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曼的綠色轉型困局

隨著經濟綠色轉型在全球范圍內的迅速鋪開，石油成為奄奄一息的霸權。4月6日，自由記者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耶（Sebastian Castelier）在獨立網站東方二十一（Orient XXI）撰文，分析了阿曼蘇丹國面臨的社會經濟轉型困境，從個案角度說明了經濟高度依賴于油氣收入的中東產油國在應對世界能源體系深度突變時的艱難突圍之路。

卡斯特利耶認為，經濟“綠化”的時機已經成熟。電動汽車的銷量直線上升，西方國家首都街道上的環保出行普及化，美國汽車巨頭通用汽車公司承諾到2035年停止生產內燃機汽車，這預示著交通運輸電氣化的到來，而目前全球25%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都來自交通運輸。

與此同時，阿曼2021年的預算60%依賴于石油和天然氣礦藏產生的收入。因此，正在進行的能源轉型意味著其主要收入來源的逐漸減少和其發展模式的深刻修正。

法國-阿曼俱樂部主席亞歷山大·布里安（Alexandre Briand）分析認為：“油價的波動不再是（阿曼）健康經濟的基礎。”自2014年開始阿曼經濟就深受石油市場動蕩影響，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更令其雪上加霜，該國債務收入比飆升至極高水平，從占GDP的5%升至2020年的80%以上。參與2011年“阿曼之春”的活動人士伊斯梅爾·穆克巴利（Ismail Al-Muqbali）說：“面對大流行和油價下跌帶來的挑戰，許多阿曼人意識到舊的體系已經捉襟見肘。”

前任蘇丹卡布斯·本·賽義德·阿勒賽義德（Qabus bin Said Al-Sa?d）承諾的改革如今被活動人士描述為“權宜之計”，未能治愈該國對石油橫財的依賴，也未能為世界能源體系的深度突變做好準備。卡布斯蘇丹在2020年1月10日去世后，阿曼進入了海薩姆·本·塔里克·阿勒賽義德（Haitham Ben Tarek Al-Sa?d）的獨裁領導。而這個國家想知道，它是否會成為全石油時代的最后堡壘之一？或者轉向所謂的“清潔”能源？還是兩者同時進行？

卡斯特利耶分析道，阿曼將太陽能和風能視為污染發電廠的可行替代品，并認為這是一石二鳥之舉，既可以把本國描繪為能源過渡運動的參與者，也可以把原本用于當地電力消費的石油和天然氣輸送到出口市場。目前阿曼是在能源轉型問題上表現最差的國家之一，2018年占比低于3%，蘇丹希望在2030年能達到30%。

正在進行的有許多項目，包括阿曼南部與也門接壤的佐法爾省（Dhofar）的一個大型大型風力發電場，在單人住宅、大廈和辦公樓安裝太陽能電池板，以及阿曼能源效率中心的落成典禮。未來，該國希望以“綠色”氫的形式輸出電力。氫氣通常被視為運輸和重工業脫碳的必要工具之一。但是，目前氫的價格仍然過高，在世界能源結構中還沒有占據重要的位置。

盡管如此，阿曼并不打算放棄碳氫化合物市場。雖然交通運輸對石油的需求最終一定會枯竭，但目前全球范圍內每日石油需求仍達到10億桶。同其他波斯灣國家一樣，阿曼是世界上開采成本最低的國家之一，并打算把競爭力較弱的國家排擠出市場，以確保它將生產供全世界消費的最后幾滴石油。面對要求結束石油霸主地位的國際輿論，這個蘇丹國正指望向石化工業——尤其是塑料、合成纖維和殺蟲劑——繼續謹慎地出售其石油。

就像其鄰國沙特阿拉伯打算將龐大的沙特阿美（Saudi Aramco）集團轉變為石化領域的世界領導者一樣，阿曼也想在國際石化行業中為自己開辟一個利基市場。力瓦塑料工業集團（The Liwa Plastics Industries Complex）計劃每年生產150萬噸聚乙烯。海灣石油化工和化學品協會（Gulf petroleum Chemicals and Chemicals Association）表示，2019年至2030年期間，對石油原材料的需求將“比全球石油需求的增長速度快4倍”。同時，阿曼還指望其液化天然氣儲量，這是一種注定要在能源轉型中發揮關鍵作用的能源。

與能源市場的新定位相伴隨的，還有旨在擺脫多年來逐漸形成的“食利者心態”的改革。這一巨變的標志之一是，新君主加快了推行經濟決策的速度，這在他的前任統治時期是不可想象的：征收增值稅、部分取消水電補貼、強制年紀最大的公務員退休、對富人征收所得稅，這在以免稅工資著稱的地區還是首次。一個擁有政治學學位的年輕女性穆尼拉（Munira）對其國家的困難有著清晰的認識，她告訴記者：“老實說，我們早就預料到了……每個人都知道我們的經濟狀況很糟糕。”蘇丹優先發展的行業是旅游、運輸和物流、農業、漁業、制造業和采礦業。

然而，蘇丹的意圖很可能與民眾的心態相左，后者習慣于依賴以慷慨工資和低工作量著稱的公共部門。盡管2019年四分之一的阿曼人受雇于公共部門，然而這一趨勢自2009年以來一直在下降。旨在促進年輕人創業的宣傳活動似乎正在產生效果。2019年至2020年底，全國中小企業注冊數量增長了14%。然而，在清潔能源領域，阿曼遠不能與其鄰國阿聯酋競爭，后者是專門從事創新能源解決方案的公司的區域中心。

伊斯梅爾·穆克巴利認為：“目前的經濟改革可能是積極和必要的，但我認為應該進行公開辯論。”盡管活動分子歡迎蘇丹大膽的經濟改革，然而阿曼仍然是一個絕對君主制國家，自2021年1月起，一項新法律要求議會成員向部長們提出的任何問題都必須保密。議會由普選產生，但沒有立法權。穆尼拉說:“有些人根本不相信議會能發揮任何作用，他們要求解散議會以節省開支。”

她對民眾和政府之間沒有任何“討論渠道”感到遺憾。與其他海灣國家一樣，阿曼的管理機構將石油帶來的意外之財重新分配給國民，以換取他們對王室的絕對忠誠。她補充說:“我們試圖通過推特讓別人聽到我們的聲音，但沒有人真正在聽。”阿曼安全部門對持不同政見者的聲音進行低調鎮壓，在社交網絡上詆毀活動人士，并逮捕那些被認為在推特上過度批評權力結構的人。

卡斯特利耶繼續寫道，除了經濟上的需要，減少國家對碳氫化合物生產的依賴也是一個公共健康問題。石油和天然氣行業是生物有機化合物最大的工業排放來源，而這是引發癌癥和呼吸道疾病的疑似元兇之一。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認為，部分由這一工業部門造成的大氣污染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健康危害，全世界九分之一的人死于大氣污染。

阿拉伯-波斯灣人民很少知道的是：在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最大的二十個國家中，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GCC）占了六個。盡管人們對全球變暖的意識有所增強，但正如波士頓咨詢集團進行的一項研究所揭示的那樣，大部分人對環境問題的認識仍然是蒙昧的，或者是錯誤的。因此，25%的受訪者認為氣候變化對地球有積極的影響。天然氣和石油行業對人們健康的影響往往被地方當局控制的媒體和密切監視的社交網絡所忽視。

卡斯特利耶最后寫道，盡管對環境有害，然而正是“黑金”讓阿曼恢復了經濟繁榮，就像曾經阿拉伯奴隸貿易確保了這一地區的繁榮。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30年代，80萬名非洲奴隸在東非被俘后，大部分通過也門和阿曼的港口被運送到海灣國家。這個古老的海洋國家成功地從奴隸貿易商轉型為石油出口國，海薩姆蘇丹面臨一個世紀前他的前任們所遇到的挑戰：在當今世界，輿論指責阿曼的不義之財。

氣候危機的補償政治

當地時間2021年4月22日，美國華盛頓特區，領導人氣候峰會舉行。

在上周四為期兩天的虛擬氣候峰會上，美國總統拜登承諾，到2030年將美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至少一半，這一目標遠比十年前奧巴馬提出的目標更為激進。而在氣候峰會之前，美國民主黨議員上周二也重新推出了綠色新政決議。

針對氣候問題，異見雜志的《圓桌：氣候危機的補償政治》一文指出，氣候峰會上的承諾與綠色新政是同時應對美國國內不平等問題與氣候危機的辦法，但在全球共患難的氣候問題上，這一處理問題的思路不應該局限于美國國內，而應基于全球的角度。

圓桌稱，如果要預測氣候危機的未來影響，這次的全球性的新冠疫情就是一個完美的參照，它使我們可以預測，即使在全球范圍內經歷氣候變化的影響，人們對此的回應可能依舊會是退回各自國界內、犧牲全球南方，以保護全球北方的經濟和公民。即使如此，新冠疫情也深深地影響了全球北方，使得全球北方內部的種族、社會、性別的不平等問題更明顯，而相較新冠疫情所暴露出來的，氣候危機帶來的差別影響將會更赤裸。

將新冠疫情視為氣候危機的快照與預覽后，再來考慮如何面對氣候危機時，該圓桌認為人們需要考慮補償性政治（Reparative Politics），將不同國家的歷史責任納入考量，將其視為氣候政治的必要面，而不是一個慈善性質的附加品。這一觀點與全球北方的不少國家內部喧囂不斷的生態法西斯主義，以及只考慮某些特定企業的利益和自身國家利益的競爭框架相對立。

圓桌提到，聯合國1992年的《氣候變化框架公約》（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中有兩項基本原則：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y）、污染者承擔（the polluter pays），并且該公約承認一方面全球南方比富國承擔的責任要小，另一方面全球南方還面臨貧窮和不平等的危機。在這一共識下，雖然當前的“2050年達到凈排放為零（net zero by 2050）”可能是最具有野心的提案，但它其實幫助了富國逃避責任。因為它隱含著這樣的邏輯，忘記公平吧，因為公平不能幫助達成目標，最重要的是最快地完成目標。這個邏輯的問題在于，即使不關心公平問題，但實際在氣候問題上，實現這一目標的能力并沒有因為排除了公平而得到提升。這一邏輯下，在缺乏同等的技術與資金的情況下，富國做得比它們應做的要少，責任最小的全球南方國家則做得更多。

圓桌還討論到了債務與環境危害如何緊密的聯系在一起，以及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公共多邊金融機構的債務協議如何限制了全球南部國家的政策和財政上的回旋余地。圓桌提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一次又一次地阻止政府在公共衛生、氣候政策和可再生能源方面進行必要的投資。最新的例子便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建議厄瓜多爾政府大幅度緊縮公共衛生方面的開支，在建議被采納執行后，不出意料的，厄瓜多爾爆發了最嚴重的新冠疫情。這種債務負擔一方面激勵著短期的經濟思維，另一方面限制著長期的經濟規劃，而在氣候議題上，它也限制著像綠色能源過度所需的公共部門的建立。在面對這一困境時，全球性的綠色新政必須包括消除政策的條件、降低主權債務，并最終取消它。

引用文章：

[1]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ahead-bidens-climate-summit-lawmakers-relaunch-green-new-deal-2021-04-20/

[2]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1/04/22/biden-climate-goal-congress-484141

[3] https://www.dissentmagazine.org/article/a-reparative-politics-for-the-climate-crisis-a-roundt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