生”（Mr. Ameri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