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不少人認為，肖文罪成立只不過是一連串偶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非結構性改變的作用，畢竟在弗洛伊德案庭審進行的三周內美國國內就發生了類似兩起警察暴力事件。在遭起訴的施暴警察中，被判無罪或無足輕重的輕罪往往才是常態。不過，自去年爆發的黑命攸關（BLM）運動，到案件庭審的勝利，無不透露出這樣的信號：從新聞媒體到流行文化，從街頭到投票箱，民眾的意識被不斷撬動，是任何社會前進的唯一可能，而無論如何，這場審判也終會成為壓下杠桿的一塊石子。

4月20日，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地區法院，12名陪審員在經過了不到兩天的合議后，為全美最受矚目的一場審理給出了判決：明尼阿波利斯市前警察德里克·肖文（Derek Chauvin），因去年五月份跪壓在黑人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脖子部位近十分鐘致其死亡的行為，犯有二級、三級謀殺罪和過失殺人，最長可面臨40年監禁的懲罰，法官宣布擇日確定具體量刑。去年夏天，這起事件被路人的視頻全程記錄下來，成為重新點燃抗議種族主義和警察暴力的“黑命攸關”（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的火種，使其在美國獲得了史無前例的支持率與社會影響，全世界各地都有人手舉他的畫像和照片走上街頭。那么，這場運動究竟在多大層面上帶來了系統性、制度性層面上的改變？通過觀看這次全程直播的庭審，人們希望能第一次得到一個相對清晰、直觀的答案。

2021年4月20日下午，經過近3周法庭審理，前白人警察德雷克·肖萬被陪審團宣判殺害非裔男子喬治·弗洛伊德，犯有二級、三級謀殺罪和過失殺人，最長可面臨40年監禁的懲罰，法官宣布擇日確定具體量刑。

在一年多來媒體反復的調查下，事件的全程已經不存在疑點：弗洛伊德在事發地附近的便利店購買香煙時，支付了一張20美元的假鈔，店員發現后選擇了報警，警察來到現場，要求坐在自己汽車駕駛座上的弗洛伊德開窗、下車，并因他慌張舉止和哭叫一度舉槍，將他雙手銬住押入警車后座中；但弗洛伊德由于感到幽閉恐懼而大聲呼喊求救，并沖下警車，隨后，幾名警察為了將其控制住，視頻中的一幕便發生了，肖文用膝蓋跪壓在他的脖子上近十分鐘，致弗洛伊德窒息死亡，其間，他數次喊出“我無法呼吸”和“媽媽”。清晰記錄了殘忍過程的視頻早已為人們所見，該事件也史無前例地引發全球多地聲討不公的抗爭。

因此，許多人在事前完全無法想象這樣一場庭審究竟可以如何進行，任何一個具備正常情感的人都不會認為肖文所使用的暴力是合理的，那么，還會有什么模糊不清之處能夠在庭審中爭論呢？

辯方律師的毒品污名：作為種族隔離替代物的“禁毒戰爭”

3月29日，隨著陪審團成員的正式確定，案件審判正式開始。在最初的開場陳詞環節中，肖文的辯護律師就展示了自己的辯護思路：他聲稱，弗洛伊德的死因并非肖文近十分鐘的跪壓，而是他的心臟病史、使用成癮性藥物和“大量流經他身體的腎上腺素”。

事實上，將弗洛伊德的死因歸結于藥物成癮，不僅能從醫學理論層面為警員開脫罪責，更能利用長久以來對非裔美國人群體吸/販毒率、暴力犯罪率高的刻板印象，將弗洛伊德塑造成“不完美受害者”，從而減弱陪審員對他遭遇的共情。

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毒品”就成為種族主義者隱形壓迫黑人群體的符號。1971年，尼克松第一次面對公眾使用了作為“種族隔離”眾多替代物之一的“禁毒戰爭（War on Drugs）”的表述，意在根除美國毒品泛濫的問題，并隨之出臺了一系列打擊販賣、持有、使用毒品的政策；之后1984、1994年分別由里根和克林頓政府進行的兩次刑法改革，更是將懲罰諸如持有大麻等性質輕微的行為，寫入改革美國刑法系統的法案中，并規定了對其中許多行為的“最低量刑（Mandatory Sentencing）”，使公訴方和法官無法考慮個案所涉及的復雜社會背景，行使酌情減輕或免除刑罰的自由裁量權。雖然從這些法律被簽署通過開始就不乏質疑其合理性的聲音，但此后的二十多年里，美國打擊毒品的思路并沒有發生制度性的改變。

就像這些批評聲音所預料的一樣，這些以懲罰性為中心的措施并沒能從根本上解決美國社會中的毒品問題，根據美國疾控中心的統計，2019年，美國每十萬人中就有21.6人因吸毒過量而死，和上一年相比上漲了4%，所涉及的成癮性物質類也從海洛因、止痛劑等發展成為致死性更強的芬太尼。而這一系列“禁毒戰爭”卻起到了另一種作用：非裔美國人群體受到了深重的、系統性的打擊。從統計數據來看，黑人和白人持有毒品的概率并無差別，且前者在美國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只有不到15%，但因毒品罪名被監禁的黑人在人數上卻是白人的五倍；非裔美國人家庭在醫院生育時，有很大可能會被要求接受藥物檢驗，結果呈陽性的父母會以危害兒童為由，被剝奪剛剛出生的孩子的撫養權；許多因毒品指控而被監禁的黑人，在監獄中從事強制勞動時會面臨低薪資、權利難以維護等問題，這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奴隸制下黑人的處境。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在2001年發布的一份報告中，就直言“禁毒戰爭”是當下的“吉姆·克勞法”（Jim Crow Law，指內戰后南方州架空第十四修正案，建立制度性種族隔離的一系列法律）。

事實上，許多人認為，尼克松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就摻雜了自己對黑人和諸如嬉皮士等亞文化年輕人的偏見，并以此作為“狗哨（Dog Whstle）”，隱性地表達種族主義來吸引保守白人選民。而即便立法者的初衷是讓法律在種族方面不偏不倚，對黑人貫穿全社會的偏見也導致了執法、司法機構對黑人群體針對性的打擊；而黑人被不成比例地指控、監禁作為可見的結果，又反過來強化了全社會對這個群體毒品買賣和使用率高的偏見，在這樣的惡性循環中，毒品就成為了緊貼在非裔美國人社群身上的刻板印象標簽。

同樣的問題也不僅圍繞著“毒品”這樣一個標簽存在，許多社會中的少數族裔都會被妖魔化為“暴力”、“危險”、“犯罪率高”并因此被執法機關區別對待。這種現象在美國的存在可以一直追溯至種族隔離時期，許多對黑人的私刑就是以他們“侵害了白人婦女”、“搶奪了白人財物”等莫須有的罪名來正當化的，比如在1955年，十四歲的黑人男孩艾米特·提爾（Emmett Till）僅僅因為在雜貨店中和一位白人女性交談，就被視作破壞了“種族秩序”，被她的丈夫在幾天后從家中綁架并殘忍毆打、殺害。

而上文中提到的美國兩次以“嚴刑峻法”為核心的刑法系統改革，更是順應、助長了社會對非裔美國人的偏見，對這個群體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傷害：黑人由于更有可能面臨執法部門的針對，就更有可能落入這一整套以懲罰而非改造為中心的刑法系統。截止2010年，美國監獄中黑人的比例高達40%；由于法律沒有賦予法官足夠的自由裁量權，黑人群體在教育、經濟、政治參與等方面遭遇的橫跨幾代人系統性不公，也無法在定罪中被充分考量；為達到威懾效應，被判有罪者還被限制了諸如接受高等教育、投票、就業等一系列權利，從而為他們日后的回歸社會創造了更大障礙。于是，他們無法打破導致了自己曾經選擇犯罪的系統性不公，反而在其中越陷越深。而許多人并不能從黑人不成比例被監禁的現實中看到司法系統的問題，反而因此加深了將他們和“暴力犯罪”聯系起來的刻板印象。

這種刻板印象導致的一個最典型的災難性政策，就是紐約市在布隆伯格市長任期下施行的“攔截搜查（Stop-and-Frisk）”執法，給予警察當存在“可疑理由”的情況下無需搜查令就可以攔截、搜身、扣押嫌疑人的權利，旨在通過威懾來降低紐約市的犯罪率。但事實上，不僅紐約市的治安并沒有因此受益，少數族裔市民卻集中成為這種措施的受害者：非裔、拉美裔市民遭到攔截搜查的概率比白人要高出九倍；許多人表示，自己在紐約市的日常一部分，就是面對隨時被攔下搜身、人格尊嚴甚至人身安全隨時會被警方傷害的可能，這給太多少數族裔市民帶來了心里創傷。布隆伯格的繼任者白思豪（Bill de Blasio）上任伊始就廢除了這項政策，紐約市的犯罪率卻隨之降至了1950年來的最低點。

所以，既然對非裔美國人的種族主義刻板印象有如此深的根基，肖文的律師選擇在庭審中利用這點進行辯護也就并不意外：他不僅聲稱弗洛伊德尸檢報告中所確定的死因“心肺驟停”可能緣于芬太尼藥物，還將弗洛伊德在2019年所經歷的另一次逮捕納入了證據中，并請來當時現場的警員作為證人，雖然法官明確向陪審團指示，與之相關的證據證詞只能用于參考弗洛伊德使用成癮性藥物的歷史，而不能用來判斷他的品行人格，但很難確定這樣的證據是否會影響陪審員對受害者的看法。

美國警察工會與包庇暴力的警察文化

在放大弗洛伊德自身過錯的同時，被告辯護律師的另一條策略，就是盡力撇清肖文在事件處理過程中的責任，試圖證明他的跪壓行為“完全符合對警察的訓練和行為要求”，是在合理判斷了現場可能的危險后做出的，而他之所以未能注意到弗洛伊德生命跡象的減弱，則純粹因為周圍聚集了太多“充滿敵意的圍觀者”，對他執法的專注造成了“干擾”；換句話說，在律師對事實的重新塑造中，肖文成為了現場弱勢的一方，面對的則是可能“危險”、“暴力”的弗洛伊德和氣勢洶洶的圍觀者，因此不能苛求他做出更好的判斷。

這背后其實是美國流行文化中的另一條迷思：警察在工作中常常是面對著不成比例地危險和犧牲的“弱者”，因此他們的失誤、過當也應該被寬容對待。流行文化對警察的塑造就是一個縮影：在9·11事件后，這些文本中的警方很少會成為絕對的反派，他們辛苦、忠誠，守衛市民的安全，卻拿著微薄的薪水，無私地做著這樣一份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其中雖然可能會有腐敗或濫用暴力的個體，但正直的成員最終代表著這個職業的底色，同時往往在“強大”的媒體、輿論、監督下顯得弱勢；警察暴力當然也可能會被談及，但卻局限于個案，鮮有涉及其背后深刻系統性的批判。肖文的辯護律師也希望在這場審判中，利用警察在一部分公眾中這種形象，刻畫出一幅“失衡”的權力圖景。

但這種印象與事實相差甚遠：美國的警察并非一個低收入職業，其薪資高于公立學校教師、新聞記者等職業，能穩穩落入“中產階級”的范疇，在經濟報酬層面是存在吸引力的；更重要的是，警察背后擁有一個常常可以凌駕于法律之上的組織，能輕易為許多造成了傷害的不當行為免除責任：警察工會（Police Union）。

警察工會發源于民權運動中后期。當時，警方對民權抗議者的一系列暴力行為在全國范圍內激起了越來越多民眾的憤怒，從制度層面改革執法機構的呼聲也越來越高。由于不希望改變自己一貫的執法方式，全美各地的警方開始組成工會。但和絕大多數工會保護處于弱勢的雇員一方不同，警察工會的中心宗旨，是保護警員不需要為暴力行為和其帶來的傷害、后果承擔責任。

各地的警察工會紛紛和市、州級政府談判出偏袒警員的雇傭合同條款：對不當行為的調查，要預先給予涉事警員一天至一個月的時間“準備”自己的辯護——這自然給了許多警察編造、串通說辭從而互相包庇的時間；調查、處分警察暴力的權力也不再屬于警長或市政府，而要通過“勞動仲裁”程序，警察工會則有資格挑選仲裁委員會的成員；即便仲裁結果確定了警員的不當行為，這個紀錄也可在一段時間后被封存或銷毀，既無法由公眾查詢，也無法當該警員在日后再次接受調查時作為證據或考量因素；若警員涉及民事或刑事起訴，警察工會通常還承諾為其提供法律和經濟支持——就在本次庭審中，肖文的辯護律師艾瑞克·尼爾森，也是由當地警察工會雇傭的十幾名輪番為被起訴警員辯護的律師之一。通常情況下，警察工會談判出的合同效力，甚至可以高過地方級規范警察行為的立法。

這種制度造成的后果，就是大量使用了不當暴力的警察，不需要為自己的行為承擔任何責任。紐約時報在去年“黑命攸關”運動期間，總結了近幾十年里一系列涉事警員后續的處理，雖然他們存在明確的不當行為，甚至在后續的調查中提供虛假聲明，然而其中的一大部分不僅沒能被起訴、定罪，甚至沒有接受內部程序的處罰，有些至今還在警隊中工作，另一些則拿到了高額“補償金”以后才同意離職。

警察工會一直以來所鼓勵的訓練模式也十分有問題。警察暴力問題專家、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法學院教授塞思·斯托頓（Seth Stoughton）說，美國警察所接受的是一種“基于恐懼的訓練（Fear-based Training）”，即將目之所及的所有人都視為潛在的攻擊者，因此要隨時做好應對他們致命攻擊的準備。這個問題也能在訓練時間的分配中看出：美國警察平均需要經歷129小時武器使用和格斗的訓練，卻僅需要8小時緩和緊張情況的訓練。與此同時，執法部門還未能探索出有效消除種族主義偏見的訓練模式。這些特征結合的結果，自然就是非裔、拉美裔美國人更容易被警察的過度緊張、過當反應所針對和傷害。

這種制度還催生出一種彌漫于警隊內部的文化：在對警察不當行為的調查中，當事人的同事們往往不愿講出對其不利、有助于指控成立的事實，從而建立起一種包庇暴力行為的文化。這種現象還有一個專門的名字：“沉默的藍色之墻（The Blue Wall of Silence，藍色在美國通常是代表警察的顏色）”。

令人欣慰的庭審過程

面對弗洛伊德案如此清晰的事實，檢方和被告在法庭上表現的懸殊也就不足為奇了。在三周的審判過程中，只有不到兩天是被告律師傳證人上庭證明己方觀點；檢方證人總共有38名，而被告的則只有7名，經媒體調查，其中一名作為醫學專家證人的前法醫本身也處于類似爭議當中：作為一名白人，他的相關專業訓練，是在種族隔離制度中的南非完成的，且目前是另一起警察暴力案件的被告，起訴原由是他在2018年擔任馬里蘭州醫學檢驗官期間，鑒定一名死于警察羈押中的黑人青年死因為“意外”，并認定警方不存在失職。

相比之下，檢方所陳述的觀點，則要清晰、翔實、有理有據得多。他們圍繞每個相關領域都請到了數名專業人士作為證人：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局的警長、任職時間最長的警探、負責急救訓練的警官、以及包括上文提到的斯托頓教授在內的幾位外部專家等，都明確表示肖文對弗洛伊德施加的暴力是過當的；最初寫出尸檢報告的檢驗員、負責搶救弗洛伊德的急救人員、由檢方雇傭的獨立醫學專業人士，也都得出肖文的跪壓是弗洛伊德死因的結論。他們的分析都是結合多個角度的現場錄像進行的，帶領陪審團和觀看庭審直播的全世界觀眾逐幀分析肖文在什么時刻的哪個動作，是如何不符合相關規章制度，又怎樣對弗洛伊德造成了致命的傷害。最讓人印象深刻的一段專業證詞來自一位知名肺病學家，他根據現場視頻，定位了弗洛伊德“最后一口呼吸”的時刻：當晚八點二十五分十五秒。

弗洛伊德事件監控視頻截圖

除了專業層面的證詞，檢方證人中還包括許多與事件有直接關聯的普通人。比如，數名事發時的目擊者都坐到了證人席上。這些被被告律師形容為“充滿敵意”的圍觀者，表達了一種共同情感：對現場幾位警察的恐懼，以及懊悔在當時無法做更多能拯救弗洛伊德生命的事情——畢竟，旁觀者的任何干涉行為，都可能招致自己被逮捕、控罪。目擊者中有一名現役消防員，當她以工作經驗判斷弗洛伊德生命垂危、請求幾名現場警員施救時，即便她已經反復講清了自己消防員的身份，卻還是遭到了幾名警員的喊叫、威脅，從現場錄像中，能聽到有警察對她喊道“那你更應該明白不要管我們”。那段知名視頻的拍攝者是一位17歲的女生，她事發時帶著9歲的表妹到便利店買零食，兩人都分別出庭作證：9歲的表妹用獨屬于孩子的語言，說自己當時感到“難過，又有些生氣”，覺得警察的行為“應該會傷到他（弗洛伊德）”；拍下視頻的姐姐作證時，被告律師在交叉質詢環節問她“這段經歷讓自己的生活有什么變化”，顯然是指她因此獲得的知名度和褒獎，質疑她關注此事背后的動機，從而打擊她證詞的可信度。但她回答里的真情流露顯然讓這個打算落了空：在弗洛伊德身上，她看到了自己的“父親，兄弟，妹妹”，因為“他們也可能成為弗洛伊德”，這段傷痛經歷讓她很多個晚上無法入睡，并希望“為沒能做更多而向他道歉”。

檢方的證人中還包括弗洛伊德的弟弟和生前的女友。在他們的講述里，人們看到一個更加立體的形象：熱心，善良，親密，熱愛自己生活的城市和社區，永遠為弟弟準備好食物，在母親去世時受到的打擊深重......他的女友還講述了兩人如何和成千上萬的美國人一樣，毫無知覺地陷入對芬太尼藥物的依賴：醫生違反規定為他們身體上的輕微疼痛開出了含有成癮性物質的止痛劑并致使兩人成癮，他們在處方用完后便只能通過非法途徑獲得藥物。除了提供一個充滿人性的角度讓陪審員和公眾能更好地共情，這些講述也有力地打破了種族主義敘事中一個可能危險、暴力、需要警惕和制服的癮君子形象，取而代之地是一個能在自己親友身上看到影子的普通人，如何在種種結構性困境的夾縫中生活著。

“黑命攸關”運動勝利了嗎

不少人在這場庭審的結果中，看到了“黑命攸關”運動帶來的制度性改變：除了檢方指控的三項罪名均被判成立這個極其罕見的結果以外，最直觀的另外一點，就是所謂“藍色的沉默之墻”被打破了，包括警長在內，肖文的數位同事都出庭為檢方作證，且表達的觀點都十分明確：肖文的行為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不可接受”的。

許多觸及結構性改革的措施也第一次在國會和超過30個州內被討論、通過：16個州禁止或限制了在執法中使用殺死弗洛伊德的“頸部壓迫（Neck Restraint）”；10個州要求警員佩戴執法記錄儀；5個州停止向執法機構發放允許警方不敲門便強制進入的搜捕令（No-Knock Warrent）；馬里蘭州由民主黨控制的議會，則史無前例地通過立法，廢止了警察工會談判出的許多有助于包庇暴力的條款，包括前文中給予涉事警察“串供”時間、封存施暴記錄等；聯邦眾議院也在三月份通過了大規模改革執法系統的“喬治·弗洛伊德法案”，雖然參議院共和黨的阻撓讓其目前還難以通過實施。

但也有許多人說，肖文罪成立只不過是一連串偶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非結構性改變的作用。這種視角最鮮明的佐證，是庭審進行的三個星期內發生的兩起警察暴力事件：20歲黑人但丁·懷特在被警察截停后，手無寸鐵配合警方所有指令卻依然被開槍射殺，整件事情就發生在這場庭審的10英里外；芝加哥市13歲男孩亞當·特雷多在遭遇警察時，在服從指令舉起雙手的過程中被警方擊中。據統計，在庭審進行的數周中，全國共有64人在和執法機關的爭執或沖突中喪生。

而在遭起訴的施暴警察中，被判無罪或無足輕重的輕罪往往才是常態，這甚至發生在激起去年“黑命攸關”運動的另一起事件的后續調查中：黑人女性布麗阿娜·泰勒（Breonna Taylor）的被警察射殺事件。圍繞她的整件悲劇，可以說暴露了一切系統性問題：由于警方前期調查中對黑人社區和市民的選擇性執法，泰勒的家被誤認是她已經斷絕來往的前男友的藏毒窩點；警方在事發當晚上門搜查時，全程未曾表明身份，致使在家中的她和男友認為是歹徒闖入，于是在門被撞開以后開槍自衛，警察在還擊的過程中有6發子彈擊中泰勒，致使她當場死亡。

而如果說弗洛伊德和他的家人多多少少見到了正義的實現，泰勒則可以說不幸得多。在事后，人們試圖厘清誰該為這起悲劇負責時才發現，現存法律幾乎都是無效的：警方堅稱他們在敲門時已經多次表明身份，但即便能夠證明這是謊言，他們拿到的也是允許直接破門而入的搜查證，本身連敲門都不需要；雖然泰勒男友的自衛是合法的，但警方在“生命受到危險的情況下”還擊也同樣合法，而通過彈道鑒定發現直接導致泰勒死亡的子彈就來自這群警察中的一員；最終被起訴的，只是一名聽到槍聲后跑到樓外向泰勒窗內連開數槍的警探，雖然他的行為明顯違規，卻沒有造成實際傷亡，也僅被以“肆意傷害”的輕罪起訴。幾位擊中她的警員至今仍受雇于當地警局，其中一位甚至以造成身體和心理創傷為名起訴泰勒正當防衛的男友，還即將出版一本“講述自己一方事實”的書。換句話說，即便這起案件同樣在全國范圍內引發了憤怒聲浪，卻最終沒有人真正為泰勒的死承擔責任。

在庭審進行的過程中，《紐約時報》的記者走進了其他三個警察暴力受害者的家庭，用視頻記錄他們是如何觀看這場審判。三人分別是羅德尼·金，奧斯卡·格蘭特和史蒂芬·克拉克，三起案件在當時都引起了全國性的關注，時間從1991年橫跨至2018年。除了情感上的沖擊，他們的家人們最頻繁表達出感嘆，就是眼前一切和自己親人所經歷的有多么相似：視頻中直觀展示的殘忍，將受害者與毒品和犯罪聯系起來的抹黑，將無助的旁觀者形容得“暴力”、“危險”……“一切都沒有改變。”的確，在美國警察暴力的成因中，種族主義一直處在最主導的位置上，代表著權力的機構不斷內化、實踐、強化著對少數和邊緣群體有形或無形的污名。但無論如何，去年爆發的運動和這場審判都讓人們看到了意識的變革——哪怕五年前，一位黑人運動員還會因為在NFL賽場上抗議種族主義而被迫中止職業生涯，但在今天，同一種抗議的正當性，已經被所有主流商界、政界和文化界認可；越來越多的人也開始明白“系統性不公”真正的含義，看到美國人引以為傲的每一部分歷史中，都有種族主義留下的深深傷痕。從新聞媒體到流行文化，從街頭到投票箱，民眾的意識被不斷撬動，是任何社會前進的唯一可能，而無論如何，這場審判也終會成為壓下杠桿的一塊石子。

參考：

What to Know about George Floyd’s Death - The New York Times

Drug Overdose Deaths Remain High - The United State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The Drug War is the New Jim Crow -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Nixon Official: Real Reason for the Drug War Was to Criminalize Black People and Hippies - Vox

The Murder of Emmett Till - PBS

How Punitive Excess Is a Manifestation of Racism in America - The Brennan Center

Clinton Crime Bill: Why Is It so Controversial? - BBC News

The Lasting Effects of Stop-and-Frisk in Bloomberg’s New York - The New York Times

Why ‘Stop and Frisk’ Inflamed Black and Hispanic Neighborhoods - The New York Times 

How Cities Lost Control of Police Discipline - The New York Times

What We Know about Eric J. Nelson, The Lawyer Presenting Opening Arguments for Derek Chauvin - The New York Times

NYPD Study: Implicit Bias Training Changes Minds, Not Necessarily Behavior - NPR

How a ‘Lens of Fear’ Can Make Officers More Likely to Use Deadly Force - PBS

‘Lackluster’ Performance by Chauvin Defense Leaves Experts Debating Trial’s Outcome - NBC News

Expert Witness Pinpoints Floyd’s Final Breath and Dismisses Talk of Overdose - The New York Times

‘It Wasn’t Right’: Young Witnesses Offer Emotional Testimony in Chauvin Trial - The New York Times

‘I Stay up Nights Apologizing to George Floyd’, Says Teen Who Documented His Death for the World - The Washington Post

George Floyd’s Girlfriend Says Opioid Addiction Was A Struggle They Shared - The New York Times

Philonise Floyd, George Floyd’s Brother, Testifies - The New York Times

The ‘Blue Wall of Silence’ Is Crumbing in the Derek Chauvin Trial. Why This Case Could Be a Tipping Point - NBC News

As New Police Reform Laws Sweep Across the U.S., Some Ask: Are They Enough? - The New York Times

What to Know about the Police Shooting of Adam Toledo - The New York Times

Throughout Trial over George Floyd’s Death, Killings by Police Mount - The New York Times 

The Killing of Breonna Taylor - The New York Times

Breonna Taylor Grand Jury Audio Reveals Conflicting Accounts of Fatal Raid - The New York Times

Louisville Police Officer Sues Kenneth Walker, Boyfriend of Breonna Taylor, for Emotional Distress, Assault and Battery - CBS News

Post Hill Press Goes on with Book by Officer in Taylor Raid - Associated Press

Video: From Rodney King to George Floyd: Reliving the Scars of Police Violence - The New York Times